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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王云帆 上海報道
再回首
歷史的節點如此清晰。
700多年前，元朝新設了一個縣，那時的城墻所在就是今天上海的中華路和人民路。至此，上海作為一個獨立的行政區登上舞臺。
1843年開埠前，上海只是松江府轄下的一個普通縣城。此后，在現在的外灘、淮海路和蘇州河北面先后出現了英、法、美租界。這樣，原上海縣城之外，又出現了一個新興的現代化城市，并由此開始奠定這座城市在中國近代史上的光榮與夢想。
1900年，上海城市人口突破100萬，躍居全國第一，逐漸成為中國特大城市、最大港口、對外交往基地、多功能經濟中心與全國文化中心之一。1927年，北伐軍進入上海。南京國民黨政府設立了上海特別市，不久改名“上海市”。
整個20世紀，上海綜合經濟實力一直領跑。特別是建國30年中，上海經濟始終是中國的工業基地和財政支柱，居共和國經濟長子之位。
20世紀80年代的上海，一度黯淡。十年間，上海經濟增長速度在十四個沿海城市中最落后，GDP增長速度是7%，比當時全國平均的8.9%還遜色1.9個百分點。
這一時期，上海體制上以計劃經濟為主，產業結構以國有企業為主。在農村包圍城市的思路下，全國推進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并未使上海直接受益；而城市體制改革，上海又比全國晚了5年。
但是，這位“長子”仍在為全國供血：1984年以前中央對上海的財政收入實行“統收統支”，上海每年上交中央的財稅占地方財政的87%，只剩下13%自用。1987年開始實行“財政大包干”，即上海每年上繳中央105億元基數不變，節余自用。據查，從建國到20世紀末，上海共上繳國家財政收入近4000億元，占全國總收入的六分之一。
進入20世紀90年代，上海再度發力，發展速度同比翻了一倍，達到13%以上，從1991年開始連續多年比全國高出2個百分點。
對于上海1990年之后的昂揚，原因眾多，浦東開發的拉動作用尤其重要。
20世紀90年代初，鄧小平開始把浦東的開放與國家的發展戰略聯系了起來，他特別指出：“開發浦東，這個影響就大了，不只是浦東的問題，是關系上海發展的問題，是利用上海這個基地發展長江三角洲和長江流域的問題。”
1992年10月，江澤民同志在中共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所做的報告中明確指出：“以浦東開放開放為龍頭，進一步開放長江沿岸城市，盡快把上海建成國際經濟、金融、貿易中心之一，帶動長江三角洲和整個長江流域地區的經濟新飛躍。”1997年9月12日，江澤民同志在中共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中再次指出：“進一步辦好經濟特區、上海浦東新區。”
浦東此后的成功可以用數據說話，1990年浦東的GDP為60億，2004年為1800億。2005年4月18日，浦東15歲。
新大上海
2004年7月26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胡錦濤來到上海。這是他到中央工作后第四次來上海。
胡錦濤對上海的發展寄予殷切希望。他指出，希望上海把未來的發展“放在全國發展的大局中來思考、來謀劃”，把上海建設成為國際經濟、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和現代化國際大都市，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進程中繼續走在全國前列。
“站高一步，看遠一步，想深一步”，則是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的口頭禪，三步見諸行動，其結果是“一個新的大上海”。
所謂“新”者，是指城市的功能升級。
上世紀30年代，上海已是遠東的經濟、金融、貿易等多功能中心。但1950年代實行計劃經濟以來，上海長期被作為一個單一的工業基地。
