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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共識:經濟一體化的原動力


http://whmsebhyy.com 2005年04月23日 13:19 21世紀經濟報道

  亞洲經濟即將一體化﹖當亞洲經濟開始占到世界經濟的29.4%并且經濟增長速度持續10年超過世界平均增長水平時,當各國之間的區域內和產業內貿易成為亞洲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時,這個問題正在令全球側目。

  從過去10年的歷史來看,亞洲經濟走向一體化的進程中,更多的是市場的力量在自發地起主導作用,亞洲各國之間表現出在經濟上的天然依賴性,而各國也從相互交往中大受
裨益。

  “一體化”的利益逐步加大的同時,亞洲各國政府的“一體化”意識也在從自發走向自覺。亞洲各國政府之間開始有意識地推動區域間的合作,可以預計,下一個5-10年,來自政府的制度力量開始逐漸成為亞洲經濟一體化的主導力量。

  這似乎是個悖論,當經濟全球化的趨勢變得越來越明顯的時候,區域之間的經濟共存性卻變得更強,矛盾統一于全球化和區域化之中。“加快發展,尋求共贏”,是我們對亞洲經濟一體化的共同期待。

  4月23日、24日兩天,以“亞洲尋求共贏:亞洲的新角色”為主題的博鰲亞洲論壇隆重舉行,亞洲經濟一體化問題成為會議關注的焦點。為此,本報特別邀請了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龍永圖、世界銀行駐中國代表處高級經濟學家陳光炎、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外資部副部長趙晉平就“亞洲一體化”的趨勢與障礙等問題發表了看法,是為21世紀北京圓桌第45期。

  亞洲經濟一體化乃大勢所趨

  《21世紀》:近年來,亞洲經濟整體增長水平很快,已經成為全球經濟中的一個亮點,亞洲各國之間的經濟往來也在加強,這是否意味著亞洲經濟正在更快地走向一體化?

  龍永圖:應該說,亞洲經濟這幾年的發展成績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亞洲各國在發展中的相互依存度越來越大,走向一體化是大勢所趨。

  從世界經濟近20年的數字來看,大多數亞洲國家經濟增長速度要快于世界經濟總量和發達國家經濟增長的幅度。1986-1995年和1996-2005年,發達國家經濟年增長率平均分別為3%和2.8%,亞洲新興經濟體(NIEs)同期分別是8.1%和4.3%,而以中國為首的其他亞洲發展中國家則是7.7%和6.6%。根據購買力平價方法計算,亞洲國家的GDP在世界總量中的比重已經從1990年15%上升到了今天的23.8%。如果按照目前的經濟速度發展,亞洲經濟將在不久的將來歷史性地占據世界經濟半壁江山。

  陳光炎:亞洲經濟一體化的態勢是非常明顯的。從國際貿易數字來看,亞洲在國際貿易中所占比重不斷上升。在1990-2003年期間,亞洲經濟在世界出口中所占的比重從23.8%上升到29.4%。盡管貿易增長在亞洲內部不太平均,因為亞洲在國際貿易中比重的上升主要得益于中國和東盟國家國際貿易的發展,包括中國、東盟(老六國)、新興工業經濟體(NIEs)和其他一些亞洲發展中國家,但在貿易的主要貢獻力量中,亞洲國家之間的區域內貿易占的比重是非常大的,亞洲各國之間的經濟和商貿來往頻率和幅度都在增大,這些都在說明亞洲各國的經濟依賴性在加強。

  趙晉平:我基本同意二位的觀點。首先一個結論是,一體化加快確實是一個事實。從制度層面來講,東亞地區直到1990年代末一體化的趨勢才顯現,目前一體化速度正在加快。如果從貿易的角度來看的話,這個趨勢出現得更早,在全球產業鏈中,亞洲各國基本都以原材料和加工代工為主,各個國家之間的自然和社會優勢不一,相互之間有共同性也存在互補性,經濟的依存度和貿易的交流還是比較高的。

  《21世紀》:既然貿易已經在亞洲經濟發展以及亞洲各國的經濟發展中起到主要作用,那么,亞洲經濟走向一體化的這個過程,其主要特點有哪些?貿易力量的具體表現呢?

