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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李明偉 上海報道
上海市政府對于外貿和外資方面的工作思路正在發生微妙變化。
4月8日，傅鈞文面帶微笑地遞給記者一本《上海民建會訊》，該刊選登了今年上海兩會期間他主筆的一個提案：《關于降低上海外向型經濟風險的建議》。
身為民建成員的傅鈞文是上海社科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國際貿易研究室主任，他在提案中呼吁要停止以“數量”來引導上海外經貿工作的做法：“要以保持貿易平衡、追求貿易效益、出口內需協調發展和可持續發展為目標，不盲目制定不切實際的出口和創匯的高增長指標”，“政府制定的年度招商引資計劃應更多地關注能反映外資質量的指標”。
讓傅感到高興的是，上海市政府對這份提案作出了明確反應：今年的招商引資工作不再設定增長率指標。雖然對于外貿出口方面沒有明確這樣提，但是傅認為，這已經打破了歷年來“數量導向型”的思路，而考慮到外貿的可持續性發展，“應該也可能不設指標了”。
建設“貿易中心”路徑
外經貿工作指向之一的“口岸貿易中心”，只是上海“國際貿易中心”戰略的一個構件，國際化的“購物天堂”、國際批發交易中心、國際物流配送中心等多項功能的綜合拱力，方能支撐這一戰略的最終實現。
由外經貿工作的思路變化，以及正在加緊“補課”的批發中心建設、物流配送中心建設，可以看到，上海正在努力規避對于“國際貿易中心”的簡單化理解和那些已經有所顯現的結構性陷阱，使“國際貿易中心”的建設真正納入到“可持續性發展”的軌道上來。
這種審時度勢還表現在對于上海目前“國際貿易中心”水平的清醒認識：雖然早在2002年時，上海就已經以零售市場首破250億美元的成績初步達到國際公認的“國際貿易中心”基本水準，但這還僅只是初步的、低層次的、單項的，與紐約、東京等國際貿易大都市相比，依然差距很大。
鑒于此，上海最近推出的“國際貿易中心”建設路徑設計低調、務實而循序漸進：
第一步：到2007年前，進一步完善上海作為中國最主要進出口口岸的功能，爭取在一些領域(貨物集散、商品定價、物流信息等)形成影響；第二步，到2010年前，基本建成亞太區重要的貿易中心之一，對區域內的經貿活動發揮重大影響；第三步，到2015年前，基本確立在亞太地區國際貿易中心地位，對亞太區域的經貿活動具有決定性影響，同時對國際經貿活動發揮影響；第四步，到2020年，建成全球性的國際貿易中心之一，對國際經貿活動發揮重大影響。
也就是說，按照這個路徑設計，上海要建成真正的“國際貿易中心”并非是朝夕可就的沖刺就可以達到，而是要依靠起碼長達15年時間的超長跑。由此，上海及時地反省和校正當前的步伐就成為當務之急。
規避外貿出口陷阱
加入WTO后，中國的外貿如開閘的蓄水般突飛猛進，連續幾年以兩位數高速增長，東部沿海的中心——上海的外貿增速則更是節節攀升：2002年19.3%，2003年54.7%，即使在2004年出口退稅率普遍下降的情況下，其全年進出口增長率依然達到42.4%(全國增長35.7%)。
這個成績是驕人的：超常的增長使得上海與外貿大省廣東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小，且大有一躍而過之勢。但是，另一方面，一些結構性的問題也開始在這個過程中迅速滋生，且大有日趨嚴重之勢。
傅鈞文將這些結構性問題歸納為四個方面：貿易方式過于倚重加工貿易、出口企業性質外資占主導、出口地區過于偏重美歐、出口產品勞動密集型居多。
2004年，上海加工貿易出口占總出口的58.2%，同比增長54.9%；同期全國加工貿易占全國總出口的55.3%，同比增幅為35.7%。由此可以發現，在全國出口貿易中，加工貿易占的比重超過一半，且增長強勁，而上海尤盛；加工貿易的比重高，又說明上海乃至中國更多扮演的還是“世界加工廠”角色而非“世界工廠”，這也說明，上海真正“利用自主知識產權和自有品牌生產的高技術產品的出口份額還很低”。
尤其近兩年，外企在出口貿易中所占的比重不斷增大，上海去年的出口中外企出口占了67.3%(全國占了57.1%)，這種強勢地位還處于高速攀升之中，去年上海外資出口的增速為60.7%(全國為40.9%)；而在占據出口半壁以上江山的加工貿易中，外資的力量更加明顯，上海的加工貿易中外企占了近90%(全國為近80%)。
