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采血漿站與衛生部門脫鉤 血漿經濟會否終結

　　為了遏制賣血造成的艾滋感染，當今衛生部門履行監管之責可謂不遺余力。然而，制度設計上的扭曲，不僅大幅提高監管成本，更有理由讓人擔心：一旦監管稍有松懈，曾經的悲劇是否會洶涌回潮？

　　□本刊記者趙小劍 實習記者姚娜 研究員康理誠/文

　　對 于不熟悉中國血液管理體制的人來說，“單采血漿”或許是一個完全陌生的名詞。不過，提起七年前因賣血導致河南省艾滋病橫行的血污染事件，很多人都有所耳聞——導致眾多的河南農民感染艾滋病的直接兇手，就是不規范的單采血漿方式。

　　《財經》獲悉，縣級單采血漿站與同級衛生行政部門“脫鉤”，有望在下半年實施。

　　中國自20世紀90年代初至今，有償買賣的單采血漿站一直存在。所謂“單采血漿”，是指把采到的人血經離心機分離，取走血漿后再把紅細胞回輸給賣血者，使其能很快恢復體力。單采血漿站提供的血漿并不用于臨床輸血，而是被賣給生物制藥公司，提煉制成人血白蛋白、球蛋白、血小板因子等昂貴藥劑。這種血漿被稱為工業原料血漿。

　　當年河南基層政府利用手中權力，大肆興辦血站，大搞“血漿經濟”。在“血漿經濟”的鏈條中，單采血漿站是原料提供者。它從賣血者身體內抽取血漿，再轉賣給生物制藥公司，從中可獲得可觀的利潤。在20世紀90年代，“血漿經濟”一度“蔚然成風”。如此運作模式，不可避免地使單采血漿站這個隸屬于衛生行政部門的事業單位產生了牟利沖動。

　　近年來，衛生行政部門大力嚴處、大量關閉單采血漿站，加強對臨床用血系統的管理，遏制了賣血造成的艾滋病大規模傳染。然而，在既有利益鏈條并未割斷、牟利沖動并未消失的情況下，僅僅依靠強大的行政監管壓力，真能使悲劇不再發生嗎？讓單采血漿站與同級衛生行政部門“脫鉤”，是不是加強血液管理、終結血液污染的良方？

　　600克，90元錢

　　4月的春風掠過山東聊城的路邊的麥田。一輛不引人注目的藍色四輪小卡車正在鄉間公路上飛奔。

　　這輛帶有頂篷的小卡車，一直駛進位于聊城西南的朱老莊鄉。幾個人下車，車繼續在土路上顛簸著行駛；一會兒停下，又有人下車，小卡車繼續向村莊深處駛去。

　　這輛小卡車的始發地是幾十公里外的陽谷縣單采血漿站。車上的乘客都是剛剛賣完血漿的農民。他們抽出600克(580毫升)的血漿，可以獲得90元的收入；除去掛號費、車費和飯費，凈收益在80元左右。

　　為了保證血液安全，杜絕頻繁采血，1996年12月30日衛生部頒布的《血液制品管理條例》規定，嚴禁單采血漿站采集非劃定區域內的供血漿者和其他人員的血漿。也就是說，一個單采血漿站只能采集本區域內的血漿，嚴禁異地采漿。依此規定，這些農民從聊城朱老莊鄉不遠幾十里路來到陽谷單采血漿站賣漿，應屬于異地采漿的違規行為。

　　“我一個月賣四次，陽谷賣兩次，莘縣(莘縣單采血漿站)賣兩次。一個月能掙個300多塊錢。” 楊某，這位皮膚黝黑的山東省聊城市朱老莊鄉草廟村農婦告訴記者。

　　楊某今年53歲。按照規定，年齡超過50歲的人不能賣漿，而且兩次采漿時間間隔最短也不能少于兩周。楊某借別人的戶口本做了一個假身份證，貼上了自己的照片。

　　在假身份證上，她的名字叫宋某，出生年份變成了1957年，但是住址仍是山東省聊城市朱老莊鄉草廟村。持聊城身份證的她，在陽谷單采血漿站和莘縣單采血漿站隔周一次賣漿，至今已經有四五年了，未曾受到阻攔。她告訴記者，同鄉同村一起去賣血漿的人有很多，也都是兩邊跑。

