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最大賣官案調查：不收錢權利不得鞏固

　　原黑龍江省綏化市市委書記馬德，在任職期間大肆賣官，將綏化政壇改造成一個龐大復雜的“官市”——以官位為商品的市場。

　　“馬德官市”中，向上連接著韓桂芝、田鳳山等幾位即將走上法庭的省部級高官；平行連接著王慎義、趙洪彥等數位已經或即將被判刑的地廳級官員；向下聯接著李剛、呂岱等數十位縣處級小“馬德”，他們大都已在獄中服刑，或被采取了法律強制措施或受到行政處 分。

　　“馬德官市”中，幾乎每一個位置都毀滅了一個家庭，甚至牽涉出家屬的犯罪嫌疑，如馬德之妻田雅芝，李剛之妻焦紅霞。

　　“馬德官市”的外圍，還連接著一批和官員們關系密切的商人，如苗勝國、肖海鵬、申佰臣。

　　“馬德官市”在人數上呈一座金字塔形狀。越向上一層，賄金數目越大，其標的物也越權柄重大。

　　馬德案不僅在于將貪賄之習層層下遞，更在于由個案而成慣例而成規則，清者欲獨善其身而不可得；最終對一地的政經風氣產生摧毀性的破壞力。

　　此前的媒體報道、相關通報，隱約勾勒出了這個“馬德官市”的輪廓，而本刊在與馬德案的辦案人員、相關知情人廣泛接觸采訪后，掌握了大量內幕材料，得以使這起被認為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大一起賣官案的細節浮出水面。

　　直至馬德走上法庭，一個以馬德為中轉，以權力買賣為核心，以權錢交易為形式，間雜以“權力代理人”、“權力中介人”參與的賣官市場的面貌，最終逐步得到還原

　　2005年3月22日上午9點30分，原黑龍江省綏化市市委書記馬德站在了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第三法庭的被告席上，他被控應對多起受賄行為負責。根據檢方的指控，有多名當地官員向這位昔日綏化的最高權力者行賄，以求謀得官階的晉升。事后表明，這些人大多如愿以償。

　　可供查閱的資料表明，馬德這種被民間稱為“賣官”的行為，所涉及到的人數之廣，金額之巨，情節之復雜，都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所罕見。當日上午9點30分，“身著一件深棕色夾克衫，下穿深色西褲，體態微胖”的馬德，走進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第三法庭大門。他先向眾人深深鞠了一躬。一些熟悉馬德的人士對這個舉動表示吃驚，在他們的印象中，以前的馬德“作風粗暴，經常開口罵人，動輒令當地縣處級官員難以下臺。”

　　2002年4月之前的馬德，還處于權位的巔峰期，對未來有諸多憧憬——媒體報道說，他一度揚言，自己早就該當副省長了。

　　不收錢，馬德的“政權”沒法鞏固

　　從本刊目前調查的結果看，馬德以權力換取金錢的交易，始于其擔任牡丹江市副市長時，盛于其任綏化市市委書記期間。

　　1988年，馬德任職牡丹江市副市長，但1991年在人大差額選舉中落選，而后轉任省電子工業局副局長。1992年11月，馬德再次出任牡丹江市副市長，并主管該市經濟工作。一個曾經落選的副市長，很快官復原職，此種人事安排在當時頗受猜測。

　　1996年，馬德升任綏化行署專員，任職期間政績乏善可陳，當時的省委組織部長韓桂芝也對馬德冷眼看待，認為他水平不高，這為馬德的仕途蒙上一層陰影。馬德一度曾被派往中央黨校學習，當地政壇甚至傳出他將被調離的風聲。

　　事實上，馬德兩任牡丹江市副市長，以及后來順利擔任綏化市委書記，都被認為是人事安排上的異數。

　　一則報道披露，馬德真正的轉機始于1998年。當年松花江遭遇特大洪水，韓桂芝在陪同武警總隊一名領導視察時，不慎滑倒，摔斷手骨。在哈爾濱療傷未果，由妹妹照顧轉院至上海。馬德得知消息后，親赴上海，攜帶巨款送至韓桂芝病房。韓在推脫未果的情況下，將錢轉給其妹，由韓桂芝的妹妹存在了銀行。此后，韓、馬兩人關系得到改善。

