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舒默修正案有陰謀 人民幣匯率升值是場災難

　　人民幣幣值重估的呼聲重新鼓噪起來，以前一直提倡貨幣自由化的麥金農和蒙代爾卻轉向呼吁人民幣保持穩定，人民幣升值將會是一個災難？

　　彭興韻/文

　　人民幣匯率變動烽煙再起。

　　4月上旬，美國參議院通過了一份提案：要求中國政府在六個月內允許人民幣升值，否則，會對中國出口美國的商品征收懲罰性關稅。

　　誰操縱匯率？

　　美國認為，中國政府人為地把人民幣匯率跟美元直接掛鉤，使得中國出口商品在價格上得到了15%到40%的優勢，也就是平均27.5%的優勢。以此為依據，該項名為《舒默修正案》的動議規定，如果中國在6個月內不采取行動調高人民幣兌換美元的匯率，美國將對進口的中國產品征收27.5%的關稅。

　　與此同時，美眾議院又附和參議院，提出了《中國貨幣法案》。該法案指出，外國政府低估本國貨幣，構成違禁出口補貼，屬“操縱匯率”。人民幣匯率再次被推到了國際政治經濟舞臺的前沿。

　　美國參眾兩院的邏輯是，中國的匯率政策人為地提高美國對華出口產品的價格，降低中國對美出口產品的價格，進而擴大了美國對華貿易的逆差，增加了美國的失業，對美國經濟造成了傷害。

　　在這些議員看來，只要人民幣對美元升值了，中美之間的貿易問題甚至美國國內所面臨的各類經濟矛盾，就會得到圓滿解決。這無疑把問題過于簡單化了，美國人的偏狹也表露無遺。

　　2004年，美國的貿易逆差額達到了6177億美元，而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只不過數百億美元，相對于美國6000余億美元的貿易逆差只不過極小的一部分。美國參眾兩院的議員們將其國內巨額的貿易逆差，歸罪于人民幣匯率問題，顯然是小題大做了。

　　美國受惠人民幣穩定

　　實際上，這些年來，穩定的人民幣匯率對美國金融市場起到了積極作用。

　　2004年中國的外匯儲備較2003年增長了51.3%，外匯儲備總額超過了6000億美元。而在中國的外匯儲備資產中，基本上都是美元資產，尤其是持有大量的美國政府債券。

　　一旦人民幣升值，大量的投機資本流出，中國外匯儲備減少；中國外匯儲備的減少，無疑會減少對美國政府債券的需求，美國政府債券市場利率就會下降，這無疑會對美國金融市場造成沖擊。

　　其次，中國為了維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而持有大量的美元資產，為美國提供了巨額的鑄幣稅。美元的儲備貨幣鑄幣稅意味著，美國不需要付出任何勞動，就可以無償地占用中國的資源和產品。

　　相反，如果實行更加靈活的匯率制度，中國對美元儲備的需求會減少，美元再也難以享受到如此之大的鑄幣稅的好處。

　　最后，人民幣匯率的穩定促成了全球新的國際分工的形成，所謂“中國是世界制造中心”的說法，無不是人民幣匯率穩定的結果。而新的國際分工的形成，正是美國成功地實現產業轉移的前提。

　　人民幣匯率升值是“災難”

　　相對于美國參議院的急躁和粗淺而言，美國財長斯諾卻似乎要穩重的多。

　　期諾表示：“推動這項法案是一個嚴重錯誤，它會產生適得其反的效果。你不希望擾亂中國的金融體制，導致又一場東南亞金融風暴，對吧？”斯諾的最后一問，恐怕觸及到了這些議員最敏感的神經。

　　他們積極地推動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改革”或者要求人民幣“升值”，背后不可告人的圖謀實質上就是，他們清楚地看到中國國內的經濟金融體系還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問題，國有企業、國有銀行治理結構還很不完善，銀行體系不良資產的頑疾還難以解決、企業、銀行和其它各類金融機構還沒有成熟的風險管理技術，因此，一旦中國按照他們的意愿改革了匯率制度，匯率水平在經歷短暫的升值之后，可能會急轉直下，將中國經濟金融體系拖入危機的泥潭。

　　無論如何，他們是不希望中國過于積極地活躍在國際經濟、政治舞臺上。美國參眾兩院人民幣匯率動案的神經里，還是政治經濟霸權主義在作祟。

　　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改革是中國經濟市場化改革的必要組成部分，然而，它是一個漸進的過程。

　　東歐和前蘇聯在經濟市場化改革的過程中，按照“華盛頓共識”對匯率制度進行了大爆炸式的市場化改革，結果這些國家的貨幣和整個金融體系崩潰了。

　　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始作俑者、斯坦福大學的著名教授麥金農先生，在他早期的金融自由化改革中，實際上也主張對包括匯率制度在內的金融體系進行一攬子的全面自由化改革，然而，在經歷各種金融危機和金融風暴之后，麥先生又對他過去的理論進行了重新審視，主張在對匯率制度的改革時必須謹慎。

　　近幾年來，在有關人民幣匯率問題方面，他同具有歐元之父之稱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蒙代爾教授一致認為，人民幣匯率升值是一個“災難”。

　　麥金農最近還認為，東亞經濟體選擇盯住美元是一種完全理性的選擇。浮動匯率、盯住一攬子貨幣等匯率制度安排均不能解決東亞地區面臨的匯率困境。

　　匯率不能單方面改革

　　匯率制度的改革本身需要很多條件，至少，一般而言，經濟發展規模、對外開放的程度以及國內經濟自由化程度，是決定匯率制度選擇的主要因素。

　　多年來，中國一直在致力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建立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做出了許多努力，直接的如企業結匯期限放寬、實行美元做市商制度、允許外國機構發行人民幣債券以及外匯交叉買賣等；國有企業的改革、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以及貨幣調控機制的改革，都無一不是在間接地為匯率制度的改革創造條件。

　　3月中旬，溫家寶總理在答記者問時已經明確地表示，中國可能會選擇一個適當的時機“出其不意”地改革人民幣匯率機制。

　　3月29日，周小川行長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說，中國未來匯率改革的主要任務是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不是簡單地調整人民幣匯率水平。

　　4月3日，央行副行長吳曉靈再一次重申，無論理論還是實踐都很難確定合理的匯率水平，下一步匯率改革重在機制而不是水平。

　　這些都明確地向外界表明，中國在匯率問題的爭論方面，已經開始正視問題的實質：即更加自由、開放和更加市場化的匯率機制。

　　中國現在需要的不是人民幣是不是需要升值和是否立即實行靈活的匯率制度，而是需要加快改革，建立健全國內的經濟、金融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