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州直轄傳聞引發熱論 重慶模式能否簡單復制

　　直轄7周年，重慶不僅獲得了國家大量的投資，在行政審批等方面也享有了其他省份所沒有的優勢——但問題是，“重慶模式”是否可以簡單復制？

　　蘇州杭州近年來的發展速度有目共睹，它們基本沒有“行政級別”的優勢；而發達國家更沒有所謂直轄市的概念，但是其城市競爭與發展依然如火如荼。

　　直轄 下一個是誰？

　　“關于鄭州要直轄，或者說河南要分省的傳聞很早就有了。近幾年，在鄭州的街頭巷尾人們經常議論的話題就是，鄭州直轄后，誰有可能成為下一個省會？”《鄭州晚報》的一位記者如是說。

　　2005年4月10日，《大河報》一篇題為《鄭州將成中國第五直轄市？論據是填補中部空白》的文章，細數了民間關于鄭州直轄的各種心態和理由，并指出，“這種直轄的臆想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鄭州人那種擔心被擠下城市頭等艙的恐懼，這無疑具有積極的意義�！�

　　“鄭州直轄”，不過是近年來不少大城市萌發的直轄沖動的最新版本而已。

　　2003年下半年，一個關于深圳直轄的傳言令深圳、香港的民間和傳媒異乎尋常地興奮，這個傳言的依據是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杜鋼建教授向媒體透露的，已“基本定好”的國家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方案：中央正考慮增設直轄市，直轄市將分中央直轄和省轄兩種。而有關研究機構已為深圳勾畫了藍圖：經濟區劃上的自由港、行政區劃上的直轄市。

　　無論是對于城市定位缺失的深圳，還是對于與深圳一河之隔的香港來說，這一藍圖無疑有難以抗拒的吸引力：因為沒有哪個地方可以像港深這樣能夠深入、全面的一體化。資料表明，2003年，深圳與香港目前的GDP合計達17000多億元港幣，占中國內地GDP的17%左右，達到了世界上特大都市地區的水平�！吧罡酆弦弧笨梢詾橄愀酆蜕钲诘慕洕�整合和優勢互補建立起一個在經濟上完全無阻隔的大平臺。而一體化最佳的前提和基礎便是經濟區劃上的自由港、行政區劃上的直轄市。

　　兩年過去了，深圳直轄的說法仍然留于民間，CEPA合作框架的實施，為港深和香港與內地的合作開啟了一扇窗，暫緩了深圳的這種“直轄沖動”。但這并不表明關于特大城市“升直”的推波助瀾就此罷休，相反還有愈演愈烈的趨勢。

　　2004年，國家民政部區劃地名司司長戴均良在接受香港《文匯報》采訪時指出，從經濟社會發展需要來看，適當增加直轄市很有必要，好處有三點：一是直轄市管理層次少，既節約行政成本，又有發展活力。二是直轄市作為新的經濟增長點輻射范圍廣，可帶動區域經濟發展。重慶就是很好的范例。三是達到縮省的效果，為省直管縣(市)體制創造條件。

　　來自政府的聲音，不失時機地為民間的猜測增添了制度層面的依據。

　　甚至有人總結：1988年海南行政區(省)為調整“我國最大經濟省”廣東省劃出，事隔10年，1997年重慶直轄市為調整“我國最大人口省”四川省劃出，因此又10年后，2006-2008年，配合國策“東北振興+西部開發”，必將有直轄市或新的省級行政區設立。

　　目前，中國有武漢、廈門、廣州、沈陽、西安、濟南、長春、寧波、深圳、杭州、成都、青島、哈爾濱、南京、大連15個副省級城市，其中深圳、大連、青島、寧波和廈門是計劃單列市。在這些城市中，最熱門的直轄候選城市依次是：深圳、廣州、武漢、大連、南京、青島。

　　但是，廣州、武漢、南京目前是廣東、湖北、江蘇的省會，如果三地升格為直轄市，必然涉及到兩省省會的搬遷，行政成本過大。

　　分省之辯與直轄臆想

　　在國內某著名網站上，記者看到了一張廣為流傳的“分省地圖”，這張地圖將中國分為50個省級行政區域，并將新分出的省安上了淮海省、東遼省、膠東省等名稱。

　　這張分省地圖源自于國家民政部區劃地名司司長戴均良的一番話，戴在接受《文匯報》采訪時說：“目前中國存在行政區劃過大的問題，中國省級行政區定在50個比較合適�！庇谑潜阌腥烁鶕�這句話，提出了50個省級行政區的分省地圖。事實上，這個所謂的“最新行政區劃圖”不過是將建國初期中國的行政區劃重新拿出來而已。

