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升值：被推上祭壇的羔羊(4)

　　第三部分  人民幣升值：危險和機遇何在？

　　主持人：假如我們拋開國際上要求人民幣升值的輿論壓力，就本國的情況來分析，對人民幣是否有必要做出升值的決策？我們能不能支撐讓本幣升值的各方面沖擊？

　　龔方雄：所謂危機，是危險和機遇并存，我以為目前調整匯率是較佳的時機，當然大 幅度升值不好，但是適當的升值對經濟還是有好處的。就國外因素而言，最好是在美元反彈或美國利息上升的時候再做。這兩個因素都已經存在，據說美聯儲還要加息，美元利息越來越高，這會增加等待人民幣升值的投機行為成本。加之市場預期人民幣升值并不是太高，香港非交割遠期匯率市場預測人民幣年升值率大概在4%左右。所以我認為，近期內實際上是中國推行匯率體制改革的最佳時期。這個機會不應該錯過。

　　陳興動：但從我的觀察來看，從未有過任何一個國家曾對本幣主動采取過升值的做法，相反，我們看到更多的是主動貶值的例子。貶值的可預期遠遠大于本幣升值的可預期。任何一國都不愿冒這樣的巨大風險，如果本幣升值操作不好的話，可能給政府帶來很大的危險。而且往往是升值之后又帶來巨大的貶值或升值后經濟出現泡沫化。日本的慘痛教訓值得汲取。

　　我傾向于認為，現在中國似乎不可能讓人民幣升值。一是從目前情況看，從中國的經濟管理能力到金融制度改革的進展都不足以支撐升值預期。我們過去的20多年才學會怎樣管理制造業，但是金融方面的理念與此又大大不同，即使技術更成熟的西方國家都不能做本幣升值的主動操作，與其盲動不如不動。二是匯率制度僅僅是金融制度中的一個子制度，在金融制度改變之前，匯率制度不宜有巨大變動。舉例說，2006年11月，國內銀行業全面開放，中國銀行和外國銀行會短兵相接，萬一出現大規模的存款搬家，比如說從國有銀行搬到外國銀行，那么人民幣反而有可能貶值。而現在離那種可能的場景不過一年多而已，與其現在讓人民幣升值、到時再貶值，還不如到時候系統性的金融風險解除之后再去定這些事。三是幣值無從重估。盡管對人民幣升值的主張很多，但沒有任何人可以說出人民幣幣值到底低估了多少，應該升值到多少。人民幣匯率的參照標準是什么？沒有人知道。因此政府并不能看到市場這個“看不到的手”所決定的人民幣市場匯率應該標定在哪里，這樣任何人拿出辦法來都會引起質疑。

　　何帆：人民幣適度地升值可以釜底抽薪，緩解進一步的升值壓力。盡管我們并不知道人民幣匯率定在何種水平才是最佳點，但是在一個大致合理的區間內，人民幣適度的升值(比如升值10%左右)就足以引起投機資本的分化。在宣布人民幣升值的同時，中國政府可以鄭重承諾，在未來一段時間(比如半年到一年之內)將不再調整匯率水平。

　　王建：我從來都不認為人民幣有升值的必要。最近兩年，國際市場初級產品價格不斷上漲，今年初進口鐵礦石價格又上漲了71.5%，從總體上看，如果以目前的漲價的水平，石油、鐵礦石等初級產品進口產品漲價，大約會給中國造成每年100多億美元左右的收入損失，折合人民幣也就是1000億元，相對于中國每年的新增的2萬億元GDP來說，只有5%上下，可是如果經濟增長發生了停滯，國際初級產品價格還是在高位，中國還得進口不少，問題就大了，因為承受能力小了。所以，用提升人民幣匯率的辦法消化進口漲價因素絕不是好辦法。

　　主持人：既然讓人民幣升值的動議主要來自外部，既然人民幣無論調整與否都會有諸多爭議，在進退維谷之際，中國政府和企業又如何應對外部壓力，以柔克剛？

　　陳興動：事實上中國還有巨大的空間對當前的升值壓力減壓。前幾天在與亞洲開發銀行駐華首席經濟學家湯敏博士討論這個問題時，我們認為：一是改革外貿政策，取消目前的鼓勵出口、限制進口政策或降低幅度；二是改進目前的外資投資政策。我個人支持實施內外資企業的所得稅并軌；三是想辦法把現在的過高的外匯儲備降下來。很高興前幾天看到財政部副部長李勇在答記者問時提到，中國要增加在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揮作用的力度。通過不同的投資方式，我們就可以把多余的外匯儲備降下來；四是把隱性的財政赤字顯性化，雖然報表會難看一些，但世界上的其他國家看到這么高的財政赤字自然就沒有理由主張人民幣升值。

　　龔方雄：緩解的最基本的措施就是加快人民幣改革步伐和人民幣匯率體制轉換的步伐，增強人民幣匯率變動的靈活性。隨著我們國家貿易地位在國際上的不斷提高，相應地對別國市場的依賴性也在逐漸增加。市場經濟一個很大的特點就在于對參與各方都有利。以上的措施可以緩沖外部市場的波動和震蕩對我們國家經濟的影響。如果匯率保持不動，只通過加息縮減貨幣政策，反而會加速經濟的不平衡現象。

　　巴曙松：在積極采取措施增大匯率制度的彈性的同時，中國也應當對于可能出現的各種貿易摩擦保持高度的敏感，因為以中國快速增長的外貿，以及對外經濟規模的迅速擴張，中國很有可能出現對外貿易摩擦的高發期。對此，還應當對國際社會講清楚，中國只是整個價值鏈中的一個環節，要從全球經濟運行的整個價值鏈來考察貿易失衡問題。同時，在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之間發生貿易摩擦時，主要是行業協會等發揮十分靈活的作用，中國目前則主要依靠政府機關的參與，顯得缺乏回旋余地，因此，發展行業組織十分重要，特別是在貿易摩擦當中。

　　哈繼銘：我覺得有必要提醒的是，外匯儲備的增長增添了貨幣政策的難度。為了沖銷外匯儲備的上升對貨幣供應的壓力，央行必須不斷發行票據。目前央行票據發行量不斷增大，期限也在延長，這增加了貨幣政策的執行成本；另外，儲備大，風險也大。一旦美國長債收益率上升，美元外匯儲備將縮水。而美國某些汽車公司業績的大幅下降很可能觸發美國長債利率的上升。放緩儲備增長的方法有鼓勵流出和限制流入，而鼓勵流出將使流入有恃無恐。中國當前應當采取措施限制外匯流入——中國儲蓄率極高，不缺錢！應當規定所有外資流入必須在央行存半年方可使用，應當統一內外資企業所得稅，應當嚴格取締熱錢地下錢莊，應當謹慎發展香港人民幣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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