到目前為止，中國最大的出口市場依然還是美歐，上海又最明顯，其2004年對美國和歐盟的出口增長率分別達到49.7%和60.6%，其對美國和歐盟的出口依存度(依存度：指一國或一個地區對一國的出口額占該國或該地區總出口額的比重)分別達到了24.4%和21.8%，遠高于其他國家或地區。
由以上數據不難發現，上海輝煌外貿的背后隱藏了一些潛在的陷阱：對于外資、加工貿易以及歐美市場的過于依賴，這種依賴在貿易摩擦頻發、貿易壁壘推陳出新、貿易保護重新抬頭的當前國際市場，往往可能帶來危機，使得上海外貿發展的受干擾抗風險能力減弱，因而其“可持續性”被削弱。
一個現實的例子是，2004年中國的出口產品面臨了國外16項特別保護措施，其中美國就占了14項，這就是與我國出口對美依存度高(尤其是紡織品的對美出口)分不開的。
傅鈞文認為，要改變這種現狀，就需要引入“和諧”的觀念，改過去外延型增量增長為質量調整型增長，在外貿方面摒棄那種不惜代價追求擴大出口的政策取向，堅持以效益為重，從而避免外向型經濟所帶來的結構性風險。傅深感欣慰的是，目前上海市政府的思路調整已經在這個方面有所表現。
流通領域全面發力
在外貿領域面臨的結構性調整同樣也面臨于“國際貿易中心”建設這一綜合工程。
如果說上海“國際貿易中心”建設是要造一只多腳巨鼎，那么零售業無疑是其中引人注目的一鼎，這表現為兩個方面：
一是零售總額，2004年上海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達到2454億元人民幣，進一步超過“國際貿易中心”在這個方面的基準；另一方面是大型零售企業茁壯成長，年銷售超千億的大型國有企業百聯集團的重組，家樂福、麥德龍、百安居、沃爾瑪等大量外資零售巨頭的紛紛落地，都使得上海成為國內目前最為龐大、業態最多和最領先的零售市場。
但是，與國際相比，上海的零售市場依然還需要在層次、檔次方面進行提升——例如，上海至今還沒有世界一流的百貨品牌。有鑒于此，上海市經委計劃逐步引進高端百貨業品牌，聞名世界的英國瑪莎百貨就一度在與百聯集團談判，意大利頂級時裝和時尚消費品品牌阿瑪尼也于去年進駐外灘，這些品牌的進入，將使得上海成為名副其實的國際化“購物天堂”。
與零售業的相對領先相比，與此相關聯的批發業、物流配送業、電子商務等方面卻遠遠落后，由此有專家認為，正是這些結構性問題使得上海“國際貿易中心”的建設在“四大中心”建設中相對最為滯后。
上海市政府顯然已經意識到了這個問題，2003年重組百聯集團時即有意拉進主要從事生產資料流通的上海物資集團，意圖以其物流資源為載體，整合原一百、華聯、友誼三大商業集團的物流體系，從而形成一個大型的、能與上海領先的零售業配套的物流配送企業，但是現在看來，其重組并非可以一蹴而就，諸多變數影響了這一大型物流配送企業的成功分娩。
物流配送業不光與零售業緊密相連，同時也直接與國際航運中心的建設相關，其結構性功能不容小覷，其產業的帶動效應也很明顯。也正是因此，上海市政府開始不惜工本加大建設力度。
今年3月16日，面積近19平方公里、投資約10億元的上海海港國際貿易中心在奉賢區破土動工，此中心距離臨港新城10公里不到，專為配套上海國際航運中心洋山深水港而建，其方向，正是大力發展倉儲和現代物流業。
上海市政府目前正在做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迅速“補課”批發業。目前，上海批發業的狀況是，舊有三級批發體制在不斷瓦解，但適應現代化的商品分銷體系的新型批發體系卻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在上海商學院教授吳建國看來，批發產業發展的滯后已成為制約上海建成國際貿易中心的瓶頸。因此，在國外大制造商不斷入駐上海的情況下，必須培養一批大進大出、快進快出的大批發商、大經銷商，同時建立起與大制造商相配套的高效暢通的分銷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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