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和平崛起給世界帶來機遇

　　本報記者 王梓 主持

　　2003年底，“和平崛起”被明確為我國發展戰略，并被視為對“中國威脅論”和“中國崩潰論”等論調的有力回應。

　　在近現代世界史上，美英之間和美蘇之間已經實現了權力的轉移，前者發生在兩個西 方民主國家之間，后者發生在西方民主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之間，而戰爭并沒有發生。

　　以新保守主義為主導的布什政府，大力推行“單極穩定論”為理論指導的單邊主義外交，推行“布什教義”，國防部副部長沃福維茲(Paul Wolfowitz)出任世界銀行行長一職又將為這種對外政策加上相當分量的經濟砝碼。對中國的“和平崛起”戰略而言，這些都是要面對的現實。

　　“和平崛起”的未來，既取決于理論基礎的突破，也取決于我國國內政策和國際戰略的把握。近日，本報特邀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李強、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哲學系特聘教授貝特寧(Daniel Bell)、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崔之元、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教授王紹光和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孫哲共聚21世紀北京圓桌第42期，就“和平崛起”戰略的未來和挑戰等問題進行了討論。

　　和平崛起的國際背景

　　《21世紀》：對目前的國際秩序以及其中貫穿的原則，諸位如何判斷？

　　孫哲：在目前國際社會大的勢力分布中，美國是超強，它的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4%，但是卻創造出了世界GDP的三分之一， 大約是15萬億美元； 而美國的軍費開支在2003年是4800億美元，大概是世界上192個國家的總和；在文化領域， 美國的文化產業的產值也達到1萬億美元，相當于我國的GDP。

　　看看其他地區， 我們也能發現， 走向聯合的歐洲和日本是次強，如歐洲在2004年5月后，歐盟接納了10個新成員，成為擁有25個成員國、4.5億人口、10萬億美元GDP的龐大聯合體；日本目前的GDP也有大約4.9萬億美元。

　　這樣的一個局勢， 凸現了中國的硬實力還不夠強大。盡管我們自己很有信心，但對于制約崛起的內外條件和崛起可能導致的內外后果，都不能掉以輕心。

　　李強：寬泛地講，近代以來世界秩序是一種具有自由主義特征的秩序。自由主義的一個基本信條是價值多元主義，承認不同生活方式的價值，政治不解決價值問題，只解決秩序問題。這套自由主義理念體現在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條約》中。這個條約的核心內涵是，不同的主權國家都有尋求不同生活方式的權利，國際法的目標是保證不同國家間的和平與秩序，對于主權國家內部生活方式，包括政治統治方式，國際法實在是非常無力的。

　　冷戰結束后，尤其到美國打伊拉克時，世界政治的發展趨勢已非常清楚：近代以來的世界秩序受到根本挑戰，已經難以維持。引起世界格局改變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新保守主義開始主導美國外交政策。新保守主義的目標不再是近代以來那種維持秩序與和平，而是在全世界實現新帝國的政策。美國要成為新羅馬、新耶路撒冷�，F在看來，美國正在向這一目標前進。

　　現在，美國新保守主義者最喜歡談論的一件事就是美國主導的單極化世界。不少新保守主義者津津樂道地強調，美國擁有的權力在人類歷史上是史無前例的：其一，她有世界最強大的軍事力量，其軍事開支超過美國之后10個國家軍事開支的總和，可以同時打三場戰爭。其二，在整個科技創新、經濟能力方面，世界上其他國家只能望其項背。第三，就是軟實力，在美國看來，她所倡導的自由、民主、人權這些理念具有超乎任何一個特殊文化價值的更高價值。新保守主義者認為，歷史上任何帝國都做不到這三個方面的結合；羅馬帝國在經濟方面、軟實力方面做不到，大英帝國的軍事實力、經濟實力和軟實力都做不到；因此，美國完全可以而且應該按照自己的價值觀來主導世界，重整改造世界秩序。