　　獻血與賣漿

　　可能在楊某看來，賣血和賣血漿是同一個概念。其實與兩者相對應的，是完全不同的兩套管理體制。

　　北京市紅十字血液中心主任高國靜向《財經》介紹說，從新中國建立到上個世紀70年代末期，中國一直實行的是有償供血制度。那段時期的臨床用血是一種買賣關系，需要付給供血者一定的報酬。

　　20世紀80年代末期，借鑒世界絕大多數國家無償獻血的經驗，中國亦提出無償志愿獻血。亦即指獻血者在獻血單位和本人工作單位均不領取營養費、各種補助費和其他報酬。相對于有償獻血，此舉不以經濟利益為驅動，能夠有效降低經血傳播的傳染病的比率。

　　但無償獻血的推行并不一帆風順。人們對其不理解不接受，最后只能通過硬性攤派獻血計劃指標來完成任務。1996年以前，中國自愿無償獻血和計劃無償獻血的比例其實很低，80%的臨床用血依靠職業賣血者。據北京市紅十字血液中心主任高國靜介紹，每年由該血液中心提供的48噸血液中，60%多來自自愿無償獻血，仍有不到40%來自計劃指標攤派。

　　1998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獻血法》正式實施。《獻血法》明確規定，國家實行無償獻血制度。

　　盡管如此，無償獻血也只是應用于臨床輸血。而在臨床輸血之外，“血漿經濟”的發展，又刺激了有償單采賣血的瘋狂。

　　上個世紀90年代之前，中國醫院所使用的各類血液制品幾乎都從國外進口。衛生部、外經貿部、海關總署在1984年和1988年曾兩次聯合下發通知：“鑒于資本主義國家中同性戀和靜脈注射毒品已成為一種嚴重的社會問題，艾滋病又常見于男性同性戀者，而國外用于制造血液制品(如白蛋白、丙種球蛋白等)的血漿供應者中同性戀者又占很大比例，為防止艾滋病傳入我國，血漿、人血白蛋白、球蛋白等血液制品被禁止或限制進口。”

　　在20世紀90年代初，國內開始大規模引進國外資金、技術和設備，興建血液制品生產企業。河南省領跑在先，建立的單采血漿站成了這些企業最重要的“血庫”。

　　據了解，時任河南省衛生廳某位高官曾在1993年初的一次衛生系統內部會議上，大講河南需要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大辦血站。其理由是河南有9000多萬人口，80%以上是農民，這7000多萬農民哪怕有1%-3%的人愿意賣血，平均每年賣1-2次，將這些血液收集起來，賣給生物制品公司，就能創造上億元的價值，走上脫貧之路。

　　開封市首先響應號召，率先辦起了血站。河南省衛生廳積極給予肯定并召開了現場會。緊接著，全省的各縣防疫站、婦幼保健站，以及軍隊、物資、煤炭、工廠等系統紛紛成立了血站。一時間，河南成立了數百家“合法血站”和數不清的非法血站。農民在使勁地賣，血站在拼命地采，而衛生主管部門則在瘋狂地辦血站和發采血許可證。

　　從1993年到1994年，河南“血漿經濟”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大量生物制品公司都在河南設置辦事處，就地收購血液制品。在很多農民的記憶中，當年賣血漿如同“多種經營”，是政府給農民指的一條“脫貧致富”的道路。

　　“艾滋魔鬼”悄然而至

　　地方政府牽頭的“血漿經濟”迅速壯大，確曾讓貧窮的人們看到了“致富的希望”。然而，艾滋魔鬼也悄然而至。

　　單采血漿中將血漿離心，本應每人分開單獨操作。然而，有些單采血漿站為了節約成本，經常將不同人的血液混在同一個離心機離心，再分別將紅細胞回輸給賣漿者，這便造成血漿大面積污染。河南省上蔡縣文樓村共有六個自然村，全村3170人。1999年11月，河南省衛生廳調查表明，這里的有償供漿員的艾滋病病毒陽性率達43.48%。