　　2000年，馬德如愿升任綏化市市委書記，此后由以錢換權轉為以權換錢。一位對馬德有較深了解的知情人向本刊披露，馬德任牡丹江市副市長之后，隨著職務提高，接觸面日漸廣泛。一些人開始尋找機會接近馬德。起初，逢年過節請客送禮，并未提出具體要求，只希望建立“朋友”關系。據田雅芝回憶，馬德有一段時間晚上回家不敢開燈——“燈一亮，上門送禮的人就排著隊了”。

　　開始他們不開門或者干脆躲出去。后來有人勸說：“你們不食人間煙火怎么地？送上門來的再不要，人家會以為你們不信任他。這不把人都推到別人那去了嗎？你看人家每天又吃又喝又按摩的……你們這樣不成光桿司令，工作怎么干？能干長嗎？”

　　“后來馬德就和我說，以后再來人送東西，送錢，你就先收下吧。”田雅芝在交待案情時如此回憶說，“不收，等于把人推出去，馬德的‘政權’沒法鞏固。”

　　這是馬德數目最大的一筆受賄款

　　馬德與妻子田雅芝的心態轉變，也可以另一段官場曲折作注腳。

　　1997年，綏化正達建筑安裝工程有限公司經理申佰臣，聽說綏化市房產處有一個工程，于是通過各種關系認識了馬德的司機，進而認識馬德。在一次飯局中，申佰臣將“攬活”的想法告訴了馬德，馬德答應，“給問問”。飯后，申佰臣將4萬元交給馬德。

　　真正讓申佰臣和馬德家拉近距離，源于馬德在黨校學習時期。一位曾經接近田雅芝的人告訴本刊，馬德任綏化地區行署專員時，曾有一年被安排到中央黨校學習，只有田雅芝在家。此時綏化政壇風傳馬德將被調走，于是馬家門前立刻冷清下來。整整一年中，只有申佰臣還經常上門探望，并幫助解決了很多生活上的問題。

　　后來，綏化撤地改市，馬德非但未離開綏化，反而升任市委書記。馬德家立刻門庭若市。田雅芝曾說，馬德成為市委書記后，之所以大量索賄、賣官，部分原因也是看透了屬下這群人。

　　而申佰臣在此期間的情感投資得到了回報，馬德最后將申佰臣認為“干兒子”，申由此備受關照。

　　1998年年末，綏化要建廣播電視大廈工程，馬德讓地區建委主任曲英奎“重點考慮”申佰臣，申如愿以償。工程中標后，申佰臣對田雅芝表示，這個工程算兩人一起干。2001年初工程完畢，申佰臣分給田雅芝200萬元。

　　這是馬德受賄數目最大的一筆款。而申佰臣在這次交易中獲得的利潤，目前仍是一個謎。

　　一張30萬元的存折，密碼為馬德家的電話

　　馬德賣官有大致價碼，記者在采訪中發現，30萬元是馬德賣官的一個常見價格。

　　綏化市青岡縣縣委副書記蘇吉祿，1991年起擔任副處級干部，此后十年直到2001年才升為正處。從2000年冬至2001年5月，蘇吉祿兩次向馬德行賄，每次各2萬元。2001年10月，他終于被提為縣政協主席(兼任)。

　　第二年初，在綏化市一次會議散場時，蘇吉祿對馬德說：“馬書記，快過春節了，過幾天我去看你。我現在提正處了，您沒少幫忙。”馬德當時回答：“你去看我呀，沒30萬別去。”蘇吉祿此后只好準備了30萬元上門。

