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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茅于軾
(天則經濟研究所常務理事)
陸建華
(中國發展戰略與政策研究所執行所長)
辛鳴(中央黨校研究室調研處處長)：
為什么我們要提出構建和諧社會？這里有三個原因。
第一，有資格。中國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我們在經濟發展當中取得了重大成就。中國社會已經初步解決了溫飽問題，我們開始有余力有閑暇考慮多方面問題。溫飽問題解決之后，我們的需求就提升了；第二，有壓力。中國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成就巨大，但是成就的背后也存在很多的問題，貧富差距在拉大，地區間的差距在拉大，人與自然的關系趨于緊張，這給中國社會提出了嚴峻的挑戰；第三，有動力。無論是貧是富，無論政府還是人民，都有巨大的動力構建和諧社會。
構建和諧社會的理念關鍵就在一個字——“和”。什么叫“和”？和而不同，首先是“不同”，我們要尊重現代的一切的不同——不同的利益群體，不同的利益需求，不同的觀念，不同的模式。這些一系列的不同，正是社會進步的顯現，我們構建和諧社會，就要把這一系列的不同凝聚起來。這種凝聚和協調，不是抹煞各自不同，而是各見其能，各得其所，和諧相處；其次，“和”體現在多方合作。這多方里面既包括政府，也包括企業，還包括個人，千萬不要認為構建和諧社會只是政府的事情，和諧社會是我們大家的事情，政府、企業、個人都有責任。
構建和諧社會，主體是基礎。政策是靠各級政府機關部門和政府官員去落實的。如果百姓得到的利益并不是我們政策所期望的那么高，所期望的那么到位，那么政策的落實就存在問題。和諧社會是大家在各盡所能的基礎上共同構建起來的社會，如果各個主體沒有自己應該有的位置和應該有的力量，那么這個和諧社會很可能僅僅是自上而下的。這種和諧是治標不治本的和諧。所以，構建和諧社會，在中國社會確立不同利益真正的主體地位至關重要，體制最終還是要靠主體去落實，制度表面上看是一系列的規章、理念，其實規章、理念后面還有制度變成主體，沒有這個主體一切都沒有意義。
錢瑞霞(額爾古納市市長)：
可持續發展在中國的推進，責任首先在于各級政府。我們國家在經濟轉型過程中，政府權力很大，可以決定一個區域的增長方式和增長模式，它需要制定戰略、畫藍圖，要梳理產業，要優化環境，要動用財政、人力、資源。對于可持續發展，政府的責任絕不能逃脫，也不能回避。我們還沒有完全擺脫政府主導型的經濟和社會的類型。
我還要強調幾個觀點：第一，政府制定戰略，要知道自己擁有什么資源，最寶貴的資源是什么；第二，要讓老百姓接受；第三，在發展過程中，生態資源絕不是與經濟資源對立的，生態資源是長久的經濟資源，利用好了就是可持續發展。
蔣惟明(諾維信公司全球副總裁、中國總裁)：
在當今的社區，如果循環經濟只靠政府，只靠那么多有責任心的非政府組織的努力是遠遠不夠的。如果每個企業家都很認真地把循環經濟、可持續發展貫徹到自己做生意的理念上，這個動力相當大，產生污染會少得多，政府也不用花那么多的錢，拼命去解決。
一個企業如果要做百年老店，決不僅僅要解決污水處理問題。人是最大的生產力，應該讓每個員工都有責任心，對社會，對我們的大家庭都有共同的參與感。循環經濟也好，可持續發展也好，和諧社會也好，僅僅講環境保護還不夠，這還是一個社會責任的問題。
在諾維信公司，從董事長到總裁，到各階層做戰略決策，有三件事必須考慮并通過：第一是賺錢，爭取有比較好的生意方案；第二是對環境負責；第三是對社會負責，對員工負責，對社區負責，也就是社會責任。如果有這樣一個管理機制，在決策上從可持續發展方面考慮，做起來并不是很難的事情。
孫立平(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
NGO組織是推動可持續發展很重要的方面。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只有通過政府、企業、非政府、非盈利的NGO組織多方合作才能解決。這個多方合作可能是造就可持續發展、形成一個有力量的機制的重要因素。
環境問題、生態問題中，一個最大的分裂在于收益的承擔者和代價的承擔者不是一個主體。NGO組織一個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它可以強化在環境受到破壞時遭受損害的本身博弈能力較差的一方的力量。
但是，國內NGO組織大部分用國外的錢，NGO存在和發展的國內資源途徑問題還沒得到解決。我們首先要形成這樣一個機制，使得我們有一個內在的動力基礎、資源的來源，促成NGO組織的發展，然后使其在可持續發展中，發揮更積極、更有力的作用。
建設和諧社會，政策很重要，機制更根本。中國的貧富差距走到現在，不能僅僅看成是一些政策的失誤，不能僅僅看成偶然因素的結果，而是不同社會群體為自己爭取利益的能力嚴重失衡，這是真正的機制問題。重建這種機制比政策更根本，當然政策也很重要。
劉開明(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所長)：
社會肯定是以人為本的社會，這個社會里面，主體是普通勞動力。這個和諧社會，如果沒有普通勞動力生存和發展的權利和機會，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和諧。
深圳是農民工最密集的地方之一，那里曾有三千萬的農民工生活過，那也是中國最富有的城市之一。這個城市有800萬個農民工，全市財政收入的70%是來自于農民工，如果他們的孩子在那里不能上學，他們不能租到房子，不能得到培訓，沒有發展沒有前途，這就不是一個和諧社會。
我深深感受到我們的民間是非常有力量的。普通的工人非常有力量，他們用他們的行動，用他們的工作在發言。去年的民工荒就讓我們感受到這一點。這非常重要，我們整個的社會要有機制培植這些力量，這是能夠構建和諧社會的機制。
周宏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部研究員)：
按照一般說法，在經濟活動中有物質循環，圍繞資源高效利用和循環利用開展的社會生產活動，這種活動叫循環經濟。循環經濟是按照生態規律安排的經濟活動，當然這種活動也要符合經濟發展的規律。
循環經濟跟資源綜合利用密切相關，也跟環境保護密切相關。簡單地說，循環經濟是資源、環境、經濟發展一體化的過程。循環經濟應得到各級政府、各個部門以及企業的熱烈響應，積極地去做。我們在規劃時要提出三句話：政府推進、市場驅動、公眾行動。要用市場的辦法來保護環境。
推動循環經濟發展有四個因素：第一是法律法規；第二是利益驅動；第三是公眾參與；第四是技術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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