  龍永圖:亞洲貿易發展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區域貿易發展迅速。特別是在東亞地區,其區域內貿易的增長速度甚至超過其全球貿易增長的速度,在1985到2001年期間,東亞地區區內貿易在世界貿易總量中的比重增長了三倍達到6.5%區域內貿易在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也增加到35%,在這一期間,東亞國家貿易中有大約11%轉向到區域內貿易,其中主要的推動者是中國、中國臺灣、韓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大約80%的區域內貿易額集中在這五個主要市場。而同期日本在世界貿易中的比重卻下降了7%。

  陳光炎:在亞洲經濟和貿易的快速增長過程中,私人投資起到很大作用,這也是一個主要特點。應該肯定,在亞洲經濟走向一體化過程中,海外投資尤其是外商直接投資是主導的力量。比如說,東南亞的電子業的發展中,起主要作用的還是私營資本,主要是海外的投資,也包括國內的投資,而政府間的自由貿易體系做的貢獻相對要小。這也是讓人奇怪的一點,傳統意義上國際貿易和投資的關系是互斥的,但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由于跨國公司的發展使得生產變得越來越國際化,直接帶動公司內貿易在世界貿易中的比重迅速上升,國際投資和貿易的關系正在變成一種相互依存的關系。

  趙晉平:如果說從貿易的角度來說明的話,我認為一個很明顯的特點就是,亞洲經濟走向一體化的過程中,來自市場的力量起到很大作用。亞洲作為一個大的市場,由于直接投資的作用,相互之間的合作已經很深了。相互之間都是重要的貿易伙伴,日本和韓國的產品出口到東南亞,再經過加工組裝后產品出口到歐美市場。出口是在歐美,入口在日韓,加工在東南亞,這已經形成了產業分工的格局,資源配置是在市場上起的作用形成的,所以說,和世界其他經濟體,比如歐洲和北美自由貿易區相比,市場的力量在亞洲經濟走向一體化的過程中,是起很大作用的。

  市場與政府共同推進一體化

  《21世紀》:諸位認為一體化的動力顯然在于市場和政府,這兩種力量各自起著怎樣的作用?

  趙晉平:推動一體化的力量主要有兩個方面,一個是制度層面的,一個是市場力量。市場力量是自發形成的,主要是由直接投資的帶動,亞洲各國之間的投資主要是外商直接投資,在亞洲地區形成的一定規模的產業鏈,使得亞洲各國的經濟依賴加強。

  龍永圖:過去的30年中,特別是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國際直接投資的環境發生變化,一些限制和壁壘在逐步消失,比如對貨物、服務、資金和人員流動方面的政策和技術壁壘,這為加快亞洲各國之間貿易和其他經濟往來創造了好的條件。另外,國際直接投資在對投資地點進行選擇,對國際產業鏈進行重新布局,所以在過去的25年中,部分東亞國家在大量國際直接投資的推動下參與了國際生產活動分工,雖然主要的資金來源和產品的主要銷售市場都在區域之外,但是主要的東亞經濟體都參與到這一分工之中,而中亞、西亞和南亞國家還在這一分工體系之外徘徊。

  陳光炎:東亞地區能夠融入全球分工中,一方面是全球產業分工格局導致的結果,另一方面,勞動力成本也是東亞國家的一個共同優勢。

  《21世紀》:為何在亞洲經濟一體化的過程中,制度力量相對弱勢?如何進一步喚起一體化的制度力量?

  龍永圖:這和亞洲的文化和歷史基礎有關。相對于歐洲和北美,亞洲各國政府間的合作觀念比較弱,不習慣通過政府間的這種正式渠道去達成利益的同盟,但是,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體之間的競爭增強之后,亞洲政府間的通過合作來達成共贏局面的意識變得越來越強,由此,政府間的力量開始介入,用制度來推動一體化的進程,這一標志性事件便是“10+3框架協議”的形成。

  陳光炎:亞洲要保持持續發展,還是需要有好的政策環境的,不管是從留住投資還是本區域的持續發展考慮,而這些工作,都是政府職能的一個體現。

  趙晉平:東亞地區普遍具有經濟出口導向型的趨勢,在東亞加工,出口到歐美,在產業鏈上始終處于利潤率較低的一環,所以政府要介入,進行產業結構的調整,主導一個地區經濟發展的平衡性和持續性。

  《21世紀》:在下一階段,市場與政府兩種力量的作用趨勢如何?

