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丁劍平 孫牧
政府在匯率政策上的一貫表態已經勾畫出中國設計匯率機制的總框架：根據市場需求、有管理的、浮動的匯率制度。
我們可以這樣來理解這句話。首先，要引入市場供求因素來確定人民幣的合理的匯率
水平，使其在浮動中達到均衡狀態，因為不均衡就難以維持。其次，匯率必須有彈性來對付各種“沖擊”，這種彈性除了來自本身較合理的水平之外，更加需要來自管理的維護。
管理是指確定band(波動幅度)，它的維護是通過中央銀行干預(工業化發達國家)或是通過外匯管制(發展中國家)來保證。世界上沒有國家實行過純粹的浮動匯率制度，美國、日本、德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的中央銀行到目前為止都介入匯市來保證其經濟穩定。
中國目前處于對內和對外不均衡狀態。對內通貨膨脹和就業壓力在不斷增加，對外雙順差有擴大趨勢。無論按照哪一種匯率決定理論都難以測算出人民幣的合理水平。在一個不很完善的金融市場上，人民幣匯率要適合各個產業部門和各個地區(包括香港等地區)是不現實的。只能通過在一個波動幅度內逐步向“合適”的水平趨近。
然而究竟什么樣的波動幅度區間適合中國？如果縱向看，戰后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它既便是固定匯率制度也允許匯率波動上下1%；歐洲貨幣體系允許成員國對中心匯率將波動幅度擴大到上下2%；羅納德·麥金農和羅伯特·蒙代爾等則認為人民幣波動上下0.3%~2%是穩定區域，匯率波動在上下5%~15%則會使得中國出現不穩定性現象。
如果我們橫向來作比較，與中國情況相近的印度，在亞洲金融危機前夕曾經提出一個監視浮動幅度(monitoringband)的設想，該設想認為，印度政府可以容忍匯率浮動幅度在平價的上下5%。在此幅度內，當局禁止采取任何干預行為。
不過，我們認為，中國如果引入浮動匯率制度不能只研究波動幅度，還必須結合調整頻率和幅度。
匯率水平趨勢一般隨著一國的GDP或國家競爭力而移 動。波動幅度的區間寬窄則視該國企業的承受能力或者看金融市場效率而變化的。事實上許多國家波動幅度的擴大是被動的，例如印度尼西亞和土耳其。在操作上有些國家通過外匯管制或干預來維持區間。這就涉及到匯率是否與該國的經濟周期協調的問題，調整任何經濟變量都有成本和收益比較。
維持波動幅度的能力還取決于中國央行與其他各國中央銀行的協調。中國與日本只相差一個時區，中國的中央銀行每天也在外匯市場上頻繁地進行干預。將來隨著外匯市場參加者的擴大，市場機制的導入，資本項目的有序開放，外匯市場的干預在技術性上將更富有挑戰性。比如2003年，外匯市場成交折合1511.3億美元。而這個成交額相對日本中央銀行同期的干預量1738.2億美元來講，不是在同一條“起跑線”上。
中國的大多數鄰國都將本國貨幣盯住美元，加上中美貿易影響著中國與亞洲其他國家間的貿易，因此中國在干預匯市的時候必須謹慎。中國必須考慮周邊國家的匯率政策并按照中國對該國的出口份額來設定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幅度。
隨著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的提高，中國的對外貿易和經濟發展速度對國際市場的影響有舉足輕重的影響。中國因為要顧及亞洲他國盯住美元的格局，即便放開匯市，也要保持與美元相對穩定的關系。為此，人民銀行頻繁單獨干預匯市的概率可能極高。日本央行干預基本旨在維持日企業出口競爭力，雖然日元屬于浮動，但也經常單獨干預匯市。美聯儲干預的根本目的是為了維持美元的關鍵貨幣地位。聯合干預的情況則更加復雜。美日兩國都在西方七國集團之內，聯合干預的可能性較大。
中國“是一個負責任的國家，對于人民幣升值和匯率體制的形成，我們不僅要考慮本國的利益，而且要考慮對周邊國家和世界的影響”。對波動幅度的研究是中國對內和對外負責任的具體體現。(作者單位系上海財經大學，本文不代表本報觀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