　　但馬德賣官的要價，亦根據親疏遠近而區分。

　　綏化海倫市(縣級)委副書記王學武，與馬德的關系較為疏遠。

　　馬德成為綏化市委書記后，王學武幾次找到馬德想調整為正職。馬一直未置可否。2000年7月，王又以匯報工作為名到馬德的辦公室，請他考慮幫忙調動工作，馬德沒有說話，王學武將一張以田雅芝的名字登記的30萬元存折放在桌上，密碼為馬德家的電話，說：“我就這個能力了。”馬德看了看存折說：“你把這玩意拿走。”王學武說就放這吧，轉身告退，存折立刻被馬德扔了出來。

　　當年年底，馬德生病住院。王學武把存折里的錢取出，又加了20萬元，這回放在一個盒子中。到了病房，王學武對馬德說：“馬書記，這是一點意思。”然后把這只把裝有50萬元的盒子放在床下，稍坐告退。

　　3個月后，王學武被提拔為青岡縣縣長(正縣級)。

　　當地官員只好對市委書記和市長“等距離交往”

　　綏化市市委書記馬德，與該市市長王慎義之間關系緊張，在當地是一個公開的秘密。

　　據熟知綏化的人士介紹，馬德覺得王慎義“權力欲很重，總想取而代之。”而王慎義則認為馬德不干實事，自己想把心思用在工作上，總是受到他的牽制。王曾在獄中寫給律師15封信，自述其心路歷程，其中大罵馬德，稱其為“政治流氓”。

　　據調查了解，兩人不睦主要源于馬德對人事權的控制。即便在王慎義主管的市政府，要想進行人事調整也必須得到馬德的同意。此外，王慎義表達能力比較強，而馬德卻不善言辭，因此在對上級領導匯報工作時，王的風頭經常蓋過馬，由此引起馬德不滿。據當地政府人士稱，在綏化本地會議上，馬甚至不愿給王發言的機會。

　　據熟悉王慎義的人介紹，王剛調任綏化不久時，對馬德大權獨攬的局面不適應，感嘆“工作不好干”。在既要立足，又要能干出立竿見影的政績的情況下，王慎義只有從市政建設入手，因此，王在擔任綏化市市長期間，基本上專注于市政工程。從馬、王二人后來的起訴書對比(2005年3月23日王慎義因涉嫌受賄188.9萬余元在京受審)，馬德被控主要由于“賣官”，王慎義則更多被控給多項工程減免稅費以收取他人送來的錢物。

　　后來，綏化準備興建一家賓館。主管城建的王慎義讓一個工程隊進駐工地，準備開工，馬德也想讓自己的人承攬這個工程，最后迫使王的工程隊無法開工，兩人的矛盾由此完全公開。

　　由于馬王兩人不和，當地官員辦事只好“各拜廟門”，進行“等距離交往”——在馬德和王慎義的起訴書中，有一個相同的名字——張忠義。張是原綏化市市政工程處處長，后任綏化市政管理局局長。他分別向馬德和王慎義送了10萬元和13萬元人民幣。

　　根據起訴書的指控，馬德曾接受張忠義的請托，在職務安排上提供幫助。而王慎義則接受其請托，為其負責的工程項目簽批了市政府貸款。據知情人透露，在對張忠義的安排上，馬德和王慎義也一度發生矛盾。王不同意馬把市政工程處改為市政管理局，因為綏化是小市，并沒有太多市政管理的任務；而馬德則希望把張忠義安排成局長。后來張還是當了局長。

　　當地人士推測，也正是這種等距離交往，使王、馬兩人都各自抓住了對方的一些把柄。因此當馬德被雙規之后，第一個就舉報了王慎義。馬說，“我進來，王慎義不進來，太不合理”。不久，王慎義在北京住院期間被“雙規”。

　　從一個行賄者轉變為一個中介人

　　隨著馬德經營的“綏化官市”日漸成形，一些穿針引線的掮客出現了。

　　在馬德的起訴書中，牡丹江制藥廠廠長苗勝國是最早向馬德行賄的人。早在1992年11月至1996年11月，馬德擔任牡丹江市副市長期間，苗勝國就曾因牡丹江制藥廠向銀行貸款，以及向省糧食局借生產原料等事項得到馬德的幫助，苗為此送給馬德5000美元和10萬人民幣，由此和馬德建立了非同一般的關系。