  趙晉平:市場的力量在過去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功不可沒,但市場需要制度的保障,如果沒有,市場的力量反而可能產生倒退。從長期發展來看,制度的力量將變得很重要,制度建設不能滯后,應該在已經形成的市場基礎上,加快制度建設,保障市場。我想這個方面,是亞洲各國政府將要努力的方向吧。

  龍永圖:我的看法是,主要的推動力還是來自市場。我認為,下一階段,市場還可以嘗試通過大量非政府的組織和平臺這種非正式的方式,達成共識,解決一些經濟發展方面的難題、摩擦和問題。

  對于制度的力量,我個人不是特別看好,在亞洲地區,要政府之間達成共同協議需要較長時間的磋商,而且,制度的力量受政治以及其他因素的影響較大,這些不確定的非經濟因素也可能使得制度的推動力缺乏一定的保障。

  陳光炎:二者的力量都是非常必要的,也是相互融合的。我認為,在不同的階段,特定的環境中,制度和市場各自發生作用的比重可能會有不同,但二者都很重要,都是主要的推動力量。

  中國與亞洲:互惠互利中前進

  《21世紀》:中國改革開放26年以來,正是亞洲逐步走向一體化的過程,那么,中國經濟的發展和亞洲一體化之間的關聯度表現在哪些方面呢?

  龍永圖:中國和亞洲經濟是相互依賴的,不管是在過去,還是現在和將來,而且,這種依賴性會越來越高。比如,中國同東亞國家的貿易密集度很高,超過了國際貿易中類似鄰國和相鄰經濟體之間的密度。這主要是由于中國的產業結構變化造成的,由于外資的進入,中國的出口結構發生變化,也導致了對原料和零部件進口的增加(區域貿易中15%涉及零部件),而東亞的許多國家和地區正是原材料和零部件比較成熟的加工出口地區。

  可以說,中國從亞洲國家的發展中獲取了自身發展的支持,同時,也對亞洲其他國家的發展產生反哺作用,尤其是對東亞國家和經濟體。中國在東亞區域內出口的比重已經從1985年的24.7%增加到了2001年的30.6%,與此同時,中國也成為本地區一個重要的市場,1995-2003年間,中國從東盟國家的進口增長十分迅猛。

  陳光炎:有些觀點認為中國的發展影響到東南亞的工業化,會把他們推向資源型產品基地。但足以推翻這種看法的是,中國從東南亞的進口更多反而是工業產品,類似石油、棕櫚油等原材料的進口的比例越來越小。比如,以中國從泰國的進口數據為例,棕櫚油1995年占中國從泰國進口總額的23.4%,但到2003年變成4.4%;電子和電器從1995年的8.8%上升到46.8%;又如中國從馬來西亞進口數據:馬來西亞1995年,中國從馬來西亞進口的石油占總額的36.4%,但2003年卻下降到8.0%;木材1995年是23.2%,但2003年下降到4.6%,橡膠1995年是9.3%,2003年下降到6.6%,電子類產品則從1995年的14.8%上升到64.6%。因為中國和其他國家之間的貿易總額基數在不斷上升,雖然從總量上來講,原材料的比例在下降,但總量是在增加的,而電子增長的比例更快。

  趙晉平:中國對亞洲其他國家的依賴性是存在的,而且是在增強的,比如在貿易方面,中國對來自亞洲地區其他國家中間投入品的進口是在不斷上升的,中國本身的中間投入品市場形成時期比較有限,只有從周邊國家獲取了;至于原材料方面,周邊國家也都不太具備這些資源優勢,只有從其他具有資源優勢的國家,比如拉美、澳大利亞等區域外進口,這也正好解釋為什么中國對原材料的需求在不斷增長但是從亞洲國家進口的進口增長率卻在降低的原因所在。

  《21世紀》:亞洲一體化的趨勢加強,對中國和其他國家的利弊如何?

