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制造業成本優勢的變化

　　周其仁

　　去年以來，我們對長三角、珠三角一些制造業企業做了調查訪問。可以觀察到的一個現象，就是我國制造業企業的成本優勢正在發生重要的變化。由于中國經濟的國際競爭力在很大程度上以制造業為基礎，所以這方面的變化可能對理解整個經濟形勢的變化趨勢有幫助。

　　從兩家公司說起

　　先從兩家公司開始談制造業企業的成本優勢吧。第一家是中國集裝箱集團公司，它是深圳蛇口工業區的第一家公司，開始是中外合作，由外方管理。但企業的市場情況一直不好，到1992年公司差不多決定關門。這時一個叫麥伯良的中國技術員要求公司決策層給他一個機會，從50只標箱的訂單做起，開始了他與中集公司的故事。1996年中集開始扭虧，2004年中集一年就生產銷售出157萬標箱，占世界集裝箱市場總量的58%。

　　第二家公司叫比亞迪，1995年在深圳創立，選中了手機電池作為第一主打，每年銷售額以超過70%的平均速度快速增長。到2004年，比亞迪每天生產充電電池300萬粒，其中鎳鎘、鋰離子、鎳氫電池銷量分別居全球第一、二、三位。全世界平均每四臺移動電話中就有一臺使用比亞迪的電池。今天，比亞迪已成為全球領先的移動電話零部件制造商。

　　這兩家公司給人印象非常深刻。它們當然是中國制造業的佼佼者。不過，這兩家公司的故事都包含了重要的經濟含義，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中國制造業成本優勢的由來。

　　中國成本優勢的由來

　　競爭優勢可以有很多劃分。第一種我想稱之為獨到性優勢，就是一家公司或一個國家有能力制造市場歡迎、但競爭對手卻造不出來的產品。至今為止，我的看法，這種獨到性優勢還沒有成為絕大多數中國工業企業的競爭優勢。

　　第二種競爭優勢可以叫成本優勢，就是某種產品，你會造，對手也會造，但是在同等質量下，你的成本明顯低，所以在市場競爭中有價格優勢。上面我們看到的中集和比亞迪，并不是說歐美日韓公司不會造集裝箱和手機電池，他們都會造，開始時候也只有他們會造——那時是他們的獨到性優勢，但是后來中國公司會造了，開始可能還造得不那么好，再后來，質量上去了，但成本卻比發達經濟公司的低很多，在世界市場上的份額一下子就上去了。

　　中國制造業的成本優勢，主要由三部分組合而成。第一個部分是數目巨大的廉價勞動力。改革開放之初，我國工人的平均收入等于美國工人的1%。經過20多年的發展，到2002年和2003年的時候，有一個美國專家調查的結果，美國制造工人的平均時薪金為21.11美元，而中國只有64美分。這跟中國長期的貧窮，特別是城鄉隔絕造成大量農村勞動力滯留在農業是分不開的。

　　第二個部分是改革開放急劇降低了中國經濟的制度成本。開放使中國經濟參與國際競爭，改革使舊體制下不能做甚至不能想的發展生產力的經濟組織方式成為現實。其中三件事情最重要：(1)開放市場使得經濟要素容易流動和重組；(2)產權界定有歷史性進步，奠定市場交易的基礎；(3)在政治統一的條件下開展了國內地區之間的經濟競爭。加起來，就是中國經濟運行的制度成本大幅度下降。

　　第三個部分，人力資本增長得很快，有利于生產活動的觀念、知識和信息大范圍傳播，人的努力和干勁截然不同于“大鍋飯和鐵飯碗”時代，集中表現在中國制造業產品質量方面的顯著進步。最突出的是，大規模制造的組織知識在中國有了用武之地，這種知識的進步，是中國成本優勢的重要來源。

　　由于以上三項條件的配合，大約從1990年代中開始，中國在世界經濟舞臺上顯示出國際競爭力。

　　中國制造與“中國價格”

　　用結果來衡量成功好了。現在不單單集裝箱、電池占了全球市場一個決定性的份額。其他方面，從玩具(占到了世界市場70%)、自行車(60%)、鞋(50%)，微波爐(50%)、影印機(2／3)、個人電腦(2／5)、電視機和空調��1／3�牸氨�箱(20%)。Made in China(中國制造)的產品遍及全球，中國也被稱為世界工廠。