重塑多元化的城市功能，在1980年代重新成為上海共識。1983年，中央派出以宋平、馬洪領銜的調研組赴滬，肯定了上海的發展新思路。1986年10月13日，國務院在對《上海城市總體規劃方案》的批復中明確指出：“要把上海建設成為太平洋西岸的經濟、貿易、金融中心之一。”
如果說80年前，上海主要履行了產品輻射功能，1990年代主要體現了示范性，那2000年之后，上海正努力成為一個服務全國的平臺，“原來是機器上的一個商標，現在要做機器上的一個零件”。
這次轉身的具體目標被凝煉成概括性的4321，即“經濟、金融、貿易、航運”四個中心，“服務長三角、服務長江流域、服務全國”三個服務，“率先實現小康和現代化”兩個率先，和一個“繼續走在全國的前面”。
雖然前一階段上海國際金融中心效果不彰，但央行二部即將落地的消息，又燃起了上海對華盛頓——紐約模式的向往。
目前，央行二部的定位只是一個備份中心，職能有限，但足以擴展想象。二部以央行分拆的形式必將促進上海金融市場的發展，有力推進上海首先成為國內的金融中心，并為實現國際金融中心提供政策扶持。
如今，中國的外匯中心已在上海，如果人民幣中心也能落戶此地，上海金融中心即雙翼豐滿。
為此，上海在2005年必須首先做好兩件事：風險防范和金融創新。原有金融體制沒有解決、宏觀調控的問題逐步累積和2006年金融開放在即這三個因素，決定了2005將成為中國的金融風險年。如果上海舉措得力，自然會贏得更多的信賴。而在金融技術創新、產品創新、制度創新的三個層面上，至少技術與產品創新地方政府大有可為，亦可為進一步爭取中央制度奠定基石。
國際航運中心建設，被本屆上海政府視為更現實的工作抓手。
從地緣位置上看，上海近年的發展思路圍繞從浦江時代到長江時代到港口時代的變遷。
“拼命兩年，只干不說”的大小洋山項目，首期3公里岸線、5個泊位、220萬標箱吞吐今年底便可完工。二期工程也將在2006年提前竣工，那時小洋山可再增250萬標箱。
但是，如果建設的只是碼頭，那還遠不是航運中心。
按國際慣例，港口分成支線港、喂給港、樞紐港。只有國內中轉率沒有國際中轉率謂之支線港，如果連國內中轉都沒有，就只是喂給港。而樞紐港要求有40%的國際貨物中轉率。
且不說，上海2003年尚只有0.7%的國際貨運中轉率，就是在國內中轉方面，也仍需努力協調。比如，當年孫中山口中的“東方大港”北侖港從未放棄努力，浙江正抓緊疏浚京杭運河，以爭奪蘇南貨源。而交通部設在上海的港口協調辦公室，近年來僅是協調上海與蘇州的常熟、張家港、太倉三個小港，已是疲憊不堪。
有專家估算，如果江浙滬各地的港口規劃統統建成，吞吐量將達到8000萬標箱，大大超出需求。
夢想雖然遙遠，畢竟已經起航。而且，國際航運中心的期望一旦落實，便可產生物流、人流、資金流的聯動效應，屆時國際貿易中心、經濟中心也就水到渠成。
區位升級
所謂“大”者，是指城市的區位升級。
要義在于上海區位策略在不同層面不同時期的騰挪智慧——從600平方公里的上海市區到6000公里的上海行政區，從長三角的中心到長江流域的龍頭，從中國的上海到世界的上海。
根據上海決策層今年3月以來的最新構想，未來的上海或將分成四大版塊。
首善之地是大浦東，包括現在的浦東和南匯。浦東新區冀望晉升綜合改革實驗區，浦東機場的擴容更為她插上了二次騰飛的翅膀；借東海大橋出海的南匯，則在籌劃一個近300平方公里的臨港新城，作為承接國際重型制造業轉移浪潮的港灣。
第二個版塊是崇明三島。未來這里會成為上海的生態樂園，又一個美麗新世界。
連接第一、第二版塊的中間地帶，本身已是重鎮外高橋保稅區之所在。此三者相貫，展開的是上海整個重心東移戰略的卷軸。
第三版塊為奉賢、青浦、嘉定、金山、松江。這是上海傳統的制造業基地，也是降低商務成本的試驗區。它將為上海的服務業提速提供堅實的后盾。
再有就是擴大了的中心城區，包括老中心和一南一北的閔行、寶山。雖然閔行的石化、寶山的寶鋼兩大產業基地已經成為上海縱向發展的天塹，但從閔行區穿過的滬杭高速，正以強大的市場力量，使得這個區域在東西走向上重新找回彈性。
如此一來，上海經濟區便從600平方公里的市區，得以向6000平方公里的大行政區延展。
2004年11月中旬，國家發改委確定了在京津冀和長三角率先試點，推行區域規劃，并且由中央統籌進行規劃編制。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溫家寶總理再次提出統籌區域發展。
