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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五”規劃基本思路和2020年遠景目標研究
-課題負責人：王夢奎 謝伏瞻 李劍閣
-課題協調人：李善同 盧中原 侯永志
-張軍擴 李佐軍 趙懷勇 劉培林 執筆
一、從我國自身歷史比較來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取得明顯成效
從我國自身的歷史比較角度分析，改革以來我國在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方面取得了明顯的成效。
第一，能源和電力的消耗強度大幅度下降。1995和2002年，我國按照不變價格計算的單位產出能源消耗強度分別為7.29和4.76噸標煤／萬元GDP；電力消耗強度分別為0.56和0.52千瓦時／元GDP。其中工業部門按照不變價格衡量的單位產出能源消耗強度，1995和2002年分別為8.70和4.75噸標煤／萬元增加值；電力消耗強度分別為0.69和0.55千瓦時／元增加值，下降趨勢更加明顯。
第二，單位增加值的排污量呈現下降趨勢。從1998年到2003年的5年間，按照不變價格計算的單位工業增加值排放廢水、排放工業粉塵和產生的固體廢物分別下降34%、52%和22%。
第三，增量資本產出比率(ICOR)的狀況沒有明顯惡化。按每年10%的資產折舊率計算??1978～2003年期間我國ICOR的平均值為1.84，其中1978～1990年為1.79，1990～2003年為1.85。1990～1995年為1.35，1998～2003年為2.00。對于我國ICOR的這種變化，可以從以下三個角度進一步分析。(1)從我國自身經濟轉軌的特殊國情來看，與改革開放初期的高度壟斷和短缺經濟相比，市場競爭程度的提高和供求狀況的改善無疑具有降低平均投資回報的效應。(2)1998～2003年ICOR的顯著上升，主要是受經濟周期和政府通過大量投資于基礎設施以擴大內需政策的影響，不能說明在此期間我國投資效率出現明顯下降。(3)從經濟增長的一般規律來看，經濟增長的過程同時是資本不斷積累和人均資本擁有量逐漸上升的過程，而人均資本的上升通常也會導致資本邊際產出率的降低，除非有持續的大幅度的技術進步足以抵消資本邊際生產率下降的趨勢。
第四，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作用顯著。盡管對全要素生產率計算時存在數據采集和參數選取方面的爭議，但是綜合各方面的研究結果可以看出，我國改革以來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是逐步提高的，按照最不樂觀的估計，我國的經濟增長大約有1／3左右的份額是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貢獻。
從同時期國際比較的角度來看，無論用購買力平價方法還是名義匯率方法衡量我國能耗強度的下降幅度，我國都不遜于世界平均水平，不遜于發達國家，更不遜于發展中國家。根據國際能源組織的數據，從1971年到1999年，按1995年國際購買力平價標準衡量的美元計算，我國單位增加值能耗強度下降68.2%，而同期世界平均下降幅度為27.7%，歐洲國家平均下降幅度為11.2%，亞洲國家平均下降幅度為32.3%。
二、與國際水平相比，我國經濟仍然呈現明顯的粗放型增長特征
(一)重要資源的利用效率依然很低
一是單位資源的產出效率較低。按照現行名義匯率計算，2003年我國GDP約占世界的4%，但重要資源消耗占世界的比重卻很高，石油為7.4%、原煤為31%、鋼鐵為27%、氧化鋁為25%、水泥為40%。我國用水總量與美國相當，但GDP僅為美國的1／8。二是資源的技術效率低。我國2000年每噸乙烯綜合能耗為1212千克標煤，而同年日本的水平為714千克標煤。2000年我國重點企業噸鋼可比能耗為781千克標煤，同年日本的水平為646千克，而1994年英國和法國的水平分別為721和735千克，1990年美國的水平為757千克。三是資源綜合利用率和再生資源回收利用率較低。目前，我國礦產資源總回收率為30%，比國外先進水平低20個百分點。2003年我國鋼鐵工業年廢鋼利用量為5800多萬噸，占粗鋼產量的比例為26%，而世界平均水平為43%。
(二)污染排放強度高
2000年，我國單位GDP(1995年不變價格PPP美元)排放二氧化碳的強度為0.62公斤，從全球范圍比較來看這一水平明顯偏高。同年我國單位GDP(1995年不變價格PPP美元)排放有機污水的強度為0.5公斤，這一水平甚至達到了其他國家的2～3倍。
(三)交易效率低、交易成本高
第一，因為經濟體制尚未實現根本性轉變，法律制度不健全，市場信用狀況差，市場秩序不良，在這種情況下，在發達國家一筆交易就能夠完成的一個經濟往來，在我國可能需要多筆交易才能夠完成。第二，由于我國現代服務業發展相對滯后，技術手段和管理水平不高，完成同樣一筆交易，在我國可能需要花費更大的成本。
三、從我國現代化過程所面臨的資源、環境、發展階段及國際背景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任務依然十分緊迫
第一，不轉變增長方式，資源將難以支撐。為了實現到2020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在未來的發展中，我國經濟需要保持年均7.2%左右的增長速度。然而我國經濟的增長有可能受到資源供給的嚴重制約。一方面，我國資源稟賦較差，維系人們基本生存的耕地和淡水，人均占有量分別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1／3和1／4。支撐經濟增長的石油、天然氣、煤炭、鐵礦石、銅和鋁等重要礦產資源，我國的人均儲量也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另一方面，我國在資源開采、運輸、使用等環節均存在相當嚴重的浪費現象，從而人為加劇了資源緊張局面。
第二，不轉變增長方式，環境將難以承受。根據世界銀行《2003世界發展指數》的數據，2000年時，我國二氧化碳排放總量為27.9億噸，占全球排放總量的12.13%，排放總量僅次于美國。2000年時，我國每天有機污水排放總量為6204噸，排放總量全球第一。即使國際社會不就該問題向我國施加壓力，我國自身的環境容量也難以承受這樣大的污染排放量。
第三，不轉變增長方式，將加劇中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的矛盾，增加外交壓力。20世紀的100年，不足世界人口15%的發達國家依靠消耗全球60%的能源和50%的礦產資源實現了工業化。進入新世紀，全球另外85%的人口將有相當一部分陸續進入實現工業化的階段。解決日益突出的人口、資源、環境與實現工業化的矛盾，是新世紀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目前，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主要經濟體為了實現本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都實施了資源全球化戰略，全球資源爭奪的局勢非常緊張，競爭越演越烈。我國新一輪經濟增長對國際能源的大量進口，已經引起了各國對中國能源需求的高度關注。隨著俄羅斯、印度等國經濟增長的加速，未來我國在全球資源競爭中將面臨更加嚴峻的挑戰。因此，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性轉變，也是實現中外經濟協調發展、創造有利的國際環境的迫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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