　　1995年3月，河南省衛生廳和公安廳發布通知，開始大規模取締已經泛濫成災的單采血漿站。到1996年初，幾乎所有的縣級單采血漿站都被關閉。時至今日，河南、河北兩省已沒有一家單采血漿站。

　　與此同時，自1996年國務院頒布實施《血液制品管理條例》，衛生部每年都組織對全國單采血漿站的檢查，多次與公安、藥監等部門聯合，查辦了新疆、重慶等非法采漿大案要案。2001年，衛生部統一部署，對全國223家單采血漿站進行整頓和檢查，共驗收合格漿站156家，取締不合格漿站59家，整改8家。

　　扭曲的制度

　　為了遏制泛濫的艾滋傳染，衛生部門如今履行監管之責可謂不遺余力。然而，制度設計上的扭曲，不僅大幅提高監管成本，更有理由讓人擔心：一旦監管稍有松懈，單采造成的感染是否會洶涌回潮？

　　《財經》了解到，目前縣級單采血漿站其實有兩付面孔。一方面，它是由縣級衛生行政部門設置的事業單位，在編制上屬于衛生行政部門，受同級衛生行政部門監管；另一方面，它幾乎全部為自收自支、自給自足的獨立法人，在為生物制品企業提供原料時，又是追求利潤最大化的企業生產流程中的一個環節。

　　行政披掛的外衣和壟斷牟利的沖動相結合，使得很多地方的單采血漿站被縣級政府和衛生行政部門視為“三產”創收的搖錢樹。生產者與監管者同體，經常使同級監督執法形同虛設。

　　《財經》在赴山東的采訪中了解到，山東省共有六家單采血漿站，分別是齊河、章丘、陽谷、莘縣、鄆城和夏津。這些血漿站從供漿員處收取580毫升(600克)血漿，只需付90元；然后再以每噸血漿20多萬元的價格賣給生物制藥公司，相當于每袋在40元以上。

　　齊河縣單采血漿站一位副站長告訴《財經》，目前他們每噸血漿以22萬元價格賣給山東省米歇爾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每噸血漿一共包括1667袋，每袋580毫升，由此可算出血漿站血漿出售價約為0.23元/毫升。生物制藥公司以此為原料，生產出的人血白蛋白報價大約在每克2.1元左右。

　　據齊河縣單采血漿站張站長透露，齊河單采血漿站在不用于擴大再生產的前提下，一年的純利在20萬元左右。而山東省其他血漿站站長則對記者說，漿站包括水電、房屋租金、人員工資等在內的花銷少說也得在幾百萬元，包括水電、房屋、工人工資，并不能賺什么錢，“只能賺夠管理費”。

　　單采血漿站的利潤率到底有多高？無論血漿站還是生物制品公司對這個問題都是諱莫如深。但是，不管利潤有多高，只要身為基層衛生行政職能部門的一部分的單采血漿站，與生物制藥公司之間存在著現金往來和直接結算關系，就難以避免“黑金”交易；以及種種為了牟利而違規的可能性。

　　目前國家衛生部和省級衛生部門已經動用了相當多的高科技手段，對漿站嚴加監管。比如建立對供漿員的指紋識別系統，即將供漿員的身份證信息、照片和指紋全部輸入電腦，通過電腦對其賣漿的次數和地區進行限制。2000年，山東省衛生廳要求省里六個單采血漿必須啟用這個漿員信息管理系統，希望以此杜絕跨區采漿和頻繁采漿的問題。

　　《財經》記者在陽谷縣單采血漿站見到了這套高級的信息系統。這個以《水滸》中武松打虎而聞名四方的縣城與中國眾多樸素的小縣城并無太大區別，在甚至有些簡陋的陽谷縣單采血漿站中，放在掛號處的這臺有指紋識別功能的電腦，與周圍破舊的環境很不相稱。