　　從布什第二屆總統任期以來，美國實現其新帝國戰略的勢頭加快。短短幾個月，美國通過舉行選舉大致控制了伊拉克的局勢；利用阿拉法特去世和新領導上臺使巴勒斯坦局勢有所控制；借助黎巴嫩前總理暗殺事件重挫敘利亞；通過插手烏克蘭和吉爾吉斯斯坦的選舉實現對這些地區的影響。

　　在美國推行其新帝國政策時，軟實力和硬實力互相結合。

　　貝特寧： 把美國的實力分為三個來源：經濟實力、軍事實力以及軟實力我是非常贊同的。但是，美國的這三種實力之間是有沖突的。例如，當美國運用其軍事實力入侵伊拉克的時候，這種行為使美國在世界的其他國家中失去公信力和權威，這是對其軟實力的一種損傷；其次，發動伊拉克戰爭是非常昂貴的，因此這又是對經濟實力的破壞；最后，就是僅僅考慮軍事實力本身，我也不認為美國現在有能力同時在世界上三個不同的地點發動戰爭。 伊拉克戰爭就已經削弱了美國在其他地方進行戰爭的能力。這也正是美國現在為什么更可能運用一些非軍事手段來解決問題的原因。

　　《21世紀》：我國崛起本身必然受到其他國家的警惕，因此“中國威脅論”的論調也就不斷翻新。那么，中國的崛起是否會對其他國家構成威脅？

　　李強：國際上，對中國的崛起必然會有諸多疑慮。一方面，現有國際秩序的主要受益者會對中國的崛起心懷戒心。冷戰結束后，美國一家獨大，其軍事與科技實力遠遠超過世界上所有國家。美國的新保守主義者不僅希望維持這種格局，而且希望其更進一步發展，追求美國對全球事務更大的主導，實現新的帝國理想。為了實現這一目標，美國希望阻止任何國家發展出制衡美國的軍事能力。中國顯然具有制衡美國的潛力——盡管僅僅是潛力，美國不少政治人物于是鼓吹中國威脅論，試圖遏制中國的發展。

　　另一方面，中國是一個由傳統帝國秩序轉變為現代意義上的主權國家的特殊個案，中國今天所面臨的地緣政治格局在相當大程度上是西方近代殖民主義的產物，中國與周邊國家在一些相關問題上的認知并不完全一致，因此另外一些國家也會對中國的崛起有某種疑慮。

　　孫哲：中國經濟正迅速發展，實力上升，所謂的“中國經濟威脅論”不斷出現。這種觀點認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會造成一個人類歷史上第一個“高技術、低工資”的經濟，這種經濟同美國等西方國家的“高技術、高工資”經濟相競爭，最終會在經濟上打敗美國和西方。

　　而中國的軍事現代化建設也讓某些國家“疑心重重”，他們夸大中國的軍事實力和對世界構成的威脅。

　　王紹光：據說美國國防部副部長、保守派的理論大師沃福維茲�烶aul Wolfowitz�犚簧�有四個“教條”：一、知識分子必須有追求真理、真相的決心；二、主張美國必須時刻都要預期意外事件發生；三、主張美國應用軍事強勢，懷疑外交動作的必要；四、主張美國時刻都應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這也就是為什么他會提出“先發制人”的主張)。除了第一條，其它三條都與做最壞打算有關。我們可以把它看作美國戰略思維的核心。但是縱觀中國的歷史，中國幾乎從未使用武力進行海外擴張。

　　而歐洲國家跟美國不同，它們對小布什的外交政策并不完全贊同。事實上，歐洲國家在理想主義層面上更強一些，他們講民主、自由時也更真誠一點，他們希望看到一個多極化的世界，在這方面，跟中國有更多共同語言。

　　崔之元：中國的發展難免會利用全球范圍內的資源。因此美國高盛公司高級顧問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識”的分析當中有關非對稱的軍事戰略對于“和平崛起”具有邏輯的合理性，即能夠從邏輯上保證中國在經濟崛起的同時實現保證和平的狀態。

