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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自東而西、自南而北的梯度發展進程，可以看到一條比較清晰的產業遷移路線，即作為國際產業轉移的沿續，制造業在上世紀完成了由國外向珠三角、長三角地區的轉移后，本世紀又繼續由東南沿海向環渤海、中部和北部沿海地區遷移。
長三角、珠三角率先承接產業轉移
作為中國引資的第一站，珠三角在上世紀80年代吸引了大量港臺資金，同時接納了由港臺轉移而來的紡織、電子、玩具、鐘表乃至高爾夫球具等產業，深圳、廣州、東莞等地同時成為人才高地，引得無數孔雀東南飛。
90年初的浦東開發令上海成為新的熱土，其周邊的蘇州等城市也為臺灣及新加坡資金所青睞。在汽車等制造企業由歐美向這一地區轉移的同時，電子產業開始由珠三角向長三角轉移，從而為如今長三角電子業產業鏈的成型奠定了基礎。
1999年北京申奧成功，則令北京及環渤海地區繼前兩者之后，成為投資集中地，各類人才也加快向這些地區流動。
產業的遷移必然伴隨著人才的聚集，因此，從人口遷移熱點的轉換中，我們也可以觸摸到產業轉移的脈搏。研究中國歷次人口普查資料可以發現，20世紀80年代之前，江浙滬和長三角人口處于下降狀態；進入80年代，上海人口相對規模首先轉減為增；90年代后，上海和長三角的人口相對規模則出現了全面擴增的勢頭(附表)。這正與國內產業轉移的動向吻合。
制造業繼續北上西進
近兩年，在原材料不斷上漲的壓力下，長三角、珠三角地區不斷上升的商務成本，令制造業廠商備感壓力。而在江浙滬等地，由于土地供應有限，對于投資強度也提出了要求。按照蘇州工業園區的要求，每平方公里的投資強度須達15億美元。為此，一些制造企業開始將生產基地向內地轉移。上海通用落戶煙臺，中芯國際向北京、天津、成都擴張，聯合利華向合肥轉移，以及顧雛軍在南昌建設格林柯爾-科龍工業園，正匯聚成這一新的潮流。在江蘇，一些產業也開始在政府的引導下由蘇南向蘇中、蘇北轉移。
由于這些產業轉移時，還將帶動相關配套產業跟進，各地方政府正極力捕捉這一機遇，競相招納知名企業落戶。南昌即提出要抓住制造業“退沿海進中部”的趨勢，盡快做強做大汽車、醫藥和食品業、電子信息和家電、紡織服裝、新材料等五大支柱產業。煙臺的統計則顯示，上海通用落戶后，通用配套體系的零部件生產商紛紛跟進，相關服務業也隨之興起，由此可望為當地增加數萬個就業機會，煙臺開發區黃金地段的樓價平均每平方米也上漲了400元左右。
內地省份的招商引資，令被“挖墻角”的長三角、珠三角城市也倍感頭疼。制造廠商向內地的遷移，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長三角、珠三角地區去年底以來的民工荒。湖北隨州市一位官員向記者證實，由于手機生產商波導在當地設廠，許多本地青年不再選擇外出打工。
雖然在產業配套、行政效率、物流便利等方面，內陸省份尚存在劣勢，但在制造業利潤日益壓縮的今天，土地價格和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必然削弱長三角、珠三角地區對于勞動密集型企業的吸引力，企業內遷因此將更成潮流，而中國經濟也可望在這種梯度傳導中實現均衡發展。
受累發展戰略超前?
