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跨國困境 中國企業制度缺失的產權失位根源

　　馬 宇

　　從種種現象可以看出，中國企業的制度缺失，根源在于產權失位。郎教授捍衛中國國有資產的精神可嘉，但力氣用錯了地方。國企改制不是不能搞，而是必須搞，關鍵是怎么搞。公平公正而又有助于提高效率的辦法總能找出來。沒有最優方案，次優方案也能找到，而絕不能非抱著最壞的方案不放，甚至還有意無意地強化它。

　　海爾發展到今天，即使考慮所有的因素，包括初始的集體資本、政府支持等等，張瑞敏個人無疑是最具決定性的因素。以他對海爾的貢獻，給他海爾一半產權都不過分。并且不是賣而是送。這絕不是造成了“國有資產的流失”(海爾本來就不是“國有”，何談“流失”？實事求是的基本態度還是應該有的，雖然海爾面目越來越模糊)，而恰恰是還企業產權的本來面目，是張瑞敏該得的。并且，這也是海爾要想真正發展成中國的跨國公司所必須的。

　　筆者從不否認中國人的企業家素質，而張瑞敏、倪潤峰等人無疑又是中國企業家中的佼佼者。他們犯的一些連筆者這樣的研究人員都能看出來的常識性錯誤，并不是因為他們的素質和能力，而是因為內部和外部的制度環境。站在他們的角度想一想，他們的某些看似不合理的決策，不正是合情合理的嗎？反過來再想，假如他們的個人權益得到了應有實現，公司產權制度有了根本性改變，他們是否會制定出更為合理的公司經營戰略，在遇到問題時是否會做出更為合理的決策呢？

　　三年前，筆者應邀參加TCL一次高層會議，議題是討論入世以后TCL的戰略問題。筆者在發言中提到，盡管TCL與國際上的競爭對手相比，在資金、技術、產品、規模、品牌、管理等方面尚不如意，但通過資源整合、揚長避短等辦法，仍然大有可為；而產權結構，才是TCL的最大難題。雖然TCL當時的股權結構已經多元化，但控股58%的是惠州市政府。也就是說，TCL的命運系于那58%的國有股，而那58%的國有股，又取決于惠州市領導的英明和開明。這樣的產權結構安排，對于TCL這樣的一個消費類電子生產企業來說，“不是長治久安之計，難以奠定TCL國際化企業(還有那“世界500強”情結)的堅實基礎”。

　　或許是碰巧，后來不久，TCL轉讓20%股份給5家跨國公司，使國有股下降到38%，雖然仍是最大股東，但市場化股份已經占了主導地位。后來又經過一系列動作，TCL基本形成了比較合理、穩定的股權結構，在公司治理方面已經大大領先于海爾和長虹。幾年前，TCL也曾經收購過法國的一家電視機廠，目的是繞過歐盟對中國彩電的限制進入當地市場，與海爾投資美國有所不同，但不知如今效果如何。

　　同樣是收購，作為一家鄉鎮企業的萬向集團似乎比大公司做得漂亮。萬向收購的是美國的一家汽車零部件經銷商，萬向的產品可以借此渠道順利、穩定地進入美國市場，每年近億美元的出口做得很扎實。而民營企業華為，出口主要是“第三世界”，投資生產也是在“第三世界”，雖然在媒體上不是那么風光，但從企業生產經營角度來說，無疑更為合理。至于是否能夠實現“農村包圍城市進而奪取城市”，使產品殺入歐美主流市場，與國際電信生產巨頭展開全面競爭，那又是另一回事。不過，我們可以相信，即使華為沒做到，也總會有別的中國公司能做到，前提只是環境和時間。

　　此外，我們曾把國有企業上市作為國企改制的一種方式，但實踐證明效果并不明顯。一千多家上市公司中，國企占絕大多數，可“國企病”依舊。這樣的上市，充其量只是融資，卻無助于國企產權制度和治理結構的根本改變；而這樣的融資，只會既延緩了國企改革，又為社會穩定埋下了隱患，機會成本甚至被無限放大。

　　毋庸諱言，我們還沒有建立起適宜中國跨國公司生長的制度環境。筆者從不擔心中國人、中國企業的競爭力，但卻不能不擔心制度扭曲、壓抑所導致的競爭力削弱乃至喪失，如果讓我們的企業捆著手腳去角斗，先就居于下風甚至已經敗了。

　　看看東南亞、香港、臺灣的華人企業，看看華人在世界各地的創業，他們并沒有受到當地政府的百般保護、多方扶持，甚至他們還有著惡劣的生存條件(比如當地的排斥和敵視)，但他們不但生存了下來，還發展出了一大批國際頂尖跨國公司。中國大陸有如此得天獨厚的市場條件，有具有國際競爭優勢的生產要素，全球的跨國公司都跑到中國市場尋求機會，怎么會孕育不出自己的跨國公司呢？

　　指責國外跨國公司搶占了我們的生存空間是懦夫的行為，跨國公司本就是在競爭中拼殺出來的，何況跨國公司在我國市場上的競爭還是在我們的法律政策規范內進行；借口跨國公司比我們資本雄厚、技術領先也站不住腳，沒有多少跨國公司能得到我們的國有企業所享受的那些政府扶持(而境外那些華人跨國公司起步時實力根本無法與中國現在的企業相比)；再說，中國企業在中國市場上具有國外跨國公司不可比擬的天然優勢，甚至有中國消費者反對中國企業在國內搞低價競爭，支持他們提價呢！假如我們連家門口的競爭都不敢坦然、自信面對，還能指望到異國他鄉去競爭嗎？

　　歸根到底，中國企業缺的是制度環境，包括宏觀制度環境(社會)和微觀制度環境(企業)。與其說21世紀的競爭是技術的競爭不如說是人才的競爭；而與其說是人才的競爭不如說是制度的競爭。中國建立跨國公司，技術不是短板，購買、研發，都可解決；人才不是短板，中國有大量高素質人才，又有超強的學習能力；資源也不是短板。但制度環境卻絕對是短板，并且是短期內難以解決或彌補的。所以，要培育出中國的跨國公司，關鍵是要建設良好的制度環境。而這需要全體國人的勇氣和智慧，甚至痛苦。鳥出籠，魚入海，虎歸山，企業放市場，無為而育之，那時，中國跨國公司的崛起之迅速、群體之龐大，才會真正讓世界震驚。 (連載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