　　經常去陽谷賣漿的聊城朱老莊鄉草廟村農婦楊某告訴記者，她去陽谷賣漿也的確需要“按手印”，但這并沒有因為她不是本地人而妨礙她賣漿。可見，先進的技術手段仍然無法徹底斷絕政府身份錯位后的牟利動機。

　　另一個讓人特別不放心的問題是，不潔手工采漿方式是當年河南艾滋病大流行的罪魁禍首之一。1996年，衛生部痛下決心，要求在1997年底以前全部實現機械化單采血漿。

　　所謂“自動化機械單采血漿”，是指通過血漿分離機自動分離血漿和紅細胞，分離之后再自動將紅細胞回輸人體。血漿分離機工作時是一人一臺，而所有耗材全為一次性產品，所以從技術上避免了交叉感染的可能。

　　記者在采訪中獲知，相比起手工采漿，機械采漿的成本每人要高出20元左右。“相比起機采，手工采漿的時候真是暴利。”一位在漿站的工作人員對記者說。

　　正因為此，衛生部以及各省市衛生廳擔心縣級單采血漿為了節省成本偷偷使用人工手采，經常進行各類“暗訪”和“偷襲”式監管。山東省衛生廳的某位領導甚至穿上破舊的衣服，親自化妝成貧苦的農民去“賣漿”。

　　此次《財經》記者赴魯調查，并未發現手工采漿。據楊某介紹，陽谷和莘縣單采血漿站都是用機器采漿。但問題是，一旦來自上級嚴厲的監管稍有松懈，擁有便利獲利方式的基層衛生行政部門以及它的下屬機構在牟利的沖動下，真能長時期做到“嚴于律己”嗎？

　　“脫鉤”之憂

　　與此同時，在強硬的監管政策下，血漿正變得奇貨可居。

　　目前，全國36家獲得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GMP資格認證的生物制藥公司都原料緊缺，包括華蘭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等排頭兵。勢單力薄的小公司則處于停產半停產狀態，眼巴巴地等著衛生部能夠再多批幾家血漿站。

　　但記者獲得的消息是，衛生部目前不會批準建立新的血漿站；正在考慮的改革方案，是將單采血漿站與縣級衛生行政部門“脫鉤”，即允許單采血漿站和血液制品公司協商組合，使單采血漿站成為生物制品公司的“原料車間”。當然，血液制品生產廠家必須對原料血漿的質量負全部責任，血漿站也必須像生物公司一樣通過GMP認證才能供漿。衛生行政部門則成為獨立的監管者。

　　單采血漿站與基層衛生行政部門“脫鉤”，厘清生產者與監管者的邊界，斬斷單采血漿站與生物制品公司之間的利益關系，這無疑是大勢所趨的方向。

　　縱觀國際上對于血漿的管理，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國家全部由政府財政支持運轉，病人用血及制品全部免費。但由于無償使用血漿成本太高，中國目前恐還無力效仿。美國的血液管理體系則屬于市場化運作，生產血液制品所需的原料血漿主要來自有償供漿者，原料血漿和血液制品的價格也由市場決定(參見輔文《國外血液制品管理模式》)。

　　在美國這樣科學技術發達、相關法律環境完備的國家，由血液制品的生產加工及使用所帶來的疾病擴散蔓延風險，或許能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圍內，從而不構成嚴重的公共衛生問題，血液制品市場化運作可以一切正常，但中國現階段能否也能提供相應的技術、法律和政策保障，確保血津制品行業不危及公共衛生安全，尚是一個未知數。

　　對于將血漿站變為生物制藥公司的原料基地，部分專家對可能帶來的血液安全隱患表示了謹慎的擔憂。畢竟與人的生命息息相關的公共衛生絕不能完全市場化，在公共衛生與市場經濟相交叉的領域中，從制度設計上斬斷政府及其下屬機構的盈利夢想，確保公共衛生安全，應是負責任的政府最基本的道義原則。-

　　本刊記者段宏慶、王豐對此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