今天上海面臨的服務業、制造業脫節，與其超前的“三二一”發展戰略有關。目前，面臨轉型的上海面前有三條路，即倫敦模式、東京模式、香港模式。其中，香港模式是上海最不愿意看到的出路，但是近兩年，上海恰恰在向這個方向前進。
上海經濟房地產化，是有其歷史根源和政策軌跡的。近幾年，上海有強烈的擺脫制造業、全力打造服務業的政策傾向，其注意力和資源傾注在打造金融中心和物流中心上。然而，金融中心生不逢時，證券市場面臨連續4年的熊市，資本市場融資困難，二級市場成交蕭條。如此環境下，新生的基金業舉步維艱。期貨市場、外匯市場和衍生產品近年有所發展，但是品種單一、對沖保值能力差，市場規模太小。銀行業改革的步伐本來就邁得不大，上海在銀行業務上較國內其他地區也未見優勢。金融保險業由于持續低迷，未能給上海經濟帶來預期的動力，2004年被上海市政府稱為當地金融業發展的關鍵年，可惜在一片低迷中不了了之。
上海船運、物流業發展相對順利。隨著中國經濟發展和出口暴增，上海集裝箱運輸由2000年的561萬標箱上漲到2004年的1455萬標箱，居世界第三位。然而光靠運輸業的有機增長不足以拉動上海經濟雙位數的增長。大、小洋山港仍在建設中，遠水不解近渴。這種背景下，房地產便堂而皇之地走上了前臺。為了GDP，上海市政府也就對房地產價格的突飛猛進持容忍態度，即使個別時候需要制止炒風蔓延，也往往收效甚微。
政府主導模式
今天上海面臨的服務業、制造業脫節，與其過早實施“三二一”發展戰略有關，即優先發展第三產業，把第三產業的比重像許多國際都市那樣提高到70%以上。這個上世紀90年代初便提出來的戰略，思路應該說是正確的，但是執行時機可能過分超前。其實，上海在這個問題上已經吃過一次虧。90年代對浦東的房地產開發和金融區發展就過分激進，導致辦公樓和住宅大量閑置，造成巨大資金積壓，甚至開始影響個別銀行的資金周轉。
這幾年上海注重服務業的時機比上世紀90年代的浦東開發要好。中國經濟開始起飛，出口產品競爭力大增，房地產熱乍起，海內外資金云集。但是，體制和市場容量限制了金融中心和物流中心的高速發展。中國的資本項目不開放，外國銀行基本不允許經營人民幣業務，股權分置像一柄利劍懸在股市頭上。至于運輸，增長只能跟著生產和出口走，建立新的運能需要時間。
服務業的出師不利，使上海市回到同步發展現代服務業和先進制造業的思路上。但是，上海制造業的尷尬是商務成本高、中小企業少。如前文所述，上海的營商成本明顯高過周邊城市，對一般制造業企業構成沉重成本負擔，一批批制造業企業不得不退出上海。具有強烈活力的中小企業不足，是困擾上海經濟的一個長期問題。以中小企業上市公司而言，目前上海只有一家，而江浙的合起來已占1/3強，又為佐證。
政府主導、政策扶持成為上海工業的一大特色。很大程度上，上海走著新加坡的路。其實，新加坡模式并不成功。首先，政府在產業選擇和產業定位上，并不比私人企業高明；其次，政府主導的項目往往是錢堆出來的，資本回報(return on equity)和資金效率(capital efficiency)都不高；再者，企業往往受政策保護，屬地頭蛇，一旦離開本土市場或政府開放競爭，企業競爭能力便呈弱化。這是新加坡實施政府主導模式40年后發現的遺憾。
上海政府設下了一個東有電子/半導體、南有化工、西有汽車、北有鋼鐵的布局，可謂精心謀劃，期待甚高。不過，仔細看去，除電子/半導體業，其他幾個產業均赫然在國家發改委“過度投資”或“可能過度投資”產業之列。當然，上海的鋼鐵、化工、汽車均處全國生產的高端，產品質量和利潤率均高于平均水平，但是，在產能大量出現(可能出現)過剩的情況下，企業利潤和投資效率必受影響。
同時，上海面臨著電力、交通的瓶頸制約，人力成本、生活成本快速上升，壓迫非扶持產業、企業，近年來造成生產企業的大量流出。與此同時，為了配合推進“三二一”戰略，上海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主動將勞動密集型產業“推出去”。紡織、輕工產品本是上海制造的代名詞，但在“東錠西移”的政策下，上海的紡織產業大量向新疆轉移，輕工產業則流向了江浙、安徽等周邊省份。上海輕工業比重由1997年的43.4%下降到2003年30.3%，重工業比重由56.6%上升到69.7%。然而，上海原本寄予厚望的金融、服務業發展不盡人意，推出去的制造企業又令周邊的江浙城市獲得了成長壯大的機遇。
當年上海看不上眼的蘇州，2004年GDP已達3450億元，超過深圳；注冊外資額達147.02億美元，超過上海，居全國各城市之首；工業總產值9560億元，僅次于上海，而且大有后來居上之勢。在芯片產業上，蘇州也成為了上海的有力競爭者。在整體電子業上，蘇州比上海發展得更大、更快、更均衡。今天群虎環伺的被動局面，是上海當年所料想不到的。其實1992年前后的深圳，也有這樣的一幕。當時為了發展高科技產業，深圳開始鼓勵簡單的“三來一補”企業遷移出特區，結果不僅造成自身經濟增長乏力，周邊的東莞、惠州也因承接這些企業，經濟迅猛增長。幾年后，深圳不得不檢討并修正其拋棄“三來一補”的政策。
離現代服務業有多遠?
