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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記者 羅綺萍 雅加達報道
一個國際會議，第一次與第二次開會時間相距50年，實在不尋常；一個人可以同時參與相隔50年的兩次會議，更是鳳毛麟角。2005年4月24日在印度尼西亞萬隆舉行了第二次“萬隆會議”。只有3個人同時出席了半個世紀前的第一次會議，司徒眉生是其中一個，他也是與中國關系最密切的一人。
4月26日下午，司徒眉生在雅加達出席了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與印度尼西亞商界人士的午宴后，接受了《21世紀經濟報道》的專訪，比較了這兩次對兩個大陸至關重要的國際會議。
第二次亞非峰會，除了各國代表團及相關的國際機構代表外，只邀請了3名特別嘉賓，他們都是50年前萬隆會議見證者：一個是原印度尼西亞外交部秘書長魯斯蘭·阿都卡尼，一個是當時的新加坡《南洋商報》采訪主任李烱才，一個就是司徒眉生。
在記者眼前的這個76歲老人，在三人中已是最年輕的了，他雙目有神，思路清晰，把當年每一個細節記得清清楚楚，很難想象一個在50年前只有26歲的小伙子，已為促成那次歷史性會議，起了關鍵作用。
“我不想被人視為功臣，事實上當時我只知道我做的事很重要，但不知道有那么重要，我只是好好地干蘇加諾總統吩咐的事。”司徒眉生在接受采訪之后，還特別從澳門打長途電話給本報記者，千叮萬囑別把這句話漏掉。
與蘇加諾有深厚交情的“小朋友”
司徒眉生是印度尼西亞華僑，祖籍廣東開平，在印度尼西亞出生，當年只有26歲的他，身份是《華文新報》的記者，經常采訪蘇加諾總統，由于通曉印度尼西亞語及中文，成為與總統有深厚交情的“小朋友”。
就在司徒眉生出生的那年，即1928年，蘇加諾就在萬隆發表過一篇反映其思想啟蒙和政治思維的文章：《印度尼西亞和泛亞細亞主義》，強調正在為爭取獨立和公平的亞洲各民族之間團結覺醒的重要性，大力宣揚“如果中國的龍和印度的水牛、埃及的人面獅、緬甸的孔雀、泰國的白象、越南的蛇、菲律賓的老虎以及印度尼西亞的公牛，都能團結一致，奮勇抗爭，必能把國際殖民主義的枷鎖砸得粉碎”！
“最初提出召開亞非會議設想的人是蘇加諾總統，堅持要中國參與的也是蘇加諾總統，因為萬隆是他發表亞非合作文章的地方，那里氣候宜人，風景幽美，所以被選為這次歷史會議的場地。”司徒眉生回憶說。
1954年4月，印度尼西亞總理阿里·沙斯特羅阿米佐約前往錫蘭(現稱斯里蘭卡)出席南亞五國(印度、巴基斯坦、緬甸、錫蘭、印度尼西亞)總理會議前，到總統府領命，蘇加諾指令他在五國總理會議上建議召開亞洲峰會，并由印度尼西亞來主辦，當時還未想到要加上非洲。
“阿里婉轉地提出要讓中國參加會議，一些國家馬上提出反對，另一些國家原則上不反對，但對印度尼西亞能夠成功舉辦這次會議抱懷疑態度。五國會議的結果是由印度尼西亞進行可行性研究。”司徒眉生說。
聽了阿里的匯報，蘇加諾命令外交部不單作可行性研究，而是全力進行籌備，后來更決定加入非洲國家變成亞非會議。然而，局勢的發展并不樂觀。司徒追憶說：“試想一下，在冷戰時期，要召開一個脫離西方國家、為捍衛民族主權和反對殖民主義的亞非會議，豈能不遭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反對﹖”美國為了阻止會議的召開，首先把矛頭對準中國，在國際上散播中國要“奪取亞非世界領導權”的謠言，同時利用政治拉攏和經濟引誘的辦法，企圖阻止中國參會。
在這種政治壓力下，1954年12月28日，南亞五國總理在印度尼西亞的茂物開會，會議其中一個重要議題，就是要不要邀請中國參加亞非會議。
“蘇加諾總統的態度很明確，他說中國作為亞洲大國，如果沒有中國的參與，這次會議也就沒有意義了，印度尼西亞犯不著勞民傷財地去舉辦。”會議最后決定是由印度尼西亞負責向阿拉伯及非洲國家做游說工作。
“接下來的問題便是中國的態度，蘇加諾總統在擔心各國反對之余，也擔心中國不愿意來，更憂慮中國來開會會使會議變成吵架，那便會正中美國人的圈套，所以要設法將茂物會議的情況透露給中國，以便讓他們早有預料，早有準備。”