　　同時，中國也成為全球的大市場和大買家：最大的商用航空器市場、設備和工具市場、汽車市場，原油、原材料和糧食進口大國。2004年中國GDP占到全球總量的4%，居世界第六；按平價購買力算，占全球總量13%，居第二位。2001-2003年中國GDP增量占全球增量的1／3，宋國青說中國已成為世界增量大國，這是有經濟基礎的。

　　中國制造業影響了全球經濟布局。今年美國《商業周刊》有一期的封面標題就是“China price(中國價格)”。這篇報道舉證了許多制造業產品的中國報價后說，中國價格“是最讓美國工業界膽戰心驚的詞匯。你必須把產品售價削減30%，否則就將失去顧客。從家具生產商到網絡設備公司，幾乎所有制造商都受到了沖擊。”設身處地想一想，一件美國的制造品，只要中國也學會了制造，并且產品質量提升到與美國產品可比，那確實是讓美國工業界膽戰心驚的事，因為競爭的經濟規律必定要發生作用。

　　那么現在發達經濟的工業界如何應對呢？看來主要是三項：一個是“跑”，就是把技術、資本、產業和服務轉移到全球更有成本優勢的國家地區，不光來中國，而且還有印度、越南等等。二是強化他們的競爭優勢，主要是獨到性優勢，加快技術和商業組織的創新。最后一個反應，就是搞貿易保護，增加可以給美國消費者帶來巨大利益的中國產品出口的種種麻煩。

　　新動向：要素成本上升

　　中國價格沖擊了發達國家的一部分制造業，如何應對由他們去忙吧。但是中國自己也面臨如何消化自己成功的挑戰。上面講到中國制造業的成本優勢，在國際上開始大有苗頭是1990年代中。

　　恰恰在那之前，中國經濟的宏觀環境有一個大變化，就是長期歪曲的匯率經過一次性調整后穩定下來，與美元掛起了鉤。不是正式的聯系匯率，但是穩定的掛鉤。這對轉型中的中國經濟非常重要，因為轉型經濟的最大危險之一，就是政府靠濫發貨幣來對付轉型時的各種矛盾。人民幣幣值穩定，減少了這個危險。可是誰不能事先完全料到，中國制造業的生產率提高恰恰在人民幣掛住美元之后有了令人吃驚的加速。我的理解，主要就是上面講到的成本優勢的三大要件，廉價勞動力早就在，改革開放也開始了20多年，唯有人力素質的提高和知識的進步，需要時間積累。積以時日，中國制造品的品質上去了，世界經濟的大變局就開始了。

　　這就是國青剛才講的，中國工業的生產率進步很快。就提高率而言，超過了發達經濟。新矛盾于是來了，人民幣與美元的穩定聯系，不能反映各自生產率的相對變動。一個結果，就是中國產品的貿易順差；另外一個結果，就是大量外資進入中國——其實是進入投資回報較高的地方。兩件事情加到一起，中國人賺回來的美元，外國人投到中國的美元，每一美元進中國要換出八點幾塊人民幣。這應該是另外一種貨幣壓力，不是政府濫發貨幣的壓力，而是穩定的匯率不反映相對生產率變動的貨幣壓力。大家可以看看去年宋國青的研究，基本判斷是匯率不動利率就難免不動。剛才他又講，總需求有反轉之勢，匯率不動，利率就應該動。兩率都不動，政府就要辛苦了——行政干預一定要來。

　　回到“中國價格”對自己經濟的影響。貨幣壓力在市場上發生的時候，一般講，絕不是各行各業、方方面面的價格一起變動，也就是價格總水平上升，而相對價格不變。如果真是那樣，對經濟倒無大礙。問題是沒有那回事。常常一部分價格升得快，另外一部分不升，或升得慢。市場里的主體，幾家歡樂幾家愁。預期不同，行為就要變化。

