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韓央行行長下月聚首 高額外匯儲備受關注

　　本報記者 禹剛 發自北京

　　中日韓這三個世界最大的外匯儲備國家，在美元持續波動、匯率波動對經濟發展影響日益擴大的背景下，面臨著同樣的問題：如何管理日益龐大的外匯儲備、如何更好地穩定本國匯率。專家認為，發展中國家的外匯儲備功能已經發生重大改變，其考量標準也應有新的框架。

　　昨日(13日)，中國人民銀行國際司央行處官員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證實，韓國央行已經向周小川行長發來邀請函，邀請他參加下月底韓國央行成立55周年的慶典活動，“此外還將舉辦一個中日韓三國央行行長的工作會議。”她表示，這個極小范圍的會議“商討議題還沒有最后確認，會議也不會接受媒體采訪”，她強調“這是一個工作會議”。

　　而同時韓國央行(Bank of Korea)國際合作部的官員也向本報記者證實，除了慶典活動外，該行還會舉辦一個規格比較高的國際金融會議，同時邀請了日本央行行長福井俊彥(Toshihiko Fukui)參加，但“還沒有收到中日兩方最后的確認函”。

　　據道瓊斯援引韓國央行行長樸升(Park Seung)的話透露，中日韓三國的央行行長此次會晤，主要議題可能會集中在討論匯率與外匯儲備等。上述韓國央行的官員則告訴記者，“會議定在5月底召開，我們還邀請了其他國際機構官員參加，國際金融會議將會涉及外匯儲備議題。”但他表示，三國央行行長會議內容“目前不便透露。”

　　日本、韓國不久前都表示對如何管理高額的外匯儲備資產高度重視，并暗示希望多樣化其巨額的外匯儲備，以降低美元資產的比例。截至3月底，日本的外儲為8377億美元，韓國外儲也高達2054億美元。而本報3月28日也曾報道，中國截至今年2月底外匯儲備余額為6426億美元，比年初增加327億美元。

　　如此高額的外匯儲備是否合適，如何管理日益增長的外儲資產，將成為三個國家央行行長的關注焦點。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近日也表示，在國際金融形勢迅速發展變化的背景下，我國的外匯管理工作面臨“艱巨挑戰”。

　　而韓國央行的Rhee Gwang-Ju也表示，韓國媒體對韓國持有過多外匯儲備的報道很多，對韓國央行持有大量外匯儲備代價過高的批評也不少。

　　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余維彬博士在其最新的研究課題《發展中國家國際儲備管理的新變化》中認為，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外匯儲備從以往的“支付短期外債、支付進口需求”等務實的作用，正逐漸轉變為以“吸收貨幣危機、提高國內貨幣信心、應付可能的金融風險以及應對災難”等務虛的功能。

　　“由于發展中國家金融監管建設和金融市場發展都相對落后，在金融全球化的大環境中，發展中國家難以避免累積金融風險。”他認為，“所以需要較高的外匯儲備以增強信心。”

　　對記者關于多高的外儲才算合適的問題，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長李揚認為，“最優外匯儲備水平的討論建立在傳統的外匯儲備功能基礎上，而現在則需根據各國綜合經濟水平區別對待”，他表示，“我不認為現在中國的外匯儲備過高。”

　　余維彬還向記者介紹，在研究中發現，很多發展中國家在實行更靈活的匯率制度之后，外匯儲備不但沒有像經典經濟理論所指出的在減少，“反而節節攀高。”他解釋，“外匯儲備增長符合國際儲備管理‘保持信心’的新動向”，對中國來說，由于經濟改革和發展的需要，高外儲戰略“不宜動搖”。

　　他還認為，由于外匯占款過多、增長過快，央行還需要加強沖銷基礎貨幣過量投放的研究，“這是困擾經濟發展的真正問題”。余維彬介紹，將貨幣當局的資產證券化，以及用證券化手段降低商業銀行在貨幣當局的存款數量，是擺脫當前沖銷操作困境的兩條思路。

　　李揚則補充認為，放寬居民和企業的用匯要求也是一個重要手段，“這是從‘藏匯于國’發展為‘藏匯于民’，相對于國際貿易額的絕對數量，我們6000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并不高。”但他表示，如何管理新功能下的外匯儲備資產，“則給我們提出了一個新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