　　中美存在共同利益

　　《21世紀》：諸位如何判斷中美關系中的雙方國家利益？和平崛起的中國如何應對雙方的沖突？

　　王紹光：美國已經把全球范圍內的利益納入自己的考慮范圍，其戰略鏈條甚至已經推進到中國近海領域，它的核心就是要維護自己在全球的霸權。

　　而中國最核心的利益在于維護國家領土完整和國家主權，這是不可讓步的，也是不應該讓步的。但在其他利益方面，中國現在表現出來的政策是很有靈活性的，只要不是涉及中國根本利益的，都可以有所討論。

　　除了主權之外，中國在發展過程中碰到的經濟、能源等問題也肯定會引發中美之間的利益之爭。

　　對中國而言，如何面對這種能源沖突？尋找能源開發的新伙伴，使其多元化是一方面；確保海上通道安全是另一方面。與此同時，我認為還要調整自身的發展思路，調整內部政策。中國是13億人口的大國，美式生產和消費模式是絕對不能效仿的，否則后果將是災難性的。我們必須改變發展模式，清醒并堅定不移地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減少能耗，從而減少對外來能源的依賴。

　　另外，現在看來，中國的進出口額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過大，這反映我們的發展模式有問題，中央已經認識到通過內需拉動經濟的重要性，包括對外資的利用等問題，也開始進行思考，這是好的。中國就是應該非常謹慎地選擇自己的發展模式，不能盲目接軌，這樣不但能避免與他國的沖突，而且對本國的長遠發展更有利。

　　李強：總的來講，中美關系還是中國外交中最重要的關系。中美兩國盡管有這么多的利益分歧，但是雙方并不一定要兵戎相見。我認為，對美國的強勢，中國最好的辦法是以柔克剛。

　　美國一定會對中國進行遏制，這是毫無疑問的，我們無法一廂情愿地改變。我們恐怕在今后幾十年面對受美國遏制的局面。但從歷史來看，遏制政策對軍事的擴張是有效的，但對經濟與文化的發展只有邊際性制約作用。其原因在于，軍事擴張是零和博弈，利益沖突明顯，你之失便是我之得。美國動員國內力量以及拉攏盟國實行遏制。但經濟與文化的交往卻可以是雙贏博弈。比如美國都不愿意對中國進行經濟制裁，因為對中國進行經濟制裁對美國也有很大的損害。這樣，美國就很難動員自己國內的力量與盟國實行經濟方面的遏制。

　　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的戰略，即在“硬”的方面，保衛國家的領土、主權與統一；在軟的方面，即經濟與文化方面，追求發展，追求廣泛而全面的世界參與。

　　孫哲：在對外策略上，中國最好的策略就是小平制定的“韜光養晦，有所作為”。言語簡潔，但勾劃出進退有據的綱要。在中美關系發展方面，我們還要“內舉實力，外修形象”。而在我們與美國有著重大立場分歧的問題上，我們要堅持“上策伐心，中策伐交，下策伐城”的理念。

　　王紹光：從總體上看，中國當前的外交成效是很不錯的。特別是近幾年來，我們與東南亞國家建立了良好的外交關系，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東南亞各國對我們的顧慮，這對我們的發展是有利的。在發展和非洲以及美洲各國的關系方面，我們也取得較大的進展，而且跟歐洲各國在共同爭取實現世界多極化方面的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這都為我們贏得了良好的外部環境，當然今后還應該繼續這么做。

　　文明國家之崛起

　　《21世紀》：在妥當處理國際關系的同時，我國實現和平崛起所要求的對內戰略如何？

　　李強：在發展戰略的選擇上，必須從政治的角度、從國家安全和權力的角度考慮問題，在政策優先性的排序上，統籌協調國家安全、經濟發展與社會公正，將國家安全與可持續發展置于更加優先的地位。體現在具體政策上，這至少意味著，在資源配置上，將提升國家的綜合國力、尤其是安全保障能力置于首要地位。