  龍永圖: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對亞洲的崛起提到了推動作用。相反,如果中國經濟減速,對亞洲經濟的影響也是可想而知的,因為各自的利益相關度是很高的。但總的來說,中國的發展,無疑對周邊國家是有利的。

  趙晉平:這幾年中國從亞洲其他國家的進口額在該國出口總額中所占的比重是在上升的。比如在東南亞國家的出口總額中,在印尼,對中國的出口額從1990年的3.2%上升到2004年的6.4%;馬來西亞,對中國的出口額從1990年的2.1%上升到6.6%;菲律賓1990年對中國的出口總額占該國總出口總額的0.7%,2004年卻上升到6.7%;新加坡的數字是從1990年的1.5%上升到2004年的8.6%;泰國是從1990年的1.27%上升到2004年的7.3%。

  另一方面,中國在進行的宏觀調控對亞洲其他國家也不會產生很大的影響,可能會有短期的經濟波動,主要反映在產業政策方面。但長期來說,雙方的貿易往來是有利于各方經濟發展和共同繁榮的,各國都希望實現高附加值的產業,得到更好的發展,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我想,這不僅是兩個經濟實體的需求,也是政府干預和引導經濟發展的初衷所在。

  破解障礙,展望一體化未來

  《21世紀》:從現在的進展情況來看,亞洲經濟要順利實現一體化,其潛在的一些障礙存在哪些方面?亞洲國家要尋求更大的互惠空間,還應該怎樣去努力?

  趙晉平:我個人覺得有幾個方面需要加強:首先,對于亞洲國家來說,深入的經濟和政治合作有利于進一步增強亞洲國家間雙邊和多邊貿易關系。在2000年開始提出“10+3”,中日韓三國和東盟簽訂自由貿易區合作框架協議以來,進展一直還比較緩慢,中國要加強在這方面的進展步伐,為中國的經濟發展營造一個更好的環境,爭取更有利的空間。

  其次,政府需要進一步改進宏觀經濟政策,以吸引更多的國際直接投資,而投資則可以推動貿易關系的發展。在市場的力量發展到一定階段后,政府的力量應該融合進去,提供更有利的配套措施和制度保障,從而也刺激市場的力量持續發生積極作用。

  第三,國際產業分工的深化要求政府之間更多的政策協調,以避免不必要的貿易摩擦;從合作本身來講,目標是長期的,比如10+3,要一步到位是比較難的,需要政府間增加協調和溝通,實際上,市場促成10+3方面是有進展的,但在制度上不多。

  最后,就是政治影響的問題,一個良好的周邊和多邊關系是很重要的,這是目前亞洲國家之間存在的一個重要的障礙,這就沒有辦法為經濟上提供一個很好的基礎,在10+3的形成過程中,關鍵也是在東北亞經濟一體化,如果東北亞不能順利達成一體化協議,那10+3是很困難的。

  陳光炎:我覺得,亞洲各國政府需要適應新的形勢,在思路和政策方面進行一些調整和改變,促進經濟和貿易的良性循環。其次,亞洲各國的國際分工還要進一步深化,比如電子業,在東南亞已經形成了一條比較成熟的產業鏈,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都在里面,但越南、老撾都不在這條產業鏈里,所以,對于后者來說,就很有必要改善投資環境,調整產業分工引導產業發展。

  此外,從整個亞洲來看,東亞、東南亞和東北亞的產業分工已經比較成熟,一體化趨勢也明顯,但中亞和南亞卻還不夠發達,一體化態勢也并不明顯,從地域上來看,就形成了發達與相對落后的兩個圈,這對整個亞洲的發展是不利的。

  龍永圖:中國要盡快抓住亞洲一體化的機會,在全球產業分工中找到更適合的機會和位置,充分利用地域和資源優勢,擴大發展機會。我想,這主要還是要中國企業自身努力來完成的。

  另外,我還要強調,亞洲國家應加強建立政府間的非正式磋商和溝通平臺,以便以更靈活的方式解決敏感和棘手問題;

  企業之間、協會之間也要發揮聯盟的作用。比如對于鐵礦石漲價,亞洲的幾個國家,比如中國、印度、韓國和日本,都存在共同利益基礎,如果能夠聯合起來,建立一個價格聯盟,去和巴西、澳大利亞他們談判,那對大家都非常有利。但從目前來看,這樣的企業聯盟或者非政府組織還比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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