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析首季經濟數(shù)據 中國應該加息還是調整匯率

　　本報評論員 王梓 主持

　　本報記者 陳宜飚 香港報道

　　4月20日，國家統(tǒng)計局新聞發(fā)言人鄭京平在新聞發(fā)布會上公布了今年一季度及3月份國民經濟有關統(tǒng)計數(shù)據，并表示“投資規(guī)模依然偏大，調控任務依然繁重”。4月27日，國務院 總理溫家寶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了當前加強房地產市場引導和調控要采取的八項措施，成為政府加緊調控的一個信號。

　　其間，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首屆“CCER中國經濟觀察”報告會上，經濟中心教授宋國青和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哈繼銘分別提出，目前經濟已經嚴重“偏熱”和全面過熱，并主張為應對過熱，必須變動利率與匯率二者之一。而實際上，無論是對于宏觀經濟形勢的判斷還是下一步調控的策略，都還存在認識上的分歧。

　　4月28日，結合“CCER中國經濟觀察”的相關討論，本報特別邀請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常務副秘書長王建、著名經濟學家張曙光、中國社科院數(shù)量經濟技術研究所所長汪同三、國家開發(fā)銀行專家委員會常務副主任王大用、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亞洲區(qū)首席經濟學家陶冬以及哈繼銘就過熱與否和調控之道等問題進行了探討，是為21世紀北京圓桌第46期。

　　第一步，明辨：過熱？全面過熱？

　　《21世紀》：根據第一季度的數(shù)據判斷，諸位認為當前經濟是否已經過熱？

　　哈繼銘：我基本認同宋國青對于第一季度宏觀經濟數(shù)據的解讀(編者按：請見30版)。去年一季度經濟增長速度很快，超過9.5%，外貿貿易赤字86億美元，消費增長10.7%，低于今年，投資非常熱，增長率是43%，那時的結論是經濟出現(xiàn)結構性過熱；而今年一季度投資在去年的高基數(shù)上再增22.8%，消費增長加速至13.7%，進出口達到了166億美元順差，可以看到GDP的各種構成部分上升得都很快。

　　今年一季度9.5%的增長超過了潛在增長率8%-9%的估計，今年GDP的各個分量都比去年大很多，而且是比較平衡快速的增長，所以我對今年經濟形勢的判斷就是，宏觀經濟已經不再是結構性過熱，而是全面過熱。這其中的政策含義很明顯，如果結構性過熱尚可用行政手段調整，全面過熱則更需要用總量調控。

　　陶冬：我同意哈繼銘的觀點，認為經濟的確過熱，但是，是否確如他說的全面過熱，則涉及過熱的定義。我想在此先不作探討。就中國目前而言，我認為過熱是由幾方面因素造成的，一是貨幣政策沒有隨著經濟的加速、通脹的重臨而變化；二是地方政府的GDP本位主義和銀行的結構性缺陷，導致投資持續(xù)過熱——百分之二十幾的投資增長和百分之四十幾的投資增長都是不可持續(xù)的；三是房地產有過熱的現(xiàn)象。

　　但我認為中國消費沒有過熱現(xiàn)象。中國的消費是正常的，城市收入增長相當迅速，而且農村收入也出現(xiàn)轉機。出口則有另類的過熱現(xiàn)象，主要是由人民幣匯率的長期缺乏彈性以及出口商間的彼此競價造成。出口過熱主要表現(xiàn)于出口暴漲但利潤下跌，貿易順差大增，它是出口商自我選擇的過熱。

　　所以我覺得有過熱，但是不是“全面過熱”，則不好說。中國在投資領域的過熱有所壓制，但尚未壓到位，就有跡象重新反彈。

　　張曙光：確實，就一季度的情況看，有一些地方存在過熱的問題，但簡單地說經濟過熱有點聳人聽聞。在去年GDP達到9.8%的基礎之上，今年我國第一季度GDP增長達到9.5%，應該說是較快的，但并不是所有領域都是這種情況。比如說投資，如果按照數(shù)據來看，我認為22.8%的投資增長率接近于合理區(qū)間，但是這是在去年40%的投資增長率基礎之上，還是偏快的。今年下半年的CPI預計會超過2.8%，但是我認為，即便今年的CPI達到5%也不存在大的問題，不要把通貨膨脹的壓力過于擴大化。

