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紀人雜志：中國農民工現象 青領的青色生活

　　當他們走出鄉村步入城市那一刻起，他們就幾乎注定徘徊于工業文明和農業文明之間，他們是城市的“邊緣人”，猶如城市天空中的候鳥。

　　“農民工”這一具有中國特色的概念本身就是一個矛盾體。他們從身份上是農民，職業上是工人；家住在農村，人生活在城市。

　　然而，正是這些曾被漠視的農民工，以自身的實踐，改變了或正在改變著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生命軌跡以及社會流動的潛規則……

　　我們在界定白領、藍領的同時，該怎樣表述這一邊緣群體呢？

　　于是，我們想到了“青領”。 青，介于藍黃之間。藍色代表勞動性質，黃色代表不曾徹底離開的土地。至于白色，則是距離他們還十分遙遠的夢……

　  中國農民工現象

　　策劃：王漸 譚必友

　　文/捷杰 周文 張楠 吳偉紅 蔣衛武 柴泉 張宣 余風

　　這是中國最獨特的社會現象。

　　開疆拓土、建立龐大“鄉土中國”的祖先給我們留下了一個歷史使命：世界上規模最大、最有計劃、最輝煌壯麗的城市化運動，注定屬于中華民族。

　　數以億計的農民工到沿海發達地區打工，他們既是這一偉大歷史變革的主體，也是這一變革的結果。

　　社會學眼光：城市天空的候鳥

　　文/捷杰

　　在經歷了百年痛苦的改良實驗之后，中國自由小農經濟走到了歷史的盡頭。只要注意到每年春運期間在鐵路上盲動的上億農民工，就不難想到：農民工的事，不那么簡單。

　　跨入工業文明的莊稼人

　　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勞動科學研究所副所長莫榮指出，在2001～2010年的10年中，中國農村人口向城鎮轉移的總規模將繼續擴大，估計可能達到1.6億～1.8億人，平均每年轉移量在1493萬～1662萬人。

　　一貫關注社會弱勢群體的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新小康協會，2004年通過與農民工朋友們的直接接觸、訪談，了解他們進城務工就業的現實困惑和難題，掌握第一手資料。郭維家教授在這份調查報告的“序言”里寫道：

　　“跨入工業文明的莊稼人，是一群普普通通的打工者，城市高樓大廈的工地上，他們忙碌地在腳架上砌墻，城市繁華的商業中心，他們來回地搬運著一袋袋的貨物，大街小巷中，他們回收著生活的廢品，千萬個家庭里，他們照料著城市里的孩子……他們用他們勤勞的雙手為這個國家的繁榮與進步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也因此構建著這個古老國度巨大的社會變遷，正是這種腳踏實地、艱苦奮斗、勇于改變生活和命運的精神，支撐起我們民族的脊梁！”

　　在城市這個陌生而復雜的世界里，他們又開始面臨著一系列問題：能否找到謀生的工作？夜晚在哪里安歇？能否按時拿到工資？勞動受傷之后能否得到賠償？生病時能否得到及時的救治？明天是否會被解雇？孩子在哪里上學？更進一步地說：能否享有自由而有尊嚴的生活？

　　所有這些問題都正在得到以“構建和諧社會”為目標的中國共產黨和新一屆政府前所未有的重視。

　　今年以來，東南沿海和浙江一些地方相繼出現勞動力缺口達二三百萬計的“民工荒”，據有關部門調查，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工資待遇長期低下、勞工權益缺乏保障和用工不規范、勞動條件差等問題。

　　在2005年“兩會”剛結束后，全國總工會呼吁，各級黨政組織和社會各界，應當從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和堅持以人為本、執政為民的高度，著力解決農民工社會地位與政策待遇的矛盾，依法維護他們的合法權益。

　　“青領”：城市的邊緣人

　　在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新小康協會所做的調查報告里這樣表述農民工：“農民工人”這一具有中國特色的概念本身就是一個矛盾體，他們從身份上是農民，職業上是工人；家住在農村，人生活在城市。這一矛盾的名詞是中國長期以來二元結構的典型產物。