　　隨著這張“分省地圖”的流傳，更多的分省論調在網絡論壇上蔓延開來。論調之一是仿照秦朝建制，將中國劃分成200個郡州，最少則只設幾個大區，網友們就根據這些方案在論壇上進行著激烈的爭論。最后以至于戴均良不得不站出來辟謠：“將中國重新劃分為50個行政區完全是子虛烏有的訛傳。”

　　雖然如此，在中國學術界，分省之辯由來已久——中國確實存在著行政區劃過大的問題，像河南、四川等省，人口都在1億左右，相當于英、德等國的人口總和，有的省面積過大，像四川省面積有48.8萬平方公里，相當于一些中小國家國土面積的幾倍。

　　對于分省，戴均良說，如果中國一級行政區目標定位在50個左右，那么在現有基礎上就可再設16個省級行政區。從區域經濟中心布局考慮，最少的方案也要增加4個直轄市，即在東北地區、華中地區、華南地區和西北地區各設一個直轄市。

　　對于設立直轄市的基本要求，戴均良總結了三點，第一是區域布局要合理，新直轄市應該是大的區域內的首位中心城市，有足夠發展空間。并且應與原有直轄市有一定距離。第二是人口不宜少于200萬人。第三是應有較強的經濟實力，經濟總量應高于全國大城市平均值，財政至少能夠自給自足。

　　一般情況下，這三個條件全部具備才能設立直轄市。此外，如因政治、經濟或軍事的某種特殊需要，具備其中一項條件的城市也有可能升為直轄市。

　　行政區經濟與核心競爭力

　　無可否認，直轄對于一個城市來說，具有非凡的意義：中心地位的確立；政治地位的提高；大量投資；甚至其他城市的“仰視”……

　　重慶是一個例證。作為新生代的直轄市，重慶的表現不負眾望，在短短的七八年間，重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2003年，重慶GDP首次突破2000億元，比直轄前幾乎翻了番。2004年，重慶人均GDP超過1000美元。

　　重慶政治地位的提升，使其有了更多與世界對話的機會。直轄以來共有近40億美元的外資投向重慶，ABB、BP、長安福特等跨國公司落戶重慶。2004年，浙江省代表團訪問重慶，一次性簽下100億元的投資協議，創下了內資在重慶投資的最高記錄。

　　重慶市發改委副主任楊慶育稱，直轄7年，重慶不僅獲得了國家大量的投資，在行政審批等方面也享有了其他省份沒有的優勢。

　　但是，重慶模式是否可以簡單復制？

　　這種基于行政計劃色彩之下的城市發展之路，在全球化時代究竟能夠走多遠？

　　中國行政區劃研究中心主任劉君德教授指出：“現有的區劃矛盾主要表現在行政區劃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剛性約束方面。使得區域經濟帶有強烈的政府行為色彩，從而造成當地的經濟運行狀態成為一種‘行政區經濟’�！�

　　長期研究中部問題的武漢理工大學中部發展研究中心胡樹華、陳麗娜二人對此深有感觸。他們分析說， “行政區經濟”從根本上導致了地區利益沖突，使中部五省互相隔離，孤立發展，只注重自身的局部利益，形成強大的行政性壁壘。

　　一些明顯的例子都證明了這些觀點。中部六省都表示，自己的優勢是承東啟西，連接南北，在具體的產業規劃上也有太多的相同之處，比如鄭州、武漢、長沙、合肥，包括蕪湖都把汽車產業作為自己的支柱產業。

　　在這樣的行政框架和執政理念下，直轄市沖動往往源于地方官員試圖在區域內做大的欲望。而假如讓一些并不具備領袖群倫實力的城市升格，或許并不能由此形成區域經濟的整合，反而加劇城市間的割裂和重復競爭。

　　直轄帶來的直接好處是行政級別上升，財政轉移支付力度增強，國家重點投資項目增多。不能否認這對一個城市的發展必然有立竿見影的效果。但是，這種向上面要政策要資金要項目、主要依賴基建投資拉動的城市經濟發展思路如果依然占據主流，那中國誕生明星城市的速度將難以令人期待。蘇州杭州近年來的發展速度有目共睹，它們基本沒有行政級別的優勢；發達國家也沒有這種所謂中央直轄市的概念，但是城市競爭和發展依然如火如荼。

　　如何培育一個城市的核心競爭力？學術界更多地認為，一方面，城市應該定好位，培育自己的主導產業；另一方面，各城市應在加強原有特色的基礎上，強化地域職能分工與合作。例如日本“大阪圈”的3個城市，就充分運用自身的區位、資源及人文歷史優勢，注重與周邊城市的協同關系，形成了“商業的大阪、港口的神戶、文化的京都”的有機結合。

　　因此，甚囂塵上的直轄沖動有必要適當降溫。如何走出行政區經濟的藩籬，促進本地區核心競爭力的形成，并以經濟能量輻射周邊，領袖一方，才是更值得各位市長大人們費心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