　　另外也可以看到，一季度GDP增長九點五個百分點，進口增長是十二點幾個百分點，國民經濟增長快，進口增長必然快，這兩方面是聯(lián)系在一起的。最近我研究匯率的問題時，測算了進口函數(shù)：大概是GDP增長1%，中國的進口增長1.5%。

　　應該看到房地產的投資相對來說是較快的，達到26.8%。一季度房地產的價格上漲過程中，價格上漲率超過10%的大概有8個城市，上海的房價就上漲了19.9%，全國一季度只有長沙比去年低，35個大中城市都比去年高，另外地價上漲10%以上的有10個城市，大連就上升了54%。房地產的價格上得這么快，絕非好事情，大漲之后必然大落。

　　王大用：判斷當前經濟是否過熱是有一個標準的，如果說過熱是“病”，那么判斷“病癥”就要看增長是不是偏快、通脹壓力是不是過大，而并不是指別的毛病。美國的經濟增長達到5%就過熱了，中國經濟在現(xiàn)階段達到9%也不怎么過熱，因為我們這時候的通脹率并不高。

　　王建：去年經濟增長9%和今年增長的9%并不一樣，去年經濟增長9%，當時我國面臨的是生產資料和能源的瓶頸。但是今年我國大概增長了5000萬噸鋼的生產能力，煤炭生產差不多增加了3000多億噸，這個瓶頸已經緩解了很多。

　　我特別強調的一點就是，盡管今年投資增長速度很快，但是和去年相比也有不一樣的地方。去年一季度新增項目是31.1%，新開工項目帶來的投資增加了67.4%，但是今年一季度新開工項目增長了1.5%。說明在去年宏觀調控中，已經把新開工的項目壓下來了，這其中主要的機制就是對土地的控制，控制了土地就控制了新開工項目。但因為在建項目不能停下來，所以高峰還要持續(xù)相當一段時間。

　　汪同三：我的觀點概括起來是三句話。第一句話是以前有問題，第二句話是現(xiàn)在在好轉，第三句話是注意新問題。以前有問題就是指所謂的2003年下半年開始出現(xiàn)了局部的過熱，像鋼鐵、水泥、電解鋁都是投資迅猛增長。

　　到今年一季度數(shù)據出來表明，從2003年下半年開始的宏觀調控取得了顯著的成績。一季度GDP增長9.5%，這是一個很好的數(shù)據，中國潛在增長率怎么說也是8%至10%，還是在潛在增長率之內。投資增長是高了些，但是相對于去年一季度的數(shù)據和去年全年的數(shù)據還是在逐步下降的過程中，這也是經濟形勢在好轉的標志。現(xiàn)在CPI是2.8%，基本上是相當溫和的一種價格水平的變動。

　　但還是要注意新問題，這對于搞好宏觀調控是最重要的。第一是要防止投資反彈，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到現(xiàn)在，投資扮演了“成也簫何，敗也簫何”的角色，所以現(xiàn)在要特別注意投資反彈的問題；第二也要注意價格問題。現(xiàn)在講價格不是大問題，但是更應該提的口號是要化解價格上漲的因素，為2006年、2007年的發(fā)展創(chuàng)造好的條件。引起價格上漲出現(xiàn)的新問題就是房地產價格。

　　王建：在物價問題上，現(xiàn)在可能有很多人擔心會出現(xiàn)“輸入型通貨膨脹”。因為今年鐵礦石、石油價格都有了驚人的走高，問題集中在進口的上游產品價格方面。但對這個問題我也不是特別擔心，首先如果上游產品確實漲價了，按照這個漲幅估計這一年對國內造成的壓力也就是1000億人民幣的左右，也就是說我們支付進口成本要增加大約1000億人民幣，對于我們有可能保持9%以上的經濟速度，能夠有2萬億新增GDP來說，也就是0.5%的壓力。不過也不意味著它不會有影響，只是影響不會特別大。另外就是有相當一部分壓力可以通過出口轉移出去，因為現(xiàn)在出口已經占到我國GDP的35%左右。2004年是貿易的一個轉折點，第一次出現(xiàn)機電產品出口順差。也就是說中國的價格提升速度要快，這樣就對進口上游產品的價格上漲有一個消化壓力的作用，所以我覺得輸入性通脹能夠對今年造成很大影響的這個判斷應該是不存在。