　　由于這種關系，苗勝國漸漸從一個行賄者轉變為一個中介人。

　　1998年，哈爾濱金事達集團董事長肖海鵬從國外考察回來，準備在綏化青岡縣開辦一個畜牧場。肖找到苗勝國，苗于是讓肖海鵬準備30萬元，一起驅車趕到肇東縣看望正在開會的馬德，由苗將錢交給馬德。當天下午，馬德就和苗、肖二人驅車到青岡縣，將肖海鵬介紹給縣領導，之后，肖的草原羊場順利開張。

　　后來肖海鵬又想將企業申報成省“龍頭企業”——可以在貸款、稅收等方面享受優惠待遇。肖再托苗勝國幫忙。苗回話說，馬德的兒子要在北京買房，錢不夠。肖海鵬湊了60萬元，按照馬德的妻子田雅芝提供的北京儲蓄賬號匯了過去。

　　圍繞著馬德為核心的權力場，類似這樣由行賄而熟識，進而轉變為中介人的例子屢見不鮮。

　　據了解，綏化明水縣縣長呂岱深知官場中“早鋪線”的訣竅，1998年就開始向當時僅為綏化地委二把手的馬德送錢，數目不高，每次2000元，共三次。2000年初馬德就任市委書記后，呂岱以發獎金的名義向馬德行賄4萬元，當年升任明水縣縣委書記。

　　呂岱共向馬德行賄14.6萬元。呂岱行賄的資金是向其義弟、明水縣亞麻公司董事長王衛豐借的。呂岱還介紹王衛豐向馬德行賄20萬元，事由是為王衛豐的公司貸款開綠燈。

　　2000多萬元巨款，存在兒子名下

　　在馬德受賄案中，馬的妻子田雅芝是個重要角色。她不但參與了多起受賄，最終被認定個人受賄374.6萬元，而且在2002年3月她和馬德二人被“雙規”之前，一直是馬德行賄的代理人和財產保管人。

　　田在法院系統工作，被“雙規”之前的職務為黑龍江省林區中級人民法院副院長。

　　熟悉田雅芝的人形容她：身高大約160厘米，人很瘦，身體不大好，有甲狀腺突出的病，言談舉止素質不高，官太太氣重，勢利眼。

　　田雅芝經常對外放出“馬德花銷大”，“兒子在北京準備買房”之類的話，馬德得到的賄賂，一般都交給她，至于她單獨收到的賄賂，則會向馬德說一聲，之后存起來。

　　據綏化人說，馬德夫婦感情不好，“經常干仗”。2004年3月，她的判決書下達后——因受賄罪一審被判處無期徒刑。她說：“我都判無期了，那馬德不得死嗎？”此后，她沒有上訴。

　　據了解，在感情上聯系馬德和田雅芝的，主要是他們的兒子。

　　馬德的兒子，曾是牡丹江市的文科“探花”，1999年大學畢業后留校工作，目前在北京海淀區中關村一家咨詢公司工作。

　　從1998年開始，田雅芝讓兒子在北京的銀行開戶，之后不定期匯款，或是由馬德和田雅芝赴京時帶現金過去。有時馬德在京開會，官員追來送錢，馬德也就轉手交給兒子。2002年春馬德案發，該賬戶里共發現人民幣1763萬元，美元31.9萬元，港幣12.78萬元。

　　就在馬德案發前不久，田雅芝交給兒子一張名為“宋偉”的假身份證，照片也是他的，讓他回北京之后用假身份證另開一個戶頭，將所有的錢款轉存。此時，馬德身邊已有多人被抓或在逃，因此，田雅芝可能嗅出了風聲不對，也可能是覺得如此巨款存在兒子的名下不安全，安排兒子將巨款轉移。

　　馬德之子回到北京之后，按照母親的指示著手辦理此事。由于定期存款轉存，每一筆最高為9萬元，所以花了100多次才轉存完畢，而當檢察官打開賬戶時，每9萬元一筆密密麻麻打印下來，整整用了5個存折才打印完畢。

