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原動力：浦東人口遷移路線圖

　  浦東遵循了經濟增長的黃金律：人口的流入帶動城市經濟的發展，經濟的發展又創造出更多的就業崗位，從而吸引更多的人才流入

　　本報實習記者 陳小瑩 發自上海

　　輪渡與鐘擺式的人口流動

　　在黃浦江的擺渡輪上漂了35年的老水手章康年依然喜歡回想當年的輝煌。

　　“那時候一到上下班高峰，我們就跟打仗一樣。”

　　章師傅的回憶經常定格在1990年到1995年之間。每逢工作日的早上6點到9點和傍晚3點到6點，五艘輪渡船開足馬力輪番在最繁忙的客運線——陸家嘴到延安東路之間來回擺渡，一靠岸就馬上裝滿折返，“當年每艘船都擠了近1000個人，在鋼絲網護橋后面排隊的人不等到第三艘船是乘不上的。”

　　章師傅眼前這艘仍服役在東昌到東門航線上的滬航客78號，工齡和章師傅一般長，就是當年擺渡的主力之一。

　　據上海市輪渡公司業務經營部吳部長介紹，1993年輪渡客運量達到頂峰，20條航線的日均擺渡人次達到103萬人次，僅陸延線一天就達到23萬人次。

　　1993年，正是浦東新區管委會正式掛牌的那年——浦東開發真正開始啟動。隨著滬東造船廠、上鋼三廠等大型制造企業逐漸在浦東形成規模，數萬家住浦西的職工每天鐘擺式地流動成為了浦東開發的第一波原動力。

　　在浦東新區政府和復旦大學合作編纂的《浦東發展報告》中顯示，浦東開發初期人口的增長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之一。除了第二產業的職工對經濟貢獻之外，遷入浦東的居住人口有力地拉動了浦東第三產業的發展。1990年到1995年，浦東共增加戶籍人口15.50萬人，平均年增長率2.27%。其中，由上海市內移入的人口占到總人口的91.93%。

　　“上世紀90年代初，很多浦東新建的住宅都是政府直管房和企業系統公房。浦西的政府機構和企業分房有相當一部分都在浦東沿江地段，相同的情況下如果職工愿意選擇浦東可以多拿一間房。”浦東新區建設局房產管理處的程嬰告訴記者，通過福利分房遷入居民是浦東建設初期市內人口遷入的主要方式，所以新建住宅的容量達到近百萬人。

　　當時的濰坊、梅園、洋涇等小區就是黃浦區、南市區和楊浦區福利分房的重點區域，而上鋼新村、上南新村、滬東新村則是依托國有大型制造企業就近建起來的。

　　“我們在抽樣調查中發現，現在這些老城區的人戶分離狀況很嚴重，特別是濰坊、梅園一帶，除了當年遷過來的老人和低收入者沒有搬走外，有能力的第二代大都選擇搬走并把房子出租給在浦東工作的白領。所以目前這些地區的人口成分已經很復雜了，越來越呈現出多樣化的趨勢。”浦東新區發展計劃局統計調查處的張俊民處長說。

　　在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系系主任華民教授看來，“在浦東開發之前，上海的人口政策比如支援新疆、星期六教師等等，都是導向人口外流的。”而所謂經濟增長的黃金律就是指人口與經濟發展的關系：人口的流入帶動城市經濟的發展，經濟的發展又創造出更多的就業崗位，從而吸引更多的人才流入。

　　浦東開發之后有意識地遷入浦西的人口正是黃金律中人口流入的第一環。中心城區擴張：

　　不斷延伸的雙臂

　　金楊新村二街坊的居委會主任唐阿姨是第一批搬到金楊新村二街坊的居民。

　　“我是1996年1月從陸家嘴搬過來的，住在這里已經十年了。”

　　唐阿姨搬過來的時候，是浦東正式啟動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開發的時候。大量陸家嘴的居民被負責開發的陸家嘴集團動遷到了位于浦東東部的金楊新村。

　　目前金楊新村20多個街坊中，屬于1995年前后建造的街坊內大都住著浦東新區區內第一次動遷的居民。所以金楊新村被稱為浦東新區建區后第一個區內動遷的基地。

　　據浦東新區建設局房產處負責動遷的余先生介紹，浦東開發過程中的第一個動遷階段是1993年到1995年，每年的動遷戶數達到1萬多戶，三年一共動遷了居住在陸家嘴附近的3萬余戶居民。其中，既有楊家渡附近居住在棚戶區內的居民，也有原來從浦西動遷過來的居民加入了二次動遷的行列。

　　陸家嘴之后第二批開始建設的是四大功能區中的外高橋和金橋。“當時劃定的這兩個區基本上都是城郊結合部或者農村地區，所以大規模的征地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據程嬰介紹，在這次的征地過程中，許多農民的戶口轉成了城市戶口，且由開發企業每月發放補貼，并聘用他們從事一些勞動密集型的工作。“比如現在浦東很多樓盤物業中的保安和清潔人員都是這種‘征地農民工’。”

