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土資源部和省政府聯手 珠三角調查重金屬污染

　　見習記者 劉瀏 廣州報道

　　一項由國土資源部和廣東省政府共同出資，針對珠三角地區土壤重金屬污染和農業地質環境的全面調查，即將啟動。

　　“5月初或者晚些時候，到時會召開新聞發布會，現在不方便說太多。”電話那頭，廣 東省地質調查研究院院長杜海燕語速平緩，不失謹慎。

　　作為整個調查項目的總負責人，杜海燕和她領導的廣東省地質調查研究院已經為此忙碌了整整一年，此刻的低調處理，或許正凸現了調查本身的重要以及對日后可能帶來的“社會共振”的擔憂。此前，除了專業領域，了解土壤“重金屬污染”問題的人并不多。

　　政府主動出擊

　　采訪萬洪富教授的時候，他正在江門鄉間考察。

　　2002年起，國家環保總局展開題為《典型區域土壤環境質量狀況探查研究》的調查，對珠三角、長三角等經濟發達地區的土壤受污染程度進行評估，廣東省生態環境與土壤研究所研究員萬洪富正是該項目珠三角區域的負責人。

　　4月初，萬洪富將3年多來的調查結果匯總上報。初步的調查結果顯示，在珠江河口周邊約1萬平方公里范圍內，高鎘異常區超過6000平方公里，鎘、汞、砷、銅、鉛、鎳、鉻等8種元素的污染面積達5500平方公里，其中僅汞污染面積就達1257平方公里，污染深度達40厘米。

　　“情況很嚴重，也很復雜”，面對記者，萬洪富眉頭緊蹙。

　　同樣憂心的還有身在北京的陳同斌教授。陳是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環境修復研究中心主任，在業內有“中國土壤環境污染與修復第一人”之稱。

　　根據陳同斌的研究，與珠三角地區類似，我國一些經濟發達區域在成為世界主要制造業基地的同時，也孿生出農業生態環境備受工業污染困擾的現實。“可以肯定的是，在湖南、廣西、貴州等省區的某些地區，土壤重金屬污染已經很嚴重，并且導致較大范圍的健康問題。”陳直言。

　　根據《人民日報》早前的報道，珠三角地區有40%的農田菜地受重金屬污染超出安全標準，其中10%屬于嚴重超標。而廣東省環保局去年的一項調查顯示，珠三角地區20%的農田灌溉水源都受到了汞污染。

　　對于以上數據，萬洪富沒有否認。但他一再強調，實際情況更為復雜，非幾個數字可以解釋清楚。

　　耐人尋味的是，杜海燕對于此間媒體公布的珠三角土壤重金屬含量的數字，用“似像非像”四個字加以評述，“這些數字似像非像，很難說是否準確，但絕對不夠權威。”

　　或許正基于此，去年7月，廣東省國土資源廳在答復廣東政協委員、中山大學周永章教授《摸清農業與生態環境地質本底，為實踐新發展觀提供更好基礎》的提案時，首次對外公布“確定擬與國土資源部共同出資，聯合開展珠江三角洲經濟區農業與生態環境地質綜合調查項目”。

　　“這只是一次契機，有沒有提案我們都會展開調查。”廣東省國土資源廳一位官員對記者表示，二者之間沒有因果關系，“是政府主動出擊”。

　　同時，杜海燕向本報證實，“部、省聯合展開調查確已通過立項審批，目前處于最后準備階段，大概五六月間可以正式啟動。”

　　陳同斌教授對廣東省政府的舉動表示贊賞。“屆時公布調查結果，政府必定會制定切實的應對之策。”他認為，“本次調查或將成為全國治理土壤環境的一個標本。”

　　難以承受之“重”

　　“這兩年菜沒有以前好賣了”，菜農李冠權一臉無奈對記者說。李每天都要摘上幾籮筐自家地里的青菜，清洗、扎成小捆，然后挑到附近的農貿市場賣掉，雖不富裕，日子過得倒也安穩。

　　以前喜歡直接從菜農手里買新鮮青菜的“老客戶”正在減少。“恐怕有重金屬污染，吃了會中毒”。李冠權偶爾會聽見有人這樣說。“用的是自家肥，也不打農藥，哪里來的污染？”李冠權不理解，在他的生活中沒有“重金屬”這個字眼。

