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轉折的前夜

　　對于2005年的宏觀調控趨向并不難預測——繼續加強對部分過熱行業的行政調控力度；提升利率水平；加緊人民幣匯率制度和形成機制改革

　　文｜劉乾坤

　　加強行政手段、提升利率，或者調整匯率——不正常的經濟基本面，預示著怎樣的宏 觀政策呢？一季度宏觀經濟運行數據的出爐，激發了人們對下一步宏觀調控的預測熱情。

　　我們認為，盡管當前的宏觀經濟形勢看起來風和日麗，事實上則醞釀著又一場風暴，甚至處于另一場大轉折的前夜——部分行業投資增速過快、部分產品物價漲幅過大，而且出口增速過于猛烈，正是風暴前夜的表征。

　　一季度GDP增速達到9.5%，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增速為2.9%，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為22.8%，出口增速達35%，一季度累積順差高達166億美金。同時，工業生產增速為16.2%。固定資產投資中，煤炭行業投資同比增長148.7%，2005年電力投資新建規模更是超過過去50年總和；鋼鐵行業投資增速仍然高企；房地產投資增速仍然高達20%以上，不僅連續6年保持上升勢頭，價格漲幅也高于GDP增速。2004年房地產價格漲幅達到9.7%，十幾個大中型城市超過10%。

　　在拉動國民經濟增長的三個因素中，出口增速過快，成為GDP高位運行的關鍵——國內消費、固定資產投資均處于較為正常的水平；而在影響CPI的兩大關鍵因素中，固定資產投資和出口增速，出口增速過快同樣是一大潛在憂慮；部分行業投資和價格的高增長同樣潛藏著巨大的泡沫風險。

　　由是觀之，對于2005年的宏觀調控趨向并不難預測——繼續加強對部分過熱行業的行政調控力度，抑制增速，降低泡沫風險；提升利率水平，預防固定資產投資整體增速過快；加緊人民幣匯率制度和形成機制改革，增加人民幣匯率浮動區間和范圍，向有管理的浮動匯率過渡。

　　“老問題沒有解決，新問題又出現了。”正如發改委主任馬凱所言，今年的宏觀調控形勢不僅不樂觀，而且比暴風驟雨的2004年更為嚴峻。

　　大棒如何揮舞？

　　部分行業投資過熱、價格漲幅過高，仍然是當前最顯著的宏觀經濟特征。

　　房地產業則猶為關鍵。“現在最重要的是房地產的調控，中國要出問題，別的出不了什么問題，就是在房地產上。”王小廣近乎疾言厲色地表達著他對當前形式的提醒和擔憂。王是發改委經濟研究所經濟形勢研究室主任。

　　央行金融市場司司長穆懷明同樣對此憂心忡忡：“房地產泡沫從來沒有軟著落，很難軟著陸。看日本和中國香港，通縮導致的經濟下降頂多1%乣2%，而房地產導致的經濟下降將達到10%、20%的跌福，香港甚至達到70%的跌幅。”中國并沒有形成成熟的房地產調控經驗——中國從1998年房改，到2001年乣2002年房價開始暴漲、投資增速猛烈，而相對更反映真實需求的房地產租賃市場增長并不明顯——2004年全國微漲了1.4%，同期房價上漲幅度高達9.7%。同期房屋租賃價格是房地產價格的當期折現收益，兩者懸殊的漲幅差異從一個側面表明房地產價格已經嚴重背離了其真實需求，存在大量的非理性投機因素。穆懷明認為，這也是一個非常直接的信號。

　　王小廣也認為，對地方政府施以重壓、以更為嚴厲的手段調控房地產市場，有可能成為今年宏觀調控的首要目標之一。

　　能源、原材料投資是宏觀調控的另一個重要領域。據北京大學中國經濟中心宋國青教授觀察，盡管石油進口增速有所下降，但是，鋼鐵、電力、基礎設施等行業投資的高增長，已經大幅提高了鐵礦石及其他有色金屬的進口量，并進而大幅影響了這些原材料的全球價格，導致進口成本高企。上個月鐵礦石劇烈漲價就是最明顯的例子。這將最終傳導到下游終端產品價格上來，并引起物價的波動。

　　“今年中國經濟有可能過熱；過熱的可能性比通縮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今年有幾個行業投資沖動比較強，如果不在資金、環保、土地等方面有效得控制的話，有可能會反彈地比較猛，由此將造成物價、環境、能源等方面的壓力，先通漲，可能后幾年通縮。” 莊健，亞洲開發銀行高級經濟學家，對此亦表示擔憂。

　　其中，通過環保、信貸等手段控制電力和煤炭行業的投資將可能是最主要的調控內容。“現在就完成了2010年的產量，顯然面臨著過剩的壓力。”王小廣認為，電力投資盡管需要大發展，但是也沒必要太超前。另外，電力投資中還面臨結構調整的問題。