對此，上海早有響應。
1992年以來，上海一直在服務業和制造業之間反復權衡。由于服務業同樣存在嚴重的地方壁壘，更多在原地徘徊。
同時，周邊省份充滿了對產業同構的抱怨。首屆長三角一體化論壇上傳出這樣一組信息：蘇、浙、滬三地產值在前10位的行業基本相同，長三角有11個城市同時選擇汽車作為未來發展的重點產業，沿海城市競相定位為港口城市，長三角經濟圈“十五”高新科技產業發展規劃中，集成電路產業的同構性達35%，納米材料為48%，計算機網絡為59%，軟件產業為74%。
上海產業的任務一言以蔽之：制造業破除同構，服務業走向全國。眼下，正當其時。
隨著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提出將科教興市作為推動上海全面升級的“主戰略”，上海承接國際重型制造業轉移的肩膀更加寬厚。同時，科教興市還可反哺江浙。比如，洋浦區自主知識創新的一個核心任務便是幫助江浙的制造業升級。也就是說，一般制造業與江浙分工后，將其上游的科研機構吸納到上海。
而隨著服務全國的提出，上海正從長三角一體兩翼的中心，升級為長江流域的龍頭，服務的另一條出路豁然開朗，復興長江這條現成的黃金水道，不僅可助上海將輻射力直貫西部，更貼合國家戰略。
申城還有更為宏大的暢想，就是從國際大都市走向世界級城市。2003年左右，上海提出了世界級城市的概念。當年年底，一份專家報告《上海建設世界級城市的現狀、差距與構想》被提交。
2004年F1賽車的眩目登場和2010年世界工業博覽會的成功申辦，都彰顯了上海躋身世界城市領袖之列的可能。
政府升級
上海向上，既是這座城市的得天獨厚的區位決定的——上海扼長江入海咽喉，西接江蘇蘇州和浙江嘉興，北以長江北泓道界江蘇南通，位居長三角及整個長江流域的龍頭，又當全國黃金海岸線中央，東臨東海，南瀕杭州灣；也是這座城市無可替代的歷史決定的——上世紀30年代“東方巴黎”的美譽，使21世紀的上海人不滿足于在外灘建筑群前的流連。
動力還來自政府，這是解讀上海的另一個重要切口。
上海政府是典型的強政府，她善于高瞻遠矚，階段性地推動改革，然后為下一步改革留下接口。這是上海始終穩健前行的要訣，盡管她永遠不會像溫州那樣依靠市場草根力量進行顛覆式的探索。
在純粹的市場經濟價值體系中，總認為過于強勢的政府并不合理，也未必高效。但面對這座的確由強政府傳統支配了許多年的特大型中國特色城市的成功，人們有理由對它運作文化中的必要性與合理性，做出更為中肯和透徹的解讀。
關鍵在于，從總體上看，上海政府的強勢更多體現在對市場化的積極引領，而非對市場化的遏制。有人索性將之歸納為“用計劃的手段搞市場經濟”。
這一點，在上海政府的資本運作能力上表現得尤其明顯。比如，上海國有資本運作已經遠遠超出了其他地區為改革而改革的階段。由于10年前就建立了國資委、控股公司、國有企業的三級管理架構，今天其6000億國資已基本可以按照整個城市的階段性工作重點來運籌。
專家稱，計劃時代遺留的龐大的國資，“要求上海政府必須強”。其價值在于，可以發揮國資的集中化戰略，比如上海搞國際會展，政府可以直接出面找來漢諾威這樣的巨頭合作。而且，強政府可以強制保留一塊民族平臺，讓國內企業有一個成長的緩沖階段，“這就是為什么上海堅持在流通領域整合出一個百聯”。
這種政府行為模式，被稱為“喜歡舉杠鈴”。
觀察家稱，上海政府將自己定位于“戰略的確定、市場體系的建立、游戲規則的制定”，甚至“市場主體初期也是有政府背景的實體”，“但在市場運作上決不操縱，這樣逐漸其他主體也進來了”。
或許，在一個地區的跨越式發展中需要這種模式。
因為必須承認，在中國現實中，人才、信息還是積淀在政府內部，而民營力量與外資力量又相當懸殊。
但是，強政府在幫助“搭臺、進場”之后，是否退出、如何退出？
上海政府需要認識到，有效性在不同階段的表現方式不一樣。關鍵在某一階段的成本與收益對地方形成多大的促進作用。雖然從上海前一個過渡階段來說強政府是有效的，但是不是以后也要這樣？
有學者提醒：“隨著邊際成本的變化，政府需要對階段做出新的清醒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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