　　另外即使是上游產品價格上漲，會不會反映到CPI上也很難說。過去因為價格體系不合理，上游產品如原材料這些部門的定價低，而加工產品利潤大，所以從中央到地方的積極性都在加工產業(yè)上。今年剛剛公布的一季度工業(yè)企業(yè)利潤情況顯示，上游企業(yè)生產部門利潤大增，達到百分之七八十，甚至是兩倍多的增長，但是下游企業(yè)生產部門現(xiàn)在有的虧損，有的利潤在大幅度地減少。

　　這是中國制造業(yè)內部結構正通過市場機制在進行調整——過去有一個說法，中國有300多萬臺機床，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多。通過市場調整產業(yè)的內部結構，通過上游向下游轉移，把制造業(yè)內部的結構調均衡，這是市場機制在發(fā)揮作用。歸于一點來說，上游產業(yè)漲價能否轉移到CPI上？我看很難說，鋼材漲了，汽車價格卻在往下掉，這就是很明顯的例子。

　　王大用：如果現(xiàn)在僅從狹義的宏觀經濟角度來講，我擔心的不是眼前是不是過熱的問題，而是像人發(fā)完高燒以后發(fā)冷的問題。有相當一部分行業(yè)會受到影響。就拿鋼鐵、鐵礦石漲價來說，全球鐵礦石漲價中國做出了重大貢獻，因為中國現(xiàn)在鋼產量是世界第一，也是世界歷史上的第一，達到了2.8億噸，這么大的鋼產量造成全球鐵礦石漲價是自然的。事實上鋼鐵產量里面一半多是建筑用鋼，基本建設、房地產基礎建設帶來的這么大的鋼鐵產量需求，必然帶來鐵礦石漲價。

　　張曙光：王建提到的消費品和原材料，價格已經放開，市場已經形成，這些確實是這些年改革非常重要的成果，所以從這一點上來說，我覺得可以說市場能夠調節(jié)價格。

　　但是，我國要素市場還沒有形成，資本市場、土地市場、勞動力市場等這些要素市場是現(xiàn)在最大的問題。就資本市場而言，去年整個融資活動中銀行融資占了80%，而且這個比例還在提高，銀行融資中四大國有商業(yè)銀行占了80%。國有商業(yè)銀行的利益就在要素的價格低，現(xiàn)在銀行的貸款利率是略高于5%，實際上貸款的利率是多少呢？溫州民間利率是10%，最高的時候12%，這個利差的實際利益就到了國有部門了。

　　第二步，論衡：升息？調整匯率？

　　《21世紀》：面對目前的宏觀經濟形勢，是否利率與匯率的變動已經勢在必行？

　　哈繼銘：關于利率是不是有必要上調，有人可能覺得在中國利率根本不起作用，企業(yè)都是預算軟約束，我覺得這個觀點可能用在20年前對中國是很管用的，而現(xiàn)在私人經濟占的比重越來越大。如果說儲蓄存款的利率和按揭貸款利率都漲上去的話，最終需求將受到抑制，即便國營企業(yè)對利息不敏感，它們對利潤是很敏感的，同樣會降低投資和生產。只要控制住需求，房地產需求不再那么大，尤其是虛假的需求不那么大，鋼材水泥的需求自然而然會下降。而中國消費者所面臨的預算是世界上最硬的，所以說利率上漲在中國是絕對有用的。

　　就目前來說，實際利率即便用CPI來算的話還是負值，扣除利息稅后更低，在這種情況下，大家還是在存錢，主要是為了子女教育，自己養(yǎng)老。全社會儲蓄的欲望非常強烈，人們在選擇儲蓄工具的時候非常謹慎，如果存入銀行實際利率是負的，人們會認為不合算，有人在股票吃香的時候選擇買股票，有了股票之后現(xiàn)在吃什么都不香了。目前普遍認為最能夠保值就是投資房產。將來是否吃得香目前難以判斷，但至少其中已經隱藏了很大的風險，因為投資房產的人不是對房地產有真實的需求，而是對儲蓄有所需求，低利率逼迫人們對房地產產生了一種扭曲的需求，大家都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里面，稱之為房地產，將來利率下跌的話，不光是老百姓，銀行業(yè)也會受到沖擊。

　　陶冬：我覺得中國今天的問題是多層面、多主體的，對它采取的治理，最終可能也是雞尾酒式的，就是用不同的藥的成分治理不同的病。我相信下一步調控，不論貨幣政策還是信貸政策都會收緊。尤其利率水平正常化，是不可能回避的。利率連續(xù)九年只降不升是不正常的。把穩(wěn)健的貨幣政策理解為一成不變的利率水平，我認為是荒謬的。經濟環(huán)境變了，利率水平也需要隨之而變，這樣才能夠維持中性的貨幣政策。

