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匯率變動影響有多大

　　本報記者 段曉燕 博鰲報道

　　博鰲沒有冬天，炙熱的陽光輻射大地。

　　中心會議廳溫度毫不遜色，一場關于人民幣升值的爭論，唇槍舌劍，針鋒相對。尤其是在美國參議院通過人民幣“匯率報復案”后，這場爭論更富于色彩。

　　人民幣匯率變動影響有多大？請問沃瑟納女士吧，目前的亞行副行長，她用了數個“very”來形容人民幣升值對亞洲的負面影響。

　　問題空前復雜，牽一發而動全身，人民幣匯率要升值嗎？現在是最佳時機嗎？

　　海南博鰲亞洲論壇，四位具有代表性的人士：國家外匯管理局副局長魏本華、亞洲開發銀行副行長沃瑟納、亞洲管理學院院長奧堪伯和高盛(亞洲)公司董事總經理胡祖六展開了一場精彩的對話。

　　Fred，我不同意

　　實行更為彈性的匯率制度，在中國政府和多數國家之間也達成了共識。問題是，現在人民幣就要升值嗎？

　　胡祖六：我的答案——是的，中國應該實現靈活的匯率機制，而且，越靈活越好。中國為了保持持續的增長，并維持周邊經濟環境的穩定發展，實行靈活的貨幣政策是有益的，而且應該現在就開始。

　　魏本華：那我是否可以理解為，如果中國不能實行一個比較靈活的匯率機制，中國保持繼續穩定的經濟發展就會有一些困難？實行一個穩定的貨幣政策，對于中國經濟的發展勢頭是不利的？

　　胡祖六(有些措手不及、臉紅、沉吟)：事實上我的意思是，中國該如何管理國內的經濟的問題。像中國這樣的國家應該有一個獨立的貨幣政策，如果中國要繼續維持比較高的經濟增長，就必須要很好地處理國內經濟發展中出現的一些問題。比如，投資過熱、儲蓄過高等，而這些問題的處理結果如何，會影響地區經濟以及國際經濟的發展。所以我認為，中國要處理好國內經濟發展中的一些問題，就要有一個靈活的匯率機制。

　　魏本華(笑)：以前我和Fred(胡祖六)在貨幣基金組織是同事，在華盛頓的那個辦公室，我們說的每個字都必須保持一致，現在我們可以不一致了。

　　從學術角度來闡述，以我曾經擔任中國駐IMF執行董事的經驗，我覺得IMF對于一個單一的匯率機制是好還是壞并沒有很清晰的結論。相反，IMF認為，一個國家選擇的貨幣機制如果對其經濟有好處的話，就應該繼續保持這個制度。我相信今天在座的很多歐洲的朋友有體會，如果歐洲各國的貨幣機制運行得很好的話，那為什么還會搞另外一套呢？

　　對于Fred的說法，我能夠認同的一點就是，或許現在是中國可以考慮做一些改變的時候。

　　匯率浮動，給我個理由先！

　　奧堪伯：我想，一個共識是，大家都認同，一個靈活的匯率政策是積極作用的。但一個國家，在什么時候采取這樣行動，不應該因錯誤的原因做這樣的事情，也不能武斷地做出決定。

　　比如，現在中國在貨幣政策方面，顯然面臨一定壓力，但這正是那些“不完全正確的原因”。美國人認為財政赤字來自美國之外的國家，尤其是中國，但實際上，由于貿易的全球化和世界產業鏈的形成，很多貿易是先從菲律賓到中國，然后再到美國的；也有先從美國到中國然后再返回美國的。但有的人就會認為所有東西都是中國賣到美國，這就忽視了背后的全球產業鏈的作用。

　　所以我認為，美國國會通過的所謂的“匯率報復案”，實際上是一個根據錯誤原因做出的錯誤判斷，而對于中國來說，沒有必要再在錯誤的基礎上做出武斷的決定，中國應該繼續審視，先改革金融體制然后再考慮人民幣升值問題。

　　沃瑟納：我認為奧堪伯先生給出的是一個非常專業的建議，人民幣什么時候、到底升值多少，都應該是中國政府做的決定。

　　魏本華：現在有各種猜測，預測人民幣升值最早在今年下半年，最遲明年上半年會實現，我的答案肯定是不贊成的。人民幣升值，沒有時間表，動不動的問題到現在還沒有統一的結論。

