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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冉學東 發自北京
人民幣匯率問題事關中國、亞洲乃至于世界經濟穩定發展，學術界和社會各界都在作認真的思考和探索。5月11日，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貨幣理論和政策室主任彭興韻接受了本報記者的專訪，就人民幣匯率問題發表了他的意見。
《第一財經日報》：你認為現在人民幣匯率調整的時機成熟嗎？如果現在調整人民幣匯率將對中國經濟和金融的發展產生什么影響？
彭興韻：人民幣不論升值還是貶值，都沒有絕對的標準和依據。有人說，前一階段房地產價格的上漲和人民幣匯率有關；還有人說，投資過熱也與人民幣匯率有關。這些關系到底是什么情況？我們都沒有做過實證分析。從2003年七國財長會議開始，學術界才開始討論人民幣匯率問題，對于調整人民幣匯率的內外部條件和環境以及具體的方案設計，我們研究的時間還太短。
美國給中國壓力的目的是要解決他們的問題，我們調整人民幣匯率當然也要立足于我們的目的。
現在我們面臨的情況是國有銀行真正的法人治理結構遠遠沒有建立起來，數額龐大的不良資產也遠沒有消化完畢；國有銀行在金融技術和業務上都還處在初步學習的階段，特別是風險控制的能力都很低，在經濟層面尚有許多矛盾需要解決。
《第一財經日報》：如果中國決策調整人民幣匯率，應怎樣防范風險？
彭興韻：無論升值還是貶值，時機和條件都遠未成熟，人民幣匯率不僅僅是一個金融層面的問題，而是一個大國之間政治博弈的結果，因為誰也不知道人民幣合理的平價到底在哪里。其實中國人民銀行在許多方面都在為調整人民幣匯率作了一些準備。如美元做市商制度的推出，國有銀行的改革，利用外匯儲備注資國有銀行等等。如果現在貿然讓人民幣升值，這些已經注入國有商業銀行的外匯將遭受很大的風險，資產馬上就會縮水，資本充足率也就不能達標了。當年日本“金融戰敗”的歷史經驗一定要吸取。
《第一財經日報》：人民幣升值的壓力是怎么造成的？
彭興韻：其實人民幣匯率升值和貶值的可能性都存在。中國經濟的長期持續的高增長確實使人民幣有升值的需求，現行外匯管理體制下，央行外匯儲備猛增，為了對沖外匯占款給中國經濟造成的影響，央行要發行票據來對沖，這使央行付出了巨大的成本，貨幣政策的獨立性也受到了挑戰，但這是我們現階段必須付出的代價。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中國經濟高增長的背后掩蓋了經濟結構中存在的各種矛盾，這些矛盾也有可能導致人民幣貶值。
《第一財經日報》：現在學界議論的調整方案中，大概有調整平價、盯住一攬子貨幣還有擴大浮動區間等。你認為如果我們真是要在近期調整人民幣匯率，你認為哪種方案更有利于中國和亞洲的金融穩定？
彭興韻：首先，調整平價不是一個好的選擇，因為這種調整仍然不是一個市場行為，不是市場參與各方討價還價的過程，而是一個政府行為，誰也不知道人民幣的均衡利率是多少。而且這樣調整也有風險，如果我們把平價上調，歷史經驗表明，市場將會在很短的時間里有過度反映，如我們升值5%，往往可能馬上升值10%，然后市場才開始回調。而且那些等待人民幣升值的熱錢在達到目的后，會馬上獲利撤資，這時候人民幣就有了貶值的風險，這對金融和企業部門都會產生很大的影響。所以只要變動平價，哪怕和擴大浮動區間相結合的方案都是不可取的。
至于盯住一攬子貨幣的方案，這個方案代價更高，要盯住好幾種貨幣，操作起來比較麻煩，而且實行盯住一攬子貨幣的國家也有不成功的先例。這個方案只在一些小國家比較適合。
我認為，相對最好的方案應該是逐步放開浮動區間，讓市場參與主體在按照供需關系在一定的范圍內自主地產生價格。剛開始的浮動范圍應該比較小，同時做好準備工作，如貨幣市場的建設，商業銀行對衍生品工具的掌握等。等到經濟再進一步穩定了，可以將浮動區間再擴大，然后可以再穩定幾年。直到內外部環境和條件都基本成熟了后，如外匯市場要建立起來，商業銀行成為人民幣做市商，人民銀行退出這個市場，只在匯率浮動過大時才入市干預，外匯經紀商買進賣出，進行競價撮合，才能實現真正的人民幣匯率的自由浮動。
《第一財經日報》：如果我們現在不調整人民幣匯率的話，你覺得有什么比較好的措施應對已經進入中國的熱錢？
彭興韻：只要我們按住不動，熱錢的盈利壓力不允許它們付出過高的時間成本。這樣唯一可選擇的道路是：怎么進來的就怎么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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