　　利率水平正常化肯定會做的，但是未必馬上要動，因為我國對于貨幣及利率正常化的迫切性的認識并不充分。相反，我覺得房地產政策可能仍是今年上半年的政策重點。

　　房地產政策可能會進一步加大力度。最近看到一些報道，說上海房地產價格已經跌了百分之十幾。我覺得這些報道可能有誤導性，因為房地產均價的下降，更多的是由于政府的低價房入場，而高價房真正的價格下降并沒有這么大。目前準確來講，大家還是持觀望態(tài)度，賣方不急著賣，買方也看看再買，所以成交量急降。

　　除了利率政策和房地產政策外還有行政干預政策。這次投資過熱的一個主要驅動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的行為模式沒有辦法通過市場手段來規(guī)范。這部分的投資過熱只有通過行政手段來解決。

　　對于民營投資熱、房地產投資熱和地方政府投資熱這三者不同的病理，只有通過雞尾酒式的治療方式，利用貨幣政策、房地產政策和行政政策三管齊下才能解決。到今年年中，當通貨膨脹突破去年5.3%的高位時，當鐵路、電力出現(xiàn)空前的短缺危機時，當老百姓不斷地把資金從銀行取出來時，下一輪大力度宏觀調控就不遠了。

　　《21世紀》：人民幣升值一直面臨持續(xù)的壓力，根據目前的形勢判斷，人民幣是否需要盡快升值？匯率改革的時機如何把握？

　　張曙光：我認為，現(xiàn)在確實需要動匯率或利率。最近這一次調利率，商業(yè)銀行的反映是能夠真正形成一個市場，從現(xiàn)在的情況來看利率還可以調。如果只升息而匯率卻不動，就會增加外部資金的流入。

　　現(xiàn)在的宏觀經濟之所以如此，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內外失衡。經濟有兩個雙向依賴和雙向循環(huán)，比如說能源、原材料來自于外部，在內部完成生產循環(huán)，生產產品國內完全消化不了，大量出口在國外形成循環(huán)。另外，貨幣也是這樣，大量出口順差，再加上熱錢流入，導致外匯儲備增加，央行又通過發(fā)票據收回來，完成國內貨幣的循環(huán)。收回來的外匯用不了，又來買美國國債或者是存到國外銀行，國外的政府和企業(yè)再把錢拿來投資中國，完成了國外的循環(huán)。我認為，這才是中國經濟一個很大的問題。利率機制和利率水平的變化是減輕這個問題的一個途徑，但這是有成本的。

　　我最近專門研究中國匯率升值的成本和收益問題，做法是這樣的，首先建立中國的引進外資直接投資的函數(shù)和進出口的函數(shù)，通過歷史數(shù)據來測算中國的直接投資的彈性、匯率彈性和進出口的匯率彈性，通過彈性再算它對引進外資的影響，然后再算對GDP和就業(yè)的影響。我得到幾個很重要的看法，第一，GDP增長1%，直接投資增長5%，如果匯率升值或者是貶值1%，直接投資彈性基本上是1，也就是說匯率升值1%，引進直接投資減少1%。第二，出口的匯率彈性在0.7至1.2之間。這不光要考慮匯率變動，而且考慮到世界收入的變動與國外的需求，還要考慮與中國有競爭關系的國家匯率的變動，得到的結果是中國的匯率變動和相應國家的匯率變動的匯率彈性在0.7至1.19之間，大部分是0.8左右。還有一個重要的特征就是，匯率變動的影響三個季度以后下降一半以上，七個季度以后基本上沒有影響了。進口的彈性做不出來是正的，和心理預期相反，這可能與進口的控制、管制比較多，再加上有一些部門買漲不買落有關系，所以匯率對進口影響測不出來。

　　光算匯率對直接投資和出口的影響，我得到這樣一個結論：如果直接投資的匯率彈性按1、出口的匯率彈性按0.8的話，那么匯率升值10%，直接投資減少60.6億美元；出口減少427.4億美元，按照直接投資的減少和出口的減少算下來，GDP減少690億人民幣。