　　在復雜的國際環境中保護國家的安全與統一，首先依賴于綜合國力。一個在安全上存在巨大隱患的國家無法期望可持續發展，也無法期望實現社會公正、追求以人為本的理想。

　　孫哲：對社會公正、經濟發展與國家安全三者的序列選擇，我的看法有所不同。我覺得中國發展到今天這個臨界點，現在的情況決定了我們應該把社會公正放在經濟發展考慮之前。我們經濟運行的軌跡已經很清楚了，對將來怎么做，也十分自信。但是對如何進行道德重建，我們卻還相當陌生。我們的社會是否公正已經成為一個大的問題。解決不好，會影響整個國家的信心。

　　《21世紀》：在古今中西的碰撞、遭遇中，中國傳統文化能和西方的現代國家理念實現整合嗎？

　　李強：中國的發展戰略包含了民族主義理念，包含了國家利益的現實主義主張，同時，它也具有超越民族主義和國家利益的因素，這就是“和平”方式的選擇。所謂文明崛起就是商業立國，文化為本，二者要統一于安全。

　　這里，關鍵的問題是如何處理民族主義。就其本質而言，民族主義是一種擴大的自我，是大我。它用民族認同作為動員大眾的手段，追求民族國家的利益，將民族的利益、價值觀作為至高無上的標準，用以衡量一切政策。

　　許多人在評論中國近代以來的改革與革命時往往強調民族主義的巨大動員力量，將中國革命化約為民族主義革命。這是對中國文化以及近代以來實踐的重大誤解。中國作為具有大文化背景的國家，民族主義一直不是中國政治的關鍵動力。即使在近代民族危機深重的時期，在各種政治力量的主張中，除了民族與國家利益之外，都有對某種超越民族主義的理想的追求。

　　今天，中國在追求和平崛起的過程中，一定要十分清醒地認識到，民族主義不能作為立國之本。民族主義盡管有助于社會動員、凝聚內部的力量、為政權提供合法性，但民族主義的理想與標準畢竟只是一種“大我”，它將大我的價值與目標作為至高無上的價值與目標。一個國家如果僅僅以民族主義作為訴求的基礎與政策的目標，她就無法獲得其他國家的尊敬與認可。

　　真正的大國一定要有超越大我的理念與原則，能有為其他國家認可、尊敬的目標與行為準則。中國在這方面有豐富的資源，傳統儒家思想包含“王道”理想、“和而不同”的理念，以及“己所不欲、毋施于人”的行為準則。最近幾十年來我們在追求世界和平與正義目標時也提出許多令人尊重的原則。所有這些都可以加以提煉，凝聚在“和平”的大口號下。這樣，中國的發展進步才會被中國以外的人們視為一種有利于世界和平的力量。

　　孫哲：文明國家的大發展，離不開自己國民素質的大幅度提升。從這個角度看，中國的和平崛起將是一種漸進型的而非火山爆發型的進化。

　　王紹光：對于中國的傳統儒家文化，我覺得我們還是應該批判地繼承，去其糟粕，留其精華。對于一些陳腐的思想，如三從四德等當然是要剔除，但其中“八德”概念(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則應該繼承，可以作為現代中國發展的思想源泉之一。

　　我覺得中國文化的一個好處就在于它的包容性很強，事實上，從歷史上看，漢文化一直在與外來文化的沖突中交往，并最后將之變為自己的一部分。中國文化并沒有強加于人的意思，這不是它的特點。反倒是西方一直有一種“傳教士”心態，希望讓別的文明也接受它那個上帝。我認為，中國要實現大發展，既要以中華文明為根基，宣傳我們傳統文化的精髓，也要加強與其他文明的交流。

　　美國新保守主義及其“單極穩定”

　　《21世紀》：新保守主義勢力在布什政府的對外政策中居主導地位，這對中美關系會產生怎樣的影響？

　　孫哲：小布什上臺后，新保守主義大力推行其以“單極穩定論”為理論指導的單邊主義外交。所謂的“單極穩定論”有三個重要的判斷：其一，目前國際體系中美國的支配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作為一個“全能選手”，美國目前的實力地位與世界第二強國甚至所有主要國家實力的總和的差距，是其建國兩百多年來最大的。那種強調美國曇花一現、只能享受“單極瞬間”的論點不能成立。