　　馬德之子知道父母的正常經濟狀況，曾經試探著問過，田雅芝總是說：“你別管。”

　　馬德夫婦都出身農村，生活極其節儉——檢察機關搜查其住處時，發現300多個信封，都是下屬送錢時用來裝錢的，由于這些信封沒被丟棄，結果成了辦案人員的追查線索。案發時，馬德家中有貂皮大衣10余件，皮鞋500多雙，各種禮品不計其數。據參加收繳的檢察官說，還有大量高檔食品補品，都已經發臭腐爛，馬德夫婦也沒享用，而有一部分還被田雅芝拿到單位轉賣給了同事。

　　2000多萬元巨款，馬德全家花費不多，有一些被馬德拿去放了高利貸，由于可以變相給他送錢，最終出現了借貸者爭著向馬德貸款的局面。田雅芝共給兒子匯了2000多萬元，他只花了一筆，買了一輛80多萬元的“沃爾沃”轎車和兩臺三星背投電視機。

　　本案的缺口首先是從馬德之子打開的。辦案人員原本估計只是百萬元級的案子，馬德之子堅持了大約一周后崩潰，在全部交待時，他痛哭了很久，將手里的紙巾砸在桌上，喊著說：“哪里是幾百萬，是兩千多萬！我說了就是要父母的命啊。”

　　而當田雅芝被雙規后，說到兒子時，也經常痛哭不止，甚至趴在地上給辦案人員磕頭，乞求放過兒子。

　　當地官場生存的基本手段

　　馬德剛就任綏化市委書記時，“這個書記好錢”的說法在政壇蔓延。有人通過錢“辦成事”的例證出現后，旋即為眾人效仿，成為當地政壇共同遵守的“明規則”。

　　隨著送錢的人越來越多，數額越來越大，價碼水漲船高。送錢，不再是“辦事”的必要條件，更演化為在當地官場生存的基本手段。

　　根據知情人的講述，2000年下半年，綏化市委和省委陸續到肇東市(綏化轄內縣級市)考核一位副市長——這位副市長和馬德的關系據說“非常特殊”，肇東市委副書記高波在對考核小組談話時，說了一些對這位副市長不利的話。馬德知道后揚言要“收拾”高波。

　　高波非常緊張，用盒子裝了10萬元送給馬德，此后，又多次共送去29萬元人民幣和2萬美元。辦案檢察官曾問高波：“你給馬德送這么多錢，起作用了嗎？”高波回答說：“也許起作用了，不然我的位置可能保不住。”

　　這場風波中，高波的同事，肇東市市長吳連方也說了“王某不適合當領導”類似的話，不久被“拿下”，掛起兩年多沒安排工作——而早在1999年，吳連方還有過因公事向馬德送錢的記錄。直到馬德出事之后，吳連方才被重新任命為肇東市人大主任。

　　綏化市北林區區委書記呂冠今，在區、市事權劃分時，與馬德產生了一些矛盾，從1999年開始，呂逢年過節都會帶錢去“問候”馬德，但最后還是被調任為綏化市市長助理，由“一把手”轉任為“虛職”。

　　根據呂事后的講述，之所以給馬德送錢，就是怕馬德在工作中給自己穿小鞋，受排擠，同時也因為別人送，自己不送日子不好過。在檢方的起訴書中，馬德被控受賄17起，金額共6031857元。其中有12起涉及為他人“職務晉升提供幫助”。

　　根據參加庭審的人士的表述，馬德在法庭上幾乎承認了檢方的所有指控，除了對個別的證人證言有所異議——這些證言多是曾向馬德行賄的人做出的，在證言中他們強調自己的行賄行為是迫于馬德的壓力。而馬德則并不認同這一點，他承認“受賄”，但否認“索賄”。

　　據悉，馬德案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以來查處的最大賣官案，其牽涉的官員高達265名，其中包括綏化市下轄十個縣市的半數處級以上干部，僅綏化市各部門的一把手就有50余人。(《中國新聞周刊》／朱雨晨孫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