上海發展現代服務業，不能說沒有基礎。上海薈萃著全國各地的人才和一批一流的大學、研究所，近年更是海歸人士、港臺專才的主要落腳點。跨國公司進入中國多選上海作總部。他們不僅帶來資金、技術，也帶來了有豐富國際經驗的專業人士。長江三角洲在近10年的發展中，經濟增長速度平均為12.1%，出口增長平均為26.1%，GDP和人均收入水平均超過珠江三角洲，成為中國最大的經濟集群(表8)。這為上海的物流業提供了必要的腹地和良好的增長空間。上海的優勢和前景吸引了國內和海外的大量資金，其資本優勢在國內各省市中可謂無與倫比。同時，上海在基礎設施上發展十分迅速。從通訊到交通，從慣例到文化，上海不僅是全國的佼佼者，部分標準已接近或達到國際大都市水準。惟一例外是市內交通，建設速度跟不上城市的擴張和經濟的發展。
盡管上海擁有眾多優勢，但許多并未轉化為競爭力，更談不上形成集群優勢。例如，上海的浦東機場和磁懸浮鐵路都是世界級的基礎設施，但彼此之間的協同效應少之又少，遠未能發揮出“1＋1＞2”的優勢。上海高等院校、研究機構的人才優勢、研究專長遠沒有被充分利用。它們的商業化程度和對經濟所作的貢獻，不僅低于國際同行中的領先者，而且遜色于北京的中關村。沒有本土研究力量的鼎力支持，沒有基礎研究、商業研究、產品開發和市場推廣的一條龍作業，發展“先進制造業”談何容易。
時機是另一個障礙。上海成為全國金融中心，只是一個時間的問題。如果中國國力進一步增強，上海成為國際金融中心，似乎也不是遙不可及的夢。但是，以目前的金融體制、銀行結構、人民幣不可自由兌換、國內外不接軌、市場不規范，希冀金融業拉動全市經濟可能不切實際。上海對洋山港充滿期待，但是洋山港對物流和整體經濟帶來貢獻最早也要再等三、四年。
另外，上海的經濟模式不利于勇于創新、敢于冒險的企業家成長。在大型企業之后缺少廣東、浙江、江蘇所大量擁有的一個中型企業家人才層，對上海來說是一個缺憾。同時，與紐約、倫敦等國際大都市相比，上海在創意和多元化上還有明顯的差距，而這些是打造現代服務業不可缺少的。
上海給人的印象是服務業潛力巨大，不過不少領域條件尚未成熟。那么，上海的現代服務業戰略是否過分超前？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的一項研究顯示，世界各主要城市的服務業，在人均GDP(以2003年購買力平價計算，美元計價，下同)處于2000-4000美元階段，有一次爆炸性增長；在人均GDP處于8000-9000美元階段，金融保險、運輸物流、法律中介等領域占服務業的比重開始明顯上升，房地產及關聯產業也再次出現重大擴張。上海追求的不是餐飲、交通等初級服務業,而是金融、物流等高附加值服務業。上海人均GDP在2004年為55090元(合6661美元)。如果這項研究可信，則上海上世紀90年代初提出的“三二一”戰略，也許超前了15年。即使近年提出的“現代服務業”可能也超前了3年。同時，上海第三產業的發展還須受人民幣政策、A股市況等中國特殊國情的制約。
未來發展的三種模式
發展戰略超前是政府主導式經濟開發的通病。上海市顯然希望借中國經濟起飛、與國際接軌的東風，使經濟轉型一步到位。高起點、大戰略無可厚非，關鍵是發展戰略有無與現實脫節，有無經濟基礎的支持，實施的時機是否成熟。少了制造業，對發展服務業并不有利。金融保險、運輸物流多需要實業支持。
大都市必有大腹地支持。強勁、有活力的腹地經濟是發展大都市經濟的重要條件之一，彼此有著共生共榮的依賴關系。上海在處理與鄰省的經濟關系上，有一種對競爭、勝出的執著，而謙讓、協調、追求共贏的理念似乎不足。