　　其二，正因為如此，美國人認為自己擁有的超級實力才是維護國際和平的真正的“穩定因素”。原因之一是美國占支配地位的單極世界可以避免兩極世界中為爭奪世界領導地位而發生無休止的爭奪。任何其他國家都無力與美國進行激烈的短期對抗和長期較量，與此同時，美國的絕對優勢也會使其他主要國家之間的實力競爭減至最低限度，二流國家的利益在于與美國聯盟而不是對抗。

　　其三，美國人判斷目前的單極體制不僅可取，更會持久，如果美國不出錯牌的話，目前的單極世界至少會和過去的兩極世界一樣持久。

　　從本質上說，“單極穩定論”反映了美國人看待世界的獨特方式。這種單向思考其實是歷史上“賦使命觀”的現代演變。所以，我們可以把這種美國人的使命感稱為“替天行道”主義，而其中的“道”，就包括美國人信奉的基督教教義的傳播，英美式議會民主制度的移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以及個人自由和天賦人權觀念的灌輸。

　　崔之元：2002年6月1日，美國總統布什在西點軍校畢業典禮上發表講話，首次闡述了被西方輿論界稱為布什原則的三大要素。

　　第一，美國戰略不再主要是“冷戰時期的遏制與威懾原則”，而是要保持“先發制人”�焢reemptive strike�牭臋嗬�，“在最壞的威脅出現之前”主動出擊打敗“敵人”；

　　第二，美國價值觀是普適全球的，特別包括伊斯蘭國家；

　　第三，美國“試圖保持不可挑戰的軍事力量，從而使以往時代的軍備競賽不再有任何意義，國家間的競爭將局限于貿易和其它和平事業”。

　　伊拉克戰爭就正是“布什原則”的第一次應用�！安际苍瓌t”問世后，西方輿論普遍認為它是后冷戰時代的“大戰略”(grand strategy)，其意義與1947年喬治·坎南提出的冷戰時代的“遏制”戰略相當。

　　布什的政策班子里，有不少西方古典政治哲學的飽學之士，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是現任國防部副部長沃福維茲(Paul Wolfowitz)。西方媒體甚至常常將“布什原則”稱為“沃福維茲-布什原則”，因為沃福維茲早在1992年的“防務計劃指南”(Defense Planning Guide)中就已經提出了今日“布什原則”的基本思想。沃福維茲認為，美國的根本利益在于使這種優勢永久化，“使潛在的競爭者想都別想發揮更大的地區或全球作用”。為此，美國必須先發制人，運用軍事力量來制止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擴散。但這份正在高層傳閱的“防務計劃指南”被泄漏給紐約時報，遭到美國的歐洲盟國和公共輿論的強烈反對，于是老布什總統決定不予采納。直到9·１1事件后，小布什才逐漸接受了沃福維茲的思想。

　　王紹光：的確，美國的保守主義對美國內外政策近年來的影響日益增大，但是對于美國的保守主義，我們還是應該一分為二地看。首先，對中美關系而言，它也有有利的一面，保守主義者比較相信現實主義，看重實際利益，也奉行實力至上。這樣，在制訂政策時，它更多從實際利益出發做出判斷，而較少從抽象的理念出發。這對發展中美關系是有利的，因為它使得中美之間會更容易在一些有利于雙方的具體問題上找到共同點，達成共識。特別是在當前，美國自己的軍事力量分布過于分散，而它在全球反恐戰爭、朝核問題等一系列問題方面又都需要中國的支持，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它會重視與中國的合作。

　　但另一方面，我們也要認識到，保守主義者仍然要維護美國的霸主地位。而且美國保守主義的理想主義色彩雖然不濃厚，卻也不容忽略。它主要表現在意識形態方面，而且會在全球范圍內不擇手段地推銷其美式“民主”和“自由”。

　　在影響中美關系的因素中，我們要清楚地明白，美國對現實利益的訴求，對維護其霸權主義的訴求，以及利用民主口號為工具，充當意識形態傳教士的訴求這三者是同時存在，相互影響的；中美關系在可預見的未來是不可能一帆風順的，相反，每個時期，都會既有斗爭也有合作。