　　順差過大是當前面臨的另一個顯著的挑戰——順差的急劇增加，對宏觀經濟各個方面都將產生消極影響。首先，增加順差即意味著增加了同等數量的貨幣供應量，增加了通漲的可能，也是對貨幣政策的極大挑戰；其次，出口增加，同時加劇了對原材料進口的需求，進一步扭曲了市場價格；外匯儲備中美元資產的增加將隨著美元的貶值而出現相對于其他幣種的貶值。

　　宋國青認為，影響順差劇烈增長的因素，幾乎可以肯定為人民幣匯率相對貶值——由于人民幣與美元匯率保持穩定，相對于其他世界主要貨幣，人民幣事實上隨著美元已經貶值達10%以上。包括美國國會在內的世界主要金融機構開出的藥方是人民幣自由浮動，至少是放寬人民幣匯率浮動空間。但是，宋國青認為，劇烈地改變匯率制度的可能性不大——中國并不具備急劇地改變匯率制度的基礎，包括健康的銀行系統、匯率形成機制等。

　　通過改變匯率以改變順差急劇增長的局面是少數最有效的手段之一，此外，就是出口補貼和退稅——對此，王小廣認為，應該通過減少、甚至停止出口退稅或者補貼以遏制資源型行業的出口。但是有專家分析同時認為，此舉可行性不高。原因在于，中國的出口結構大多數是初級加工產品和機電產品，很難分清資源型行業和非資源型行業。

　　在宋國青看來，為了維持物價基本穩定，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固定資產投資和出口不可能同時高增長。換言之，如果不能急劇提高人民幣匯率，以遏制出口高增長勢頭，唯有通過提升利率，增加資金使用成本來遏制固定資產投資高增長。這樣看來，加息似乎勢在必行——提前遏制固定資產勢頭，保持物價穩定，以及GDP增速不要過快增長。

　　在轉型期的中國，預測宏觀調控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情。這可不像天氣預報那樣受歡迎，盡管兩者具有相同的意義——對于企業來說，預測并應對宏觀政策，就像我們日常關心天氣一樣重要。

　　當前，行政手段——利用稅收調節、控制信貸和土地、嚴格項目審批等數量型工具進行的宏觀調控，通常比利用利率、匯率等價格型工具更為普遍，同時這也增加了預測宏觀調控政策的難度，成為其中最大的變量。當然，正如此前報道，作為不同的利益代表，中國的各個宏觀調控部門對具體的宏觀經濟的解讀、對具體的宏觀調控政策的選擇和工具偏好也增加了預測的難度。無論如何爭論，宏觀調控政策務必更堅決和果斷，釋放明確的政策信號，更好地達到政策效果，以防止更為劇烈的反彈或者波動。

　　資料：

　　1990年代以來的三次宏觀調控

　　第一次：始于1993年。1992年我國經濟出現了超高速增長，這一年GDP增長率高達14.2%，而1990年僅為3.8%。到1993年，CPI(消費價格指數)上升了14.7%，1994年進一步上升了24.1%，而外匯儲備日益減少。為控制日益嚴重的通貨膨脹，央行大幅度調高了銀行利率(一年期存款利率最高時達12%)，并實行保值儲蓄。為解決國內通貨膨脹所導致的出口企業大面積虧損，也為解決外匯儲備日益減少的問題，從1994年1月1日起人民幣大幅度貶值，對美元的匯率從5.8：1一次性貶值到8.7：1，貶值幅度達50%。在這種強有力的調控措施下，至1997年CPI回落到2.8%，外匯儲備從1992年的194億美元上升至1399億美元，而經濟增長率仍保持8.8%。應該說，這次宏觀調控是成功而有效的。

　　第二次：始于1998年。1997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沖擊不可小視。在周邊國家貨幣大幅度貶值的不利條件下，人民幣頂住了貶值壓力，樹立了一個負責任大國的形象。但當時人民幣不貶值的背景恰恰是1994年人民幣提前大幅度貶值。對國內經濟來說，在人均收入水平還很低的情況下，第一次出現了以產品過剩為特征的通貨緊縮，CPI連續五年為負數或接近于零。盡管我們仍保持著7%以上的經濟增長率，但失業問題日益嚴重。因此從1998年開始，中央實施了以擴大內需為主基調的擴張性宏觀調控政策。從調控措施上看，銀行法定準備金率從13%一直下調至6%，連續大幅度降低利率，并開始實行赤字財政政策。從效果看，擴大內需的政策收效并不顯著，資本市場持續走低，漸漸失去了晴雨表作用和融資功能。

　　第三次：始于2003年。從2003年開始，隨著房地產價格的快速上升而引致的土地價格的上升，各地出現了競相圈地、炒作地價的投機熱潮，對重化工業的投資也開始加溫。中央及時發現了問題，并開始一系列針對房地產和部分生產資料領域投資過熱現象的政策調控，但在“非典”的背景下，宏觀政策的主基調仍偏向擴張。直至2004年4月，能源、原材料出現了短缺，生產資料價格大幅度上升，房地產價格進一步沖高，中央才開始實施較為嚴厲的緊縮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