　　強生出租車公司的秦司機告訴記者，他的老家北蔡也是近年來被征地很多的區域。“許多當時還是農村戶口的現在就是呆在家每月也可以拿三四百元的補助，還都轉成了城市戶口。”因為他在征地前就已經考上中專，轉成了城市戶口，所以才沒有享受到政策的優惠。

　　據程嬰介紹，僅農民房產測評一項，已經從浦東開發初的幾百元每平方米上漲到了目前的上千元每平方米。

　　1997年到1999年，隨著上海市有關危棚簡屋拆建政策的出臺，浦東開始了第二階段的動遷，以楊高路為界，將第三地區的居民動遷到了第四地區，其中梅園、濰坊街道的部分居委動遷到了位于腹地的唐鎮和王港。

　　2001年到2003年的第三階段動遷以加大舊區改造力度為目標，將城市開發的觸角延伸到了位于城郊結合部的第五、第六級地區。2001年洋涇的老鎮開發開始后，部分居民也已經遷入滬東新村。而2005年開始的第四階段，以世博家園為中心，在唐鎮、曹路和金橋地區又建設了大片的重大配套商品房。

　　“我們對于浦東人口布局的規劃是到2020年，外環以內的中心城區實際居住人口達到250萬人，外環以外的地區也達到100萬人口。”浦東新區發展計劃局規劃管理處相關人士介紹。

　　從浦東地圖上看，整個浦東中心城區開發的路線猶如一雙張開的雙臂，以懷抱著的四大功能區為動力，向浦東的東部和南部不斷地延伸。陳家華教授認為，土地也是浦東開發的原動力之一，目前的征地已經向浦東的腹地——曹路地區延伸。

　　第二次人口導入與樓市起飛

　　在第一次城市化四年之后，世紀公園在花木地區建成。

　　“世紀公園一建成，許多房地產開發商就開始炒作‘生態居住區’的概念，直接帶動了聯洋花木等一大批樓盤的飛漲。”在復旦大學社會管理與社會政策系系主任、《浦東發展報告》編委成員陳家華教授的眼中，1999年可以看做浦東房地產繼1995年之后的第二次啟動。

　　而之前的1996年、1997年由于受到經濟通貨膨脹和亞洲金融風暴的影響，浦東的房地產開發陷入低谷，人口導入速度也大大放緩。

　　“金橋目前商務樓和住宅的人氣不如陸家嘴，主要是因為建造期剛好趕上了金融風暴，用我們的話來說，當時金橋的樓盤一下子趴下去了。”程嬰說。

　　而金橋規劃時期的房價僅僅是每平方米3200元。

　　走出低谷的轉機出現在1998年，住房體制的改革結束了福利分房的制度，買房住的觀念和需求在之后的1999年開始顯現，擴大內需的宏觀調控政策也開始發揮作用。

　　“最重要的是交通條件的改善，隧道收費的取消和地鐵二號線的貫通，都是引導房價復蘇的有利條件。”程嬰認為，浦東房地產的新一波推勢真正出現在2001年，之后每年均價都以每平方米近2000元的速度上漲，到了2004年已經基本和浦西持平。

　　在普通商品房熱銷的同時，浦東的“國際化社區”也開始形成規模，除了1994年開始建設的碧云國際化社區進一步擴大規模，濱江國際化社區、聯洋—花木國際化社區、張江(湯臣高爾夫)國際化社區和東方世紀(唐鎮)國際化社區也開始興建。并初步形成了舊住房小區、普通商品房和國際化社區分層分布的房產和人口布局。

　　2002年至今，浦東平均每年商品房的預售量達到400萬平方米，占全國預售量的六分之一。其中，來自上海、國內其他省市、港澳臺及國外的買主各占三分之一。在房產井噴的背后，浦東人口的機械增長率在1998年有一個回升，人口凈遷移率也在2000年達到最高值，全年的戶籍人口遷入達57489人。

　　浦東新區發展計劃局統計調查處的張處長承認，第二次人口導入高峰是按照戶籍人口的統計來推算的，可以以房產的銷售作為參考依據。但是流動人口的統計比較困難，目前在發展計劃局統計調查處的外來人口登記中，持暫住證居住在浦東的流動人口達90多萬，在2003年抽樣調查中流動人口數約達109萬。

　　據張處長稱，近年來浦東新區每年的投資量都超過600個億，今年也將達到630億元左右，其中大部分還是投入在基礎建設領域，所以進入浦東的流動人口量應該仍然處于穩步上升的階段。

　　張處長表示，目前的統計不能顯示人口導入高峰中高學歷、高技術含量人才所占的比例。在目前浦東新區第一次全國經濟普查中，浦東新區的人才結構將作為一個全新的普查指標，彌補這個統計領域的缺失。

　　“這些向上海流動的人才，與以往向深圳、海南流動的人才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深圳和海南都是在荒原上成長起來的經濟熱土，他們過去的目的性不明確，很多是去碰運氣。但現在，他們來上海的目標都很明確，都知道自己來上海要什么。”華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