　　城鄉二元結構的存在，戶籍壁壘的限制，城鄉差別、工農差別使農民工處在當代社會一個相當矛盾又尷尬的位置上。他們處在城市和鄉村、工人和農民的中間地帶；他們游離于鄉村社會之外，而又不被城市社會所接納，而正是這樣一群的“邊緣人”正在以他們自己的存在來填補城市和農村，工人和農民之間的鴻溝，以他們的沉重負擔為代價不斷地減少和消融城鄉之間，工農之間的經濟社會差別，這也許正是中國農民工人一個重要的歷史責任。

　　狀態特點一：介于“生活者”與“生存者”之間。新生代農村流動人口外出的動因是很多的，不限于生存理性選擇了，也就是說，許多農村外出人口不是因為在農村已經無事可做或者生存不下去了，而是因為他們覺得外出務工經商，是他們的生活選擇，是他們追求生活的一項行動，甚至還是評判年輕人有無作為和出息的標志之一。

　　狀態特點二：介于回歸鄉土與定居城市之間。第一代農村流動人口比新生代對現狀的滿意度高，而新生代更多地是對現狀感到一般，與第一代相比，有更多的人感到不滿意。相對來說，第一代農村流動人口的目標很明確，就是來賺錢，盡管也有寂寞，但是只要能賺到錢，他們就覺得滿足，因為他們感到自己的家庭生活在家鄉，賺到錢后回到家鄉改善生活。 新生代農村流動人口并沒有因為對現狀有更多的不滿意而表現出越想返回農村的意思或傾向；相反的，他們更希望繼續留在城市務工經商。

　　但是，新生代農村流動人口也不可能完全地融入到城市社會中去，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在城市的交往圈子局限于他們內部。對他們來說，城市“門檻”將會越來越高：從就業角度來看，城市對高技術勞動力的需求越來越強烈，而對沒有一定技術的新生代農村人口的需求則越來越低，對他們來說，就業競爭越來越激烈；在生活上，城市生活水平越來越高，生活成本越來越大，新生代農村人口越來越不能支撐這樣的生活水平等等。

　　所以，盡管他們在努力融入城市社會，但是這樣的努力能否實現他們定居城市的期望，還是一個沒有明確答案的問題；另一方面，“他們對家鄉的認同更多地系于與親人的情感，而對家鄉其他方面的依戀在減少”。所以，他們在未來歸屬上，目前還沒有明確的行動選擇，用“彷徨”二字來表述比較恰當，他們彷徨于返回鄉村與定居城市社會之間。

　　社會分層和社會地位

　　從流動民工職業分層結構看，吸納民工最多的職業是建筑業，占41.4%；其次是工業企業和機關、院校、醫院等單位，分別占17.6%和14.0%；如果把在酒店、賓館、招待所打工的民工和從事餐飲業、修理業、裁縫業的民工都歸于服務業，那這部分民工的所占的比重就達到19.2%。如果按三次產業來劃分的話，從事第三產業的民工占的比重最高。

　　社會學家李培林認為：農民工作為一種過渡狀態，他們和鄉鎮企業職工有著共同的特點，都是從村民到市民、從農民到工人的過渡性中介階層。流動民工的經濟社會地位，在其生活的當地農村屬于中等偏上階層，而在其打工的城市屬于中等偏下階層。

　　流動民工對自己經濟地位的評價，與其所在城市的居民相對比的時候，評價結果明顯低于與家鄉農民相對比時的評價。

　　人們的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在現實中是很難截然分開的，流動民工在總體上對自己的經濟地位評價較低，可能是受到一些社會因素的影響。流動民工雖然生活在城市中，但并不享有城市居民的一切權利，不僅在就業的社會福利待遇方面與城市正式職工有相當大的差距，而且在住房、醫療、勞動保險、就業穩定性、孩子入托上學等一系列城市服務方面，流動民工都遇到比一般更多的困難。尤其是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是他們從制度上和心理上從農民轉化為城市居民的巨大屏障。

　　較之內陸城市和東南沿海城市，大都市中的流動民工雖然生活水平和生活環境并不很差，但流動民工與當地居民和當地政府的關系卻明顯地更為緊張。這一特點在首都北京表現得尤為明顯。北京的城市居民往往把交通的擁擠、偷盜行為的增加、市容的不整潔和某些方面社會秩序的惡化與流動民工的進城聯系在一起，在日常的談論中對民工頗有微詞。