　　還有一些額外的損失，但數(shù)額不大。去年我國的外匯儲備增加了2000多億美元。從這來看，人民幣升值我國是承受得起的，但有很多問題需要考慮。

　　王大用：由于出現(xiàn)普遍的人民幣升值預期，而且這個預期已經很長時間，現(xiàn)在大家認為這個時刻越來越臨近。由于政策并不明確，大家更急于考慮在匯率變動的時候，自己是賺錢還是賠錢，導致了非常嚴重的投機行為。去年國家外匯儲備增加了2000億美元，其中能用正常的對外貿易的順差以及外商直接投資進來加以解釋的不過幾百億。資本帳戶包括股權投資、債券投資各種各樣的方式，所有投機的錢都在其中。外匯儲備里面能夠用直接投資和經常帳戶解釋的，到不了1000億；也就是說，有1000多億和人民幣升值預期形成的投機有關系。

　　現(xiàn)在國際上有一種衍生工具就是人民幣的相當預期期貨。預期的升值幅度是很大的，將會有30%至50%。按剛才張老師計算對出口的彈性接近1%，那就是如果人民幣在短期升值30%至50%，我們對外貿易衰減30%至50%，影響非常大。中國在過去快速發(fā)展過程中對全球生產體系卷入很深，而且中國國民經濟對對外貿易的依存度在世界上是最高的，比以貿易立國的日本要高得多，這個情況下如果人民幣出現(xiàn)大幅度升值，對于經濟的大幅度沖擊可以看得很清楚。

　　《21世紀》：您認為應該如何操作？

　　王大用：大原則上，我認為對付投機是無法直接打擊的，看不見摸不著。因此最有效的辦法就是讓投機者自動撤兵。怎么自動撤兵呢？就是宣布一種透明的、全世界人都知道的規(guī)則。這個規(guī)則尊重市場規(guī)律，但是又有政府的控制；在這個規(guī)則下，投機者發(fā)現(xiàn)能夠通過投機匯率變化賺來的錢要遠遠低于它的籌資的機會成本。

　　王建：我剛剛完成一個文章，題目就是《穩(wěn)定的人民幣匯率是穩(wěn)定世界經濟的重要機制》。其中主要談到兩方面，對國內來說，現(xiàn)在面臨的是投資增長所帶動這一輪高潮可能在奧運會之前結束，其后會釋放巨大的產能，到時候提供產出由誰來購買呢？所以如果說要動匯率，對于中國的出口一定是一個很大的壓力。現(xiàn)在想通過調整匯率來解決熱錢流入的問題，但是人家可能認為調整匯率是提高匯率通道：提高5%就預計你可能提高10%。現(xiàn)在的泡沫就是這么起來的，是一個循環(huán)滾動放大的過程。如果固定住匯率就是比較好的解決辦法，而如果要通過升匯率來解決熱錢流入的問題是無望的。

　　另外要從外部看這個問題：是誰讓我們升匯率呢？日本過去有這個聲音，但是現(xiàn)在日中已經是順差了，它會讓中國升匯率嗎？美國是20年的貿易逆差，一年比一年大，今年美國貿易逆差增長25%，這么大的貿易逆差使美國的制造業(yè)失去了全球競爭力，跟中國這樣的發(fā)展中國家之間形成幾十倍的生產差距，所以調百分之幾十的匯率對幾十倍的差距是沒有用的。另外再從歐盟的角度來看，歐盟內部貿易率已經超過80%，還有5%左右是跟地中海使用歐元區(qū)、法郎貨幣流通的，真正對美元區(qū)貿易比重只有百分之十幾。所以最近當美國參議院通過人民幣升值決議的時候，歐盟很不在乎，歐盟并沒有施加很大的壓力要求中國人民幣升值。

　　張曙光：我覺得要綜合考慮國內外的因素。人民幣升值既解決不了美國兩個逆差的問題，也解決不了日本的問題。現(xiàn)在反對人民幣升值最重要的兩個原因，一個是對出口的影響，一個是對引資的影響。現(xiàn)在直接投資、出口那么多，對中國是否有利？我認為，直接投資增長和出口的增長是沒有福利的增長，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國現(xiàn)在能源原材料緊張，加工貿易在整個價值鏈條上能得到的利潤又非常有限。因此，在引資的層面上，現(xiàn)在不是資金少了，而是國內資金利用效率太低的問題。

　　匯率有兩個問題，一個調機制，一個調平價。我覺得單獨調整平價不能解決問題。目前的問題出在匯率平價上，但是根源在體制上，所以體制和匯率平價都需要調，剛才做的成本收益的計算可以給出一個決策的依據。

