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上半葉的稿酬版稅

　　19世紀后半葉、20世紀初，上海的商業中心棋盤街匯聚了多家很有影響的出版單位，成了出版業的中心。如此眾多的出版社和報刊，必然有一支龐大的編輯記者隊伍，這便形成了上海出版家群體。中國80%以上的書店集中在上海著名的四馬路(即福州路)南北方向的兩三個街區，長久以來一直被稱為“文化街”。

　　在1932年“一二八”日本空軍突然轟炸上海前，這里有新舊書店300余家。其中最大的 兩家是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它們的辦公大樓在福州路和河南路交叉路口并峙一地，互相構成了激烈競爭，酷似南京路上的先施和永安兩家百貨公司。

　　它們附近有很多書店，有些書店因為跟新文學期刊或作家有關而聲名遠揚：比如“群藝”率先印行了陳獨秀編的《新青年》；北新書店是魯迅作品的出版社；胡適的著作大多是亞東圖書館出版的。光一家上海書店就在30年代中期號稱印行了約20份雜志，而且出版速度是每天一種。

　　四馬路還是20世紀20-40年代新派作家最常涉足的地方，它的聲譽經久不衰。

　　20世紀初，我國稿酬制度已形成并且跟國際接軌。稿酬有三種基本形式：(1)稿費，又稱為“潤筆之資”、“潤筆費”；(2)版稅，又稱為“提成費”、“版費”；(3)買斷版權，又稱為“作價購稿”。

　　當時稿酬標準不一。在官辦的北京報紙雜志和學術期刊上，稿酬可達每千字4圓-5圓。而上海的報刊大多是民辦的，一般稿酬為每千字1圓-3圓。魯迅文章一般稿酬是千字3圓，有時千字5圓，《二心集》的稿酬為千字6圓，這在上海就是比較高的了。

　　這樣的稿酬標準從五四時期到30年代沒有很大變化。

　　從20世紀初以來，上海出版界擬訂的版稅標準一般在10%-25%之間。例如，1921年泰東圖書局答應郭沫若的版稅是10%；胡適在新月社自訂的版稅標準是初版15%，再版20%；北新書局支付魯迅著作的版稅一般是20%，甚至達到25%；而梁啟超的版價最高，達到40%，甚至提出“自印包售，六折算賬”。版稅的支付時間，按照慣例為“三節”核對實際銷售數結算。

　　魯迅曾在《為了忘卻的紀念》中回憶說：“明日書店要出一種期刊，請柔石去做編輯，他答應了；書店還想印我的譯著，托他來問版稅的辦法，我便將我和北新書局所訂的合同，抄了一份交給他，他向衣袋里一塞，匆匆的走了。其時是一九三一年一月十六日的夜間，而不料這一去，竟就是我和他相見的末一回的，竟就是我的永訣。第二天，他就在一個會場上被捕了，衣袋里還藏著我那印書的合同……”

　　到20世紀30年代，上海出版界已是人才濟濟，精英薈萃。上海各報館書局的待遇也有明顯提高。但據陶希圣回憶：在20世紀最初的20年間，國內教育界多為留日學生把持，近代的新式教育，也多采取日本制。20年代以后，大批留學歐美的畢業生紛紛返國，逐漸控制了國內教育和出版界，甚至在社會上也存在著“西洋一等、東洋二等、本國三等”的偏見。

　　例如，以出版教科書而名噪一時、在當時教育界影響頗大的商務印書館的編輯，即以學歷定待遇。第一等是留學歐美的畢業生，月薪高達200至250圓，第二等是留學日本的畢業生，月薪可達120至150圓，而國內的大學畢業生，月薪僅80圓。

　　由于社會上存在著這種等級觀念，“留學生為社會地位及生活上的種種問題，不能不植黨以謀生活上之安全，遂致留派與留學西洋歸國者相互排擠”，加重了文人相輕的習氣。

　　上海的新聞事業當時十分發達，雖然不能和歐美日本著名報刊銷數百萬份并駕齊驅，可是像《新聞報》以日銷16萬份自豪，已執得國內之牛耳了。

　　與此同時，報社的職員收入是“與年俱增”的，以《申報》待遇最高，但大體上差不多：一般的編輯、記者月薪80至100銀圓，像徐鑄成和顧執中這樣的“名記”170銀圓左右。高級職員的月薪在200至300銀圓之間，年底同樣發一個月雙薪和獎金。

　　但是出版家張靜廬民國初年在上海泰東圖書局做編輯時，每月只有20圓的薪水，且還要分幾次在柜上領取。

　　可以看出，出版社的職員經濟待遇差別比較大，那些有著高學歷(尤其是從海外留學歸來且有博士學位者)、辦事能力強、資歷深的職員薪金較高，一般職員較低。年終有“花紅”分配。最重要的是，基本上每年調整薪金，通常加薪幅度為10至20銀圓。

　　作為一個參照，茲列出當時腦力勞動者的最低收入水平：

　　根據《近代上海城市研究》所載，1927年上海市中小學教師月薪平均41.9圓(約合今年人民幣1400元)，中英文打字員月薪30圓以上，辦公室秘書月薪最低50圓(約合今年人民幣1600元)左右。

　　摘自《文化人的經濟生活》，參見“本刊4月薦書”。文字略經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