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財政政策比較

　　我國現階段的轉型經濟特征決定了宏觀調控的特點。當經濟體制不是完全的市場經濟時，市場經濟的各種宏觀調控方法基本是不適用的。現實中，我國采用的宏觀調控政策也不同于市場經濟各國。

　　市場為什么失靈？

　　一國的宏觀經濟狀況取決于個人與企業的經濟行為。個人與企業的決策是獨立的，政府無權干預。這就決定了政府無法通過直接干預個人和企業決策來實現預期的宏觀經濟穩定目標，只能運用經濟手段來引導個人與企業的經濟行為。宏觀調控的結果不僅取決于宏觀經濟政策的正確程度，而且還取決于個人和企業的配合，即對政府政策所做出的反應。

　　個人和企業對某種政府會做出什么反應，政府是無法控制的。這就是說，政府在做出某項宏觀經濟政府決策之后，作用的發揮完全是一個自發的市場過程。但是，個人和企業的決策受價格這只看不見的手指揮，宏觀經濟政策要影響的正是這只看不見的手，因此，在市場機制調節正常作用的情況下，宏觀經濟政策通常可以達到預期的效果。

　　在我國目前的經濟體制下，個人的決策是獨立的，政府基本無法直接干預，非國有企業(私企、外企和合資企業)的決策基本是獨立的，政府對它們的決策有直接或間接的限制，但在這種限制下，決策還是獨立的。然而，控制國計民生命脈的國有企業，仍然由政府直接控制，它們的重大決策由政府做出。而且，這些國企的決策決定了宏觀經濟的狀況。此外，由于不是一個完全的市場經濟，看不見的手的作用是有限的。這就決定了，市場經濟中那一套宏觀調控方法和機制并不適用，而用行政手段調控更加重要。

　　此財政政策非彼財政政策

　　我國在客觀調控中也運用了市場經濟各國常用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但其動作方式、傳導機制與效果與市場中并不一樣。

　　先來看財政政策。在市場經濟國家，財政政策實際上包括兩部分內容。一是政府直接干預經濟活動，主要是政府增加公共投資。這種投資本身就是總需求，對宏觀經濟的影響是直接的。

　　例如，在20世紀30年代，羅斯福新政時政府用于胡佛大壩，田納西流域治理與水電工程的投資，以及50年代艾森豪戚爾當政時政府大規模投資于高速公路網建設，等等。這些政府公共投資的增加對經濟起到了有力的刺激作用。但這種作法實際是政府直接從事經濟行為，只有在特殊時期，例如，30年代嚴重大危機時和50年代從戰時經濟轉向和平經濟時才采用。以后公共投資成為政府的常規性支出，也就不作為一種宏觀調控手段，根據經濟穩定的需要決定了。

　　二是政府對個人和企業決策的引導。政府財政支出中，政府購買直接形成總需求，但政府向私人企業購買，因此又有刺激私人企業增加投資的引導作用，而且，這種作用更為重要。政府增加轉移支付可以增加個人收入，同樣有引導個人增加消費的作用。

　　更為重要的是稅收政策。減少公司所得稅有利于刺激私人企業投資，減少個人所得稅有利于刺激個人消費。這種政策完全是引導性的，其作用取決于個人和企業對這種政策的反應。如果企業在減稅時不增加投資，個人在減稅時不增加消費，這種政策就不起作用了。不過從實際情況來看，這種政策還是有效的，20世紀80年代里根政府采用的減稅政策，對經濟的刺激作用是顯著的。現任的布什政府也采用了這種減稅政策。不過從總體上看，由于財政政策帶有某種行政色彩，在許多市場經濟國家已經不是宏觀調控的主要手段。

　　在我國的宏觀調控中，財政政策仍然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但財政政策的特點不是引導個人與企業決策，而是政府直接參與經濟活動。換言之，這種財政政策在本質上自然是計劃經濟的，而不是市場經濟的。在我國的財政政策中，政府直接投資是影響經濟最主要的手段。

　　1997年，由于受東南亞金融風波的影響，以及對前一段經濟過熱的緊縮性宏觀調控，經濟增長速度較慢。政府連續幾年發行公債，增加公共投資，對經濟起到了有效的推動作用。此外，政府用于西部開放、東北振興等方面的直接投資也對經濟有拉動作用。這些投資與計劃經濟下政府的投資并沒有多少本質上的差別。

　　財政政策之所以缺乏引導作用，首先在于我們的財政政策中很少用減稅方法來引導個人與企業決策。曾有不少學者提出采用減稅政策來引導經濟，但被官方否定了。原因很簡單，政府財政收入仍相當緊張，減稅在現實中行不通。當然，在現實條件下，減稅的作用也不會像市場經濟各國中那樣見效，它對私企增加投資和個人增加消費會有一定作用，但對國企增加投資的作用有限——因為國企重大投資決策由政府決定，減稅的作用微不足道。因此，即便采用減稅政策，其政策的乘數效應也會大大小于市場經濟中的情況。

　　不同的經濟中都有財政政策，但其機制與作用完全不同。我們不能把我國現行的財政政策混同于市場經濟中的財政政策。這對我們認識現階段我國宏觀調控的特點及以后的改革方向是至關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