　　其次是時機選擇的問題。經濟好或者不好的時候都不能調整。升值壓力大的時候，根本不是調整匯率的時機，越調問題就越難以解決。所以必須到升值壓力小的時候。

　　現(xiàn)在看壓力大還是小？2005年1-3月，中國外匯儲備累計增加492億美元，同比多增126億美元，應該是壓力減少了；但是去年第一季度逆差，今年第一季度那么大的順差，所以說壓力趨緩的道理也不充足。到底是壓力消除還是壓力增大，不能簡單說。而且還有一個問題，如果真要操作，那么相應的匯率政策要不要配合？比如說匯率管制，就是升值以后限制匯出。另外財政要不要配合？是否對匯出增加稅收？因此也不能簡單談一個升值就能夠解決問題，需要一系列的安排才有操作的可能性，否則風險很大。

　　哈繼銘：包括美國的經濟學家在內的一些海外的經濟學家認為人民幣應該升值百分之二三十，我在這里可以打個比方，如果人民幣升值百分之二三十，過不了多久還會以相同幅度貶值。人民幣沒有被過分低估，這是我們一個主要的結論。

　　一個國家的貨幣是在何種條件下才具有持續(xù)升值的基本面的支持呢？那就是這個國家的失業(yè)率應該是比較低的。我們都知道實際匯率是非貿易品與貿易品之間的比價，一個國家從經濟開放之后，經過不斷的發(fā)展，匯率會持續(xù)地往上走，但必須以失業(yè)率較低為前提。以日本的發(fā)展歷史為例，日本之所以匯率會持續(xù)上走，是因為首先它的貿易品開放之后，勞動生產力不斷地提高推高了貿易品部門的工資，在勞動力市場比較緊的情況下，貿易品部門的工資上漲會蔓延到非貿易品，于是非貿易品部門價格也跟著上漲。而貿易品部門的價格是與國際價值接軌的，所以這個國家非貿易品價格與貿易品價格的比價在持續(xù)地上漲，才會有實際匯率不斷的升值。有些人估計我國現(xiàn)在的失業(yè)率達到8%到10%，官方的數(shù)據也是4%強。而日本那時的失業(yè)率大約只有1%到2%，基本不存在失業(yè)。

　　我國現(xiàn)在經常帳戶是有一定的盈余的，去年和前年大概都占GDP的2%到3%，今年一季度的貿易順差突然上去了，我算了一下，占GDP的4.4%。所以今年匯率改革應該是有必要的，這種改革應該是一種比較小幅的匯率水平的調整，最重要的還是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

　　我認為匯率制度的改革迫在眉睫，早改比晚改要好，否則這個壓力可能會越來越大，到時候就會貽誤良機。調整匯率方面我認為應該有小幅的升值，至少有兩個選擇，一個是讓中心匯率釘住美元，不一定是死釘著美元，也可以是爬行式的釘住；另一個是釘住一攬子貨幣，其實兩種政策各有利弊，我個人傾向于后者，這作為過渡時期的政策是比較可取的。

　　人民幣匯率靈活性的增強有更重要的意義，一是抑制我國經濟過熱，提高我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二是有利于美元長期利率的有序上升，降低全球經濟的風險。

　　陶冬：對于哈繼銘所提倡的匯率體制改革，我舉雙手贊成。讓中國的匯率政策變得更有彈性，最大的受益者是中國自身。這樣中國才有更有效的貨幣政策，有利于資源配置，這是最重要的一點。

　　當然這不代表馬上就需要改。中國政府應該根據自己的時間，自己的步調，自己的準備來決定改革的時機。不過我認為時間拖得越久，實施起來越麻煩。同時在一個全球化的大環(huán)境下，在增長引擎仍主要依賴海外市場的情況下，政策調整不可能不考慮海外因素。

　　實際上，我認為一個月前調整會比今天好，當時國際上對人民幣的期望比較平靜，市場的投機也比較平靜。今后這種機會可能還會有，但必須把握住。這件事很難有百分之百合適的時機。不過拖得越長越不利，來自美國的壓力只會更大而不會更小。美國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態(tài)度已經出現(xiàn)了一個明顯的、重大的變化——人民幣政策的話事權已經由財政部技術官僚轉向白宮政客手中，而白宮政客看問題的出發(fā)點不是經濟學比較優(yōu)勢，而是美國選民。

　　(因時間關系，張曙光、王建對話部分未經本人審閱。實習生馬娟、楊卓、劉艷艷、戴志勇、劉莉、田野參與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