司徒眉生作為總統的“小朋友”，經常出入總統會議，對會議進程了如指掌。蘇加諾這時便看著通曉中文的司徒眉生，要他以新聞記者的身份，將茂物會議的內容透露給中國大使館的朋友。不出數天，當時駐印度尼西亞的黃鎮大使便約司徒眉生先生到使館“閑聊”了一次。
周恩來總理有備而來
之后周恩來總理應邀到萬隆出席第一次的亞非峰會。當時出席的29個亞非國家中，只有6個國家與中國有外交關系，其余國家對中國代表團，一直懷有戒心和敵意。
“1955年4月19日，亞非會議召開第二天的上午，一個國家的總理發言，突然把矛頭轉向中國，對實行中國的政治制度橫加指責。會場氣氛一下子緊張起來。”
4月19日下午3時，周恩來總理走上掛滿與會國國旗的主席臺，用溫和中透著從容的語氣道：“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團結而不是來吵架的；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同而不是來立異的……”他鏗鏘有力地說：“十六萬萬的亞非人民期待著我們的會議成功。全世界愿意和平的國家和人民期待著我們的會議能為擴大和平區域和建立集體和平有所貢獻。讓我們亞非國家團結起來，為亞非會議的成功努力吧”他的話音剛落，會場立刻爆發出一陣暴風雨般的掌聲，會場緊張氣氛一下子緩和下來，蘇加諾、魯斯蘭(萬隆會議秘書長)等也大松了一口氣。
司徒眉生說：“當時，我就坐在會場后排的記者席上，親耳聆聽了周恩來這番發言，一個突出的感覺是，周恩來總理不是臨時想起來才這樣說的，而是早有預料，早有準備。”
“周總理不單在會上成功化解敵意，他在萬隆會議期間，還主動地逐個約見反對中國參會的國家元首，請他們吃飯，或者在會間找機會談話，尋求外交上的突破。”他又稱，周總理在會上強調共產主義者是無神論者，但尊重不同宗教。在中國的代表團中，還有一位中國伊斯蘭教的知名人士，這對伊斯蘭教國家來說，可說是伸出了友誼之手。
在這次會議之后，司徒眉生正式成為蘇加諾總統的私人助理。在1965年9月蘇加諾即將下臺之際，他險些小命不保，若不是蘇加諾總統及時救援，他早已成了政變右翼軍人的刀下亡魂。為了逃避追殺，他經歐洲逃到香港，再轉到澳門定居。
中國外交地位今非昔比
司徒眉生說經歷了50年，最大的遺憾是當時出現的一些問題沒有解決，反而有惡化跡象：“50年前，很多亞非國家剛獨立不久，大家還有很濃厚的革命激情，會議上雖然有爭吵，但總的來說氣氛很好，非洲國家的經濟問題還沒有突顯出來，現在非洲國家的獨立問題基本上已解決，但經濟上的問題愈來愈大，加上艾滋病的肆虐，非洲國家無可避免地要接受西方國家的援助，令亞非國家擺脫西方國家控制的道路愈來愈艱辛。”
不過他說中國的和平崛起則是好現象：“50年前與會的29個國家中，只有6個與中國有邦交；今次參會的106個國家，大部分與中國有邦交。中國更是發展中國家中唯一的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外交地位今非昔比。”
據本報統計，是次參加會議的54個亞洲國家及52個非洲國家中，只有4個亞洲國家及4個非洲國家與中國沒有建立外交關系，即不計中國的105個國家中，有93個是中國的盟友，與50年前相比是很大的躍進。
胡錦濤主席在萬隆的“歷史步行”中，被安排在主辦國印度尼西亞總統蘇西洛的右邊，也可見中國的地位受到高度重視。
司徒眉生指出，現時中國最重要的是要有行動，各國都認同了中國的善意及在國際上的地位，但對于大部分非洲國家來說，實際的利益是最重要的，他希望中國能鼓勵更多中小企業到非洲投資，實踐經濟上的雙贏局面，這對鞏固亞非國家的團結會有很大幫助。
結果具有歷史意義的第二次“萬隆會議”順利舉行，令人更欣慰的是下一次會議不用再等50年，而是會每4年舉行一次，兩個大陸的交往將會更趨緊密，司徒眉生有機會參與第三次、第四次……等許許多多次萬隆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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