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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魚燕翅
長江流域的瀝瀝春雨，顯然不會讓黃金周里去南方旅游的人們感到太多的愉快。煩惱也降臨到了扎堆來北京的游客身上：靠近天安門的幾個地鐵站都關了，那些希望參加升旗儀式的人們得先做好“遠足”的準備。
然后莫斯科紅場附近的地鐵站也都封了。因為5月9日這天要在這里舉行勝利日的慶典，因為勝利日的慶典是政治家們的慶典。
三大戰勝國之一的英國的領導人沒有出現在紅場的貴賓席中。布萊爾的工黨在慶典開始前4天贏得了議會選舉的勝利，比起去異國緬懷歷史的勝利，現實勝利后的組閣顯然是更緊迫的工作。同樣讓他感到緊迫的是，工黨比4年前少了47個議席，盡管在歐洲大國中唯一保持經濟繁榮的內政成就，使得工黨贏得了選民的支持，但參加伊戰的外交政策，卻使得反對布萊爾的黨內議員擴大到了90個——這使得他很有可能在第三個任期內因內部“逼宮”而下臺。第三次連任的布萊爾已經追平了“鐵娘子”的戰后連任的記錄——而后者也是在第三次任期內下臺的。
在“三年兩總理”的亞平寧半島，連續執政4年的貝盧斯科尼也終于下臺了。但這不是意大利人缺席紅場慶典的理由，9個月前他們已經被諾曼底的慶典拒絕過一次。在兩次世界大戰中，昔日羅馬帝國的繼承者十分鮮明地樹立起了歐洲大國中最孱弱和首鼠“兩端”的形象。
不景氣的國內經濟和參加伊戰引發的反對聲，把AC米蘭老板推下了總理寶座，中國人則可以饒有興致地去做兩個預測：意大利倚仗歐元強勢而在2003年搶去的世界第六經濟大國的交椅，今年能否被中國重新坐回？有前車之鑒的新總理是否會改變前任的伊戰政策，使得意大利再次在一場牽動全球的戰爭中成為最大的騎墻者？
發明“騎墻”這個詞的中國人，當然最深諳此間的運作之妙。連戰走了，宋楚瑜來了，在這個時機的把握上，再次體現出臺島政黨角力中“關鍵少數”的角色特點。而執政能力日益成熟的北京決策者們，對臺島政治力量取勢三路的精妙操作所表現出的智慧，則已經不是騎墻這個中性詞所能涵蓋的。
可惜我們在某些“新事物”面前，還是經常容易以缺乏常識和經驗不足去原諒自己。“股權分置”給投資者帶來的有限利益和補償，與因此引發的無限的擴容和風險的博弈結果，使得中國股市在“五·九”勝利日這天，開始了新一輪的大潰敗。
與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同一年誕生，或者說與現代經濟學同年的美國，當然不會經常表現出經驗和常識上的缺失。時隔4年，美國宣布再次發行30年期國債，表明了財政赤字既是其近憂也是遠慮；5月3日，格林斯潘再次以最少的幅度和最快的速度宣布升息，從中國的樓價到歐元的匯率，都越來越清晰地顯示出資本回流的跡象。似乎不是一種巧合，世界銀行的行長在美元利率提高到3%的同時，公開建議把只有2%的歐元利率再降一點。我們突然發現，自從28個月前歐元利率降到這個有史以來的最低點后，歐元區的實際政策性利率已兩年多接近零的水平。我們需要懷疑的顯然不是世行行長的常識或經驗，而是這位前美國國防部副部長的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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