　　這些原本只有在專業領域才會被經常提及的專業名詞，一旦進入日常生活，其后果往往出乎意料。

　　陳同斌的課題組在湖南郴州建立了一個治理土壤重金屬污染的試驗基地。他向記者介紹，最初到當地考察時，不到半天，很多人腿上就生出紅斑。當地的一個村子被嚴重污染，很多人患有皮膚病，畸形嬰兒也開始出現，“地里已經種不出莊稼了，800畝土地拋荒”。

　　通過對當地的考察研究，陳同斌的課題組確定當地一個已經倒閉的砷礦廠排放的廢棄物是造成重金屬中毒的根源。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營養與食品安全所楊文婕研究員介紹，目前人類癌癥的80%～90%與環境污染物有關，其中因化學污染誘發的癌癥達90%以上。

　　楊文婕說，類似土壤重金屬污染這樣的環境污染物，影響對象廣泛，影響區域廣、危害人口多。她舉例說，重金屬鎘中毒可在20～30年后表現出來，有機氯農藥雖然已經禁用多年，但現在在一些胎兒、嬰幼兒體內還可查出。

　　中科院生態所孫鐵珩院士告訴記者，目前我國受鎘、砷、鉻、鉛等重金屬污染的耕地面積近2000萬公頃，約占耕地總面積的1／5；其中工業“三廢”污染耕地1000萬公頃，污水灌溉的農田面積已達330多萬公頃。

　　與之對應的，卻是我們對于土地重金屬污染檢測的“空洞化”與法制的缺位。

　　“全國迄今并沒有統一組織過土壤污染普查，”孫鐵珩院士告訴記者，過去一些專家做過一些局部地區研究，但全國性的普查還沒有。

　　到目前為止，科學家們無法準確地回答，全國的農村和城市土壤污染的范圍和程度究竟有多大；無法告訴公眾，土壤對污染的承受力在何時會達到極限；也無法告訴公眾應該在什么時候，采取相應的措施。

　　1995年國家曾頒布土壤質量環境標準，以孫鐵珩院士為代表的業內專家認為，該標準過分強調統一，并不能滿足我國土壤多樣化的特點。同時，個別標準的科學性受到質疑：我國的標準將鉛定為250～350毫克／公斤，而現有研究表明，土壤鉛大于100毫克／公斤時，兒童血鉛大于15微克／100毫升，就難以保障兒童健康。

　　陳同斌同時指出，面臨土壤重金屬污染威脅，目前國內還缺乏相應的專家儲備、技術儲備，相關數據資料也很缺乏。“一塊土地完全恢復原本面目，可能需要上百年。”陳同斌說，“而我們現在卻什么都沒有做。”

　　部省聯手或成模式

　　萬洪富更愿意將自己的調查定位為“非官方”性質。他向記者介紹，雖然他是珠三角地區課題組的負責人，但實際上國家環保總局給予的啟動資金非常有限，幾年來的調查經費主要是自己向當地政府“要”來的贊助。“但有一個前提，”萬洪富強調，“沒有當地政府授權，不能向外透露調查的具體數據。”

　　記者的調查結果顯示，無論在珠三角地區還是全國范圍內，但凡公之于眾的某個區域的“土壤重金屬含量”情況的數字，大都來自于類似的學術機構或相關課題組的調研結果，其本身“權威性”不具有足夠說服力，對政府決策的影響也非常有限。

　　所以，當國土資源部與廣東省政府聯手展開調查的消息傳出之后，立刻引來關注。

　　孫鐵珩院士認為，通過全面調查，可以查明一個地區農業生產土壤各種化學元素的自然背景和人為污染的程度、重金屬的來源與分布。更重要的，可以為政府的決策提供權威的參考基礎。

　　杜海燕院長沒有否認此次“部、省”聯合調查的“官方”背景，但對于此前媒體的報道她作了兩點說明：一是國土資源部與廣東省政府都極為重視，但很多細節尚未敲定，項目本身尚未正式啟動；二是此次調查的重點絕非只是汞、鎳等8種重金屬，而是涉及土壤環境的方方面面，所需經費也不是媒體所言的4500萬。

　　杜海燕說，“部、省”聯合進行區域土壤環境調查將漸成趨勢。記者從國土資源部了解到，目前，全國已有十幾個省與之建立或意向建立類似的調查。實際上，土壤污染問題及其相關的土壤狀況調研與監控，在整個環保體系中的砝碼已經加重。

　　近期陳同斌和他的課題組，正準備將近年的研究結果分類整理并上報國家有關部門。“土壤污染是人類在不久的將來必須面對的最困難的環境難題。可以說，以現有的科技水平，土壤污染過程是不可逆的，一旦發展成生態災難，其危害和損失將難以估量。”陳同斌告訴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