　　胡祖六：但中國有一句很流行的話，那就是“與時俱進”。沒有任何一個匯率的政策可以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都有用。現在這種穩定貨幣的政策，在上個世紀末的確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但是現在國內國際的經濟環境都已經發生了變化。比如，過去幾年中國房地產并不是很景氣，但是現在中國的房地產已經令人覺得有泡沫了。另外，中國的固定資產投資仍然太快太大，為了穩定國內的微觀經濟形勢中國應該有一個靈活的貨幣機制。

　　魏本華：很多因素在決定著匯率機制。按照WTO協議，我們首先要開放金融業，讓外資銀行進入，開放人民幣業務。但中國自己的商業銀行要有能力和外資銀行開展競爭，任何國家在對外開放市場的時候也要考慮自己銀行的利益。

　　第二個重要因素就是中國企業的適應性問題，特別是那些有貿易業務比重較大的企業。多年來他們已經習慣在基本匯率機制下操作，如果匯率機制改變的話，他們將立刻面臨很多新的問題。比如，如何規避風險，這不僅需要一批金融人才，法律人才——而中國在這方面的人才恰恰是比較稀缺的。更重要的是，企業乃至整個社會的經濟體制、法律、財務體制等方面都需要進一步完善。

　　第三，關于外匯市場。現在上海有外匯交易中心，有一些產品可以做，但衍生產品方面、外匯供給方面仍舊不是很豐富，很多還只是雛形，而外匯交易市場的形成也是需要一定的時間的。

　　此外，還有資本帳戶開放的問題。亞洲金融危機給了我們許多啟示和教訓，至少有一點，我覺得在座同仁都可以坐下來認真考慮，那就是在實行匯率改革的時候，資本帳戶的開放程度應該怎樣？我個人的意見是，如果真的要實行浮動匯率機制且大家都認為中國實行浮動匯率機制對周邊國家都有利的話，那么，要迎接這個制度，資本帳戶相對來說應該開放得比較好才行。

　　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定義，資本帳戶包括30多項交易項目，中國有10多項是全部開放的，還有10多項是基本不開放或者少部分開放。

　　最后我想總結強調，中國作為這樣一個幅員遼闊的13億人口大國，國家領導人面臨更多的繁重的任務。外匯制度改革他們也都會給予重視，但是匯率制度是宏觀政策的一部分，中央銀行也好，外匯管理局、國家經濟部門也好，是需要協調努力的。這個進程涉及到多方面復雜的因素，不是一蹴而就的。中國至少是基本條件準備好了才能做判斷，下決心。條件沒有準備好。比如明天我就給你10%的浮動——當然是不可能有10%的，但是，你現在能接受的了嗎？

　　我們會考慮亞洲國家利益的

　　沃瑟納：作為亞洲地區的開發銀行，我常想起在亞洲金融危機的困難時期。我們都非常感激中國，不改變中國的人民幣匯率，起到了非常積極非常有益的作用。

　　今天，我個人的看法還是，如果中國此時此刻對人民幣匯率機制做出一些改變的話，那對其他國家來說，將會有“very very ”不可想象的負面影響。我非常有信心，中國將會作出正確決定，并且這個覺得是會對中國以及其他亞洲國家有利的。

　　胡祖六：亞洲金融危機的時候，中國為了保證整個亞洲地區的貨幣穩定，堅持了自己的貨幣機制，沒有讓人民幣升值，這樣做在當時是有利于中國自己以及整個亞洲地區的利益。但現在，中國實行靈活的匯率制度，同樣符合中國自己的經濟利益，而且是多亞洲其他國家有利的。

　　魏本華：在這方面，我們應該進行更多的研究工作，比如，是否改變，到底怎樣改變，這樣做對鄰國會有什么樣的影響等。在亞洲金融危機包括美國政府，還有索羅斯先生都有非常強烈地建議：人民幣應該貶值。當時我們的財政部長戴相龍和美國的有關官員還舉行了會議。但在東盟國家面臨困難的時候，中國不會改變我們的匯率政策，因為如果當時那樣做的話，對整個地區影響，是難以預測的。所以，時至今日，中國在考慮這個決策時，仍然會考慮周邊國家的利益影響問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