　　“城市包圍農村”：中國的城市化道路

　　中國現有5億農業勞力、9億農村人口，僅照顧20億畝耕地，年均生產5億噸糧食。依現有的技術條件，20億畝地不需要9億人，至多需要1億人，甚至僅需要2000萬農業勞動力。可以說，有9億鄉下人的社會不可能是富裕社會；有9億鄉下人的經濟不可能是獨立自主的經濟；分成9億鄉下人和4億城里人的國家不可能擁有堅強的社會統一。

　　潘維，1996年在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政治學系拿到博士學位，回國后主要講授國際政治、中國政治、比較政治等課程，但10多年來他執著關注中國農村問題。

　　2004年2月，他發表了一篇題為《依靠農民高速推進城市化》的文章，這篇文章里，描繪了一幅極具“烏托邦”色彩的中國未來“城市包圍農村”的發展戰略。

　　潘維設想，在未來30年建造100座300萬人口的大城市，也就是說，每個省大約每10年建設一座城市。城市建設不由國家投資，而由未來主人——農民，用他們的土地和6年的勞動建造而成。在他看來，這是中國農民最好、而且是唯一的出路。

　　把300萬人組織起來在今天看來像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務，100座大城的宏偉藍圖也超出了常人的想像力。

　　潘維的這個構想發表后，在國內沒有引起太大的反響，但從國外發來的、要和他討論“農民建大城”構想的邀請卻源源不斷。

　　他論述道，自1950年以來，中國痛苦地孕育城市化已經半個世紀了。20世紀最后20年的市場化不過是中國經濟騰飛前的牛刀小試。對中國而言，21世紀上半葉是個新時代的開端，一個“城市中國”將從“鄉村中國”中破繭而出，一躍成為全世界工業、金融、教育、文化的中心。

　　中國全局性的城市化可說才剛剛起步。中國有70%的人均生活在鄉村，除開1億必要的農村人口，尚有8億人等待進入城市。這8億人，加上以后30年里將要增加的2億人，是未來“城市中國”的主體。如果僅僅把農民看成救濟、啟蒙甚至限制的對象，不可能發掘中國農民偉大的創造力。看不起農民，中國革命不可能成功；排斥農民，中國的建設事業也不可能成功。農民是中國現代化的主力軍，是城市化的主力軍，是建設的主力軍，是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發動機。

　　在經歷了百年痛苦的改良實驗之后，中國自由小農經濟走到了其2400年歷史的盡頭。只要注意到每年春運期間在鐵路上盲動的上億農民工，就知道我們國家欠了多少“城市賬”。

　　“缺位”是歷史現象，重要的是怎么做

　　“今天真如狄更斯所說：我們處在一個最好的時代，我們處在一個最壞的時代。不要簡單把今天的一切浮躁都當成主流，然后趨之若鶩，那未必是真實的。稍微把浮躁的泡沫放在一邊的時候，你看到的是什么？稍微有點歷史感，你看到的是什么？很多人讓我跟別人說句話，我說：‘切忌浮躁。’”三農問題專家溫鐵軍感慨地說。

　　中國人口世界第一，而城市人口僅占不到40%，60%的人口城市化，面臨著3億人的農村人口遷入城市的任務。如此巨大人口的城市化，是世界上所沒有的。

　　國情專家胡鞍鋼稱解決農民工問題是中國農民的第三次解放。“1994年全國大約有4000萬農民工外出打工，今天這一數字已經達到1.3億。它雖已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人口遷移活動，但相對于中國5億農村勞動力來說，這一遷移過程僅僅是個開始，還將延續到2030年甚至更久。

　　他認為，中國的農民工政策可分為紅燈、黃燈、綠燈三個階段。紅燈階段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到1984年，基本上不允許農村人口進入城市；黃燈階段從1984年到上個世紀末，允許農民自帶干糧進城，但農民進城實際上還有違當地政府的就業、居住等規則；進入21世紀后，中國在第十個五年規劃中首次明確要促進農業勞動力大規模轉移，并提出每年800萬的目標，農民工政策由此步入綠燈階段。他表示，解決“農民工”問題的最終目的是使農民工成為市民和真正意義上的公民。而這也將成為繼土地改革、“大包干”之后中國農民的“第三次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