　　崔之元：在我看來，新保守主義有三點新意。第一，新保守主義致力于將美國從“非正式帝國”轉變到“正式帝國”。這既不同于共和黨的傳統的國際戰略(狹義的現實主義，相對注重維持現狀穩定)，也不同于民主黨的傳統的國際戰略(自由主義，相對注重通過國際制度來發揮“領導權”)；新保守主義的第二點新意在于它和美國南方新教原教旨主義�烻outhern Protestant Fundamentalism�牻�立了政治同盟；新保守主義的第三點新意在于它的哲學基礎不是伯克(Edmund Burke)式的傳統保守主義，而是列奧·．施特勞斯的“自然權利”學說。而布什原則的另一要素——美國價值觀普適全球——與施特勞斯的“自然權利”學說有著聯系。

　　貝特寧：保守主義的一個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它不僅僅跟金錢與實力有關，它同時也受到宗教理念的驅動。保守主義者有一套他們自己希望能夠推廣到全球的價值觀念。我不贊同保守主義的觀點，但是我們應該了解他們的觀念，這樣才能有的放矢地回應他們的觀點。

　　當然，并不僅僅是保守派有自己的價值觀；自由派也有自己的價值觀。他們不把和平放在首位，他們希望推廣民主，并愿意為理念訴諸武力。這就是為什么美國的一些自由主義者包括《紐約時報》的外交事務專欄作家Thomas Friedman非常支持伊拉克戰爭的原因，他認為這能夠在伊拉克建立民主并且逐漸擴散到整個中東地區。

　　王紹光：在我看來，其實西方國家之間的宗教觀念和發展也不盡相同，從歷史上看，西方國家中由宗教引發的沖突和困惑比世界其它地方只多不少，充滿了血腥和暴力。只不過現在西方國家大都是經濟發達國家，所以我們在看它們的宗教時往往會忽略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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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強解讀“和平崛起”

　　復興與崛起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奮斗的重要目標。二十多年前，鄧小平啟動的改革與開放，其直接目標就是使中國在二十一世紀中葉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這種發展目標如果是由一個小國提出并實現，往往只對本國的政治與經濟具有意義。但是，由于中國的人口與國土規模巨大，由于中國是為數不多具有獨特原生文化的國家，中國的發展必然具有全局性影響，甚至可能改變現存的國際權力秩序，從這個意義上說，“崛起”總是和大國相聯系的。

　　對我國提出的和平崛起的口號，我這樣理解：首先，這一口號標志著我國在發展目標上采取了更加現實的原則，標志著國家的目標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轉變為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外交諸方面全面提高國力。

　　第二，這一口號也宣示了中國實現崛起目標的方式與行為原則。在世界政治的傳統中，實力政治一直是游戲的基本規則。大國之間實力的消長、某些大國的崛起與衰亡必然意味著原有國際秩序格局、利益格局的變化，這種變化往往是通過戰爭來實現的。中國宣布“和平崛起”標志著中國摒棄舊的崛起模式，而以“和平”崛起作為基本奮斗目標。

　　我以為，這里的“和平”至少包含兩方面的含義。首先，中國的崛起不以改變世界秩序的基本格局為目標。最近二十多年來，中國以積極的姿態參與國際合作，是國際和平與發展基本秩序的維護者與受益者。這一點決定了中國在崛起的過程中不以追求領土的擴張或根本改變現存國際秩序的基本格局為目標。第二，中國以和平作為基本國策處理國際問題，尤其是處理與周邊國家的關系。

　　不少外國評論者認為“和平崛起”不具有實質意涵。我覺得，這是一種誤解。中國追求和平崛起有著深刻的內在原因。第一，中國是一個有悠久和平主義傳統的大國，中國文化在本質上是一種相當內向型的文化；第二，中國具有廣袤的領土與基本的資源條件，這與近代某些資源缺乏型國家的崛起有明顯區別。

　　和平崛起的口號不僅意味著中國對外戰略的變化，而且必然要求國內發展戰略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