洋山港與寧波北侖港之間的暗中較勁，正是一個寫照。其實北侖港當年上馬的初衷是為上海服務，不過可惜北侖港坐落在浙江省，所產出的GDP屬于浙江，不屬于上海，洋山港的建設于是被提上議程。洋山港的建設成本，至少是北侖港的3倍。更麻煩的是，洋山港沒有北侖港那樣的環圍島嶼，直接暴露在臺風影響之下。受臺風季節影響，洋山港每年最多可運作280天，而且船期延誤率可能遠較北侖港高—這是定期集裝箱航班的一大忌諱。上海港去年的集裝箱吞吐量為1455萬標箱，寧波港去年的吞吐量為400萬標箱。到2010年，上海港吞吐量達2500萬標箱，寧波港達1000萬標箱，兩者之和達3500萬標箱(圖15)。無論長三角出口如何增長，大量運能過剩都不可避免。
由于營商成本的上升，上海經濟面臨著轉型。擺在上海面前的有三個模式。第一是倫敦模式—經濟徹底轉型，走向全球性金融、全球性旅游和全球性文化創意之路。這可能最接近上海自己提出的“現代服務業”藍圖，但以中國/上海目前的經濟實力、市場開放度、人才/企業結構和制度上的限制，實行起來有一定的難度。同時必須看到，倫敦在脫胎換骨完成轉型前，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經歷過一個漫長痛苦的過程。第二種是東京模式—經濟立足于本國資源，成為本國銀行、企業的總部所在地。這條路的成功可能性較倫敦模式高，但也具有一定的挑戰性。日本企業基本集中在東京圈或大阪圈，而中國企業在地理上更分散、更多樣，企業變動更受各地方政府影響。第三種是香港模式—產業資金和投資資金出現置換，產業空洞化，經濟房地產化，增長動力來自房地產增值，依賴境外資金流入。這是上海最不愿意看到的出路，但是近兩年上海經濟恰恰在向這個方向前進。今天的上海還有自己的產業，有其內在的增長動力，可是在租金、工資帶動下，營商成本急劇上升。熱錢流入、產業流出，是上海制造業面臨的尷尬，是上海增長模式面臨的尷尬。-
尷尬與希望
急升的營商成本和制造業的流失，為上海產業空洞化敲響了警鐘。其實，今天的許多問題在當年上海提出“三二一”發展戰略時已經留下了伏筆，并已經出現。只不過火爆的房地產掩蓋了上海經濟其他產業后繼乏力的現實。海內外熱錢百川歸大海般地熱炒房地產，拉高了上海經濟增長速度，制造著財富效應，但也快速推高著營商成本。
有趣的是，撤離上海的公司，無論是中資還是外資，都不愿接受我們的采訪。他們選擇不說，不代表他們不撤，也不代表其他公司不會跟隨。舉目望去，除了房地產外，好像沒有哪個大的產業能夠提供足夠的增長動力。
房地產價格的猛漲給上海帶來另一個難題。泡沫似乎越來越大，房價離本地居民的承受能力越來越遠。一旦由于外部或政策上的原因，房價出現調整，調整幅度未必會小。接下來的問題是，上海的消費怎么辦？占上海銀行總貸款半數以上的按揭貸款怎么辦？靠賣地收入支撐的大規模基建工程怎么辦？上海GDP僅占全國總規模的5.5%，但是上海出現問題對全國經濟的影響恐怕遠不止此數。
上海是全國的標兵，是近十年中國經濟崛起的象征。上海薈萃著海內外精英企業和人才，是中國與國際接軌的一個窗口。其在經濟上取得的成就和對全國作出的貢獻是有目共睹、不容置疑的。但是，對現代服務業的超前式追求和房地產業的一枝獨大，正在明顯地改變著上海的經濟結構和增長能力。火箭式竄升的房價給上海帶來一個前所未有的挑戰，如果處理不當甚至可能顛覆上海的健康發展軌跡,也可能給全國經濟和金融穩定帶來重大負面影響。
同時必須看到，上海房地產泡沫并未發展到上世紀80年代末的東京或90年代中的香港那一地步。無論在制造業還是服務業，上海仍擁有眾多的優勢。中國經濟整體在蓬勃向上，而世界也看好中國前景。上海市政府已開始著手解決經濟中的一些突出矛盾。機遇依然存在，希望也不少，且看上海下一步的努力。
陶冬＊ 嚴侃 劉凌云/文
*陶冬為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董事總經理兼亞洲區首席經濟分析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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