　　可以看到什么呢？去年7月份以來我們有限的公司調查，感覺到有一個新變化，就是中國制造業的要素成本升得比較急。第一個就是勞動力市場的變化，一些地方出現了所謂“民工荒”，其實就是勞動力供求形勢在局部上、階段上的變化。深圳今年提升了法定最低工資，最近我們看到缺工人的情況就減輕了。當然發達國家的工人階級也非常關心中國工人的狀況，我們知道現在許多大的訂單簽約之前，要派代表查看中國工廠的工人福利條件，不合要求的，要改善，不改，拿不到訂單。這些變化對于提高中國工人、尤其農民工的待遇，有積極意義。但是從競爭上看問題，人工成本的上升，要有消化能力；消化不了，競爭優勢就減弱。

　　第二個就是能源緊缺，集中在油、煤、電的供應上。這方面報道很多，研究中要注意一點，因為價格管制，能源短缺不完全反映到價格里，但是從企業角度看，為競爭獲取能源的努力就反映到企業商務成本的其他方面，比如搞關系、跑部門等等。實際要增加資源，就是成本壓力。

　　第三是土地，也是數量管制，地價和房租沒有完全反映短缺。我們看到像華為、中集這樣的一流企業，要擴大生產，土地也是很大的限制因素。溫州工業用地拍賣，有100萬元一畝的記錄。當然是個別，但過去多少年，沒有講過這類個別。土地成為長三角、珠三角許多公司的第一位限制條件。

　　環保要求提高了，對企業在短期內是凈成本。最后是政府稅收，漲得也快，而GDP漲得快已經是很多年的事情了。

　　因為企業在市場上既是買家，又是賣家。它們在上游買要素，在下游出產品。目前制造業下游的競爭激烈，上游競爭也激烈。到了企業層面，上游競爭的激烈就是要素價格升、成本升；而下游競爭的激烈，卻不容企業輕易提價。我們不知道這個局面可以維持多久，最近一些行業看到產出品價格全線上升。但是不容易，尤其國際市場上不容易，因為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競爭壓力正在上來。中國的制造業企業大體而言，夾在中間，怎樣應對成本上升是一個值得觀察的題目。

　　應對之道：案例研究

　　也看到一些成功應對的案例。在優秀的公司中，印象最深的是華為。2002年華為提出過冬，最后逼出了一個戰略就是沖到國際3G市場上拿單子，因為中國自己還沒有開，但世界上有120個國家和地區開放3G了。為了競爭國際市場的單子，華為持續地堅持其企業的管理變革，使企業的管理達到了國際先進公司的水平，加大科研的投入力度。華為的基本經驗就是靠管理變革和研發投入，應對了中國要素成本上升的壓力。

　　許多中國公司會走華為之路。有輿論認為中國公司的技術限制難以逾越，有個別日本人甚至說中國公司連偷技術的熱情都不足，當然言過其實。技術當然是一個問題。但是我們在調查中看到，應對成本急升挑戰的障礙還是整體性的。比如為企業提供的金融服務，無論銀行還是股市，實在乏善可陳。

　　奇怪的問題是：中國制造業表現那么好，金融和其他高端服務那么差，這怎么加得起來？秘密就是開放，大公司和一些幸運的小公司得到境外金融的服務，我以為這是香港房地產價格重新上升的真正基礎。其他小公司呢？靠體制外循環，就是地下、半地下金融，或正規金融服務的“非正規方式”。生產成本低、交易費用高，這應該是過去一個時期中國競爭力的模式。現在生產成本無可避免地在上升，交易費用或更廣義的制度成本能不能大幅度降低，就變得至關緊要。

　　判斷和抉擇

　　基本的判斷是，今后一個時期中國企業、地區和國家的競爭優勢可能有很大的相對變化，競爭格局正在重新形成。一些公司從商務成本的高地開始向低成本地區轉移。一些公司靠管理和技術的適度升級來應對，會成長出一批更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也有不少公司靠“扛”過日子，就是聽任成本上升吞噬利潤，逐步降低競爭優勢。

　　要幫助企業在微觀上應變，宏觀經濟政策非常重要。重要的事情有兩件。一是反映經濟溫度的價格信號要真實，避免調控不了氣溫就調控溫度計，徒然增加微觀組織的活動代價。二是核心部門的改革要加快，關鍵是金融、土地市場和政府本身的改革。改革關系的不僅僅是短期經濟穩定，而是中國經濟的長遠競爭力。

　　(作者系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本文根據作者在首屆“CCER中國經濟觀察”報告會上的演講整理而成，實習生楊卓整理，經作者審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