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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教授從政的華政現象


http://whmsebhyy.com 2005年03月30日 14:37 21世紀經濟報道

  見習記者 陳 歡

  上海報道

  3月25日下午,上海市徐匯區區長孫潮出現在中國浦東干部學院。他此行是為“領導學國際論壇”的一場討論——“現代城市管理與城市領袖”做評論嘉賓,與會人員包括40名
來自全國各地的市長,市委書記。

  他顯然已經熟稔于他的角色——中國一個重要直轄市的一個中心城區的區長,發言時幽默風趣,從容不迫。臺下坐的40名市長書記們可能不會想到,僅僅在兩年前,他還沒有任何政府工作的經驗,再前溯五年,他還是一名生活在象牙塔里的華東政法學院的法學教授。

  走出華政的教授們

  有此經歷的孫潮在華東政法學院(下簡稱華政)并不孤單。就在一個月以前的2月24日,他昔日的同事郝鐵川教授被正式任命為上海市金山區區長。這是郝的第二次工作變動,此前,他是中共上海市市委宣傳部副部長。

  歷數之后我們發現,華政“走出去”的這份名單可以開得更長:曹建明教授,現最高人民法院常務副院長、中共十六屆中央候補委員;丁偉教授,現上海市人大法工委副主任;顧偉民教授,現任電工集團專職紀委副書記;林燕萍教授,現任上海市人大法工委委員……

  為公檢法系統輸送人才在法政院校并不罕見,這份名單的特別之處在于,這些法學家不僅任職于公檢法領域,而是分別去像法院、政府、宣傳、人大、企業等各類機關部門,更重要的是,他們不是“掛職”鍛煉,也不是任虛職,都是正式調動工作關系,任實職。

  1999年,孫潮第一個走進上海市人大法工委任專職委員,這在全國也是創舉,一屆任期滿后,丁偉接過這柄接力棒,隨后林艷萍也進入人大法工委。從華政到人大,這條路上法學家們前赴后繼。“法學家走進政府在某些部門已經形成鏈條。”華東政法學院院長何勤華教授說。

  最引人矚目的當然還是兩位區長。“執政基層政府不同于任職某專業部門,是對執政能力的全面考驗。將有能力、有基礎、有前途的干部放在基層政府,比放在委辦機關更能得到鍛煉。委辦機關的工作一般程序化、文牘化,而基層政府卻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能培養領導者的戰略思維和全面能力。”復旦大學政治學系教授郭定平說。

  引潮流之先

  “孫潮在人大的工作非常出色,他思維清晰,語言邏輯很突出。”上海市人大法工委的同事黃玨評價說。一個沒有任何黨政機關任職經歷的法學家剛踏上從政道路就如此順暢,顯然和他的學術背景有密切的關系。

  孫潮專攻憲法、行政法,主要研究方向是立法,曾任華政立法研究所所長,著有《立法技術學》等專著,對立法技術和立法程序的精通使他在人大有著特殊的優勢。

  黃玨給記者舉了一個例子。2002年一次普通的常委會會議上,市政府提交的《上海市漕河涇新興技術開發區暫行條例修正案(草案)》即將表決通過,孫潮突然舉手發言并語驚四座:“我認為這個條例應該廢止。”

  理由是,該條例在1990年制定時是制度創新的產物,但當年的特例現在已變成普遍現象,除被修改的條文以外,其他條文也已經沒有存在的意義。在他的倡議下,共有19名委員聯名提出了廢止該條例的動議。后來這個修正案草案沒有表決。這是上海市人大常委會委員第一次使用動議權改變地方立法程序。

  五年專職委員任職期間,孫潮在人大獲得好評,2003年屆滿后,他被提名為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這似乎沒有脫離常規干部任職的巢穴,但讓人意外的是,市人大常委會沒有通過這個任職。

  之后不久,他被任命為徐匯區代區長并立馬上任。當時正值SARS肆虐,而上海市所有的SARS病例,全部都在徐匯區。

  孫潮所肩負的期待,顯然不止控制SARS這一點,不管對他還是對上海,這都是一次嶄新的嘗試——一名法學家將第一次具體而微地主政一方。

  他在徐匯區的施政方略也同樣烙上了濃厚的法學家印記。他身邊的一名工作人員告訴記者:“他做了很多事情,1美元官員,搞留學園,電子政府等等,但他自己最看重的,還是‘工作流程再造’。”

  他進一步解釋說:“孫潮因為學術背景的關系特別看重程序。根據新的政府工作流程,政府的工作就像一條流水線,一旦啟動,就開始高效運轉,每步流程都有兩個重要原則:時限和告知。24小時內告知,5個工作日內處理完畢,這也是《行政許可法》基本精神的體現。”

  “書生意氣”的從政者

  在采訪中,不少受訪者都提到一個詞:“書生意氣”。雖然看不見摸不著,但書生意氣確實存在,并且影響著他們的從政道路。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徐匯區政府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孫潮剛來的時候,整天掛在嘴邊的都是服務型政府、透明政府、公共政府、科學執政什么的,有一些理念和我們區的實際情況相差太遠。”

  還有不少人認為:“說的都很好,可是真做起來,一時很難達到。”記者的采訪要求被他的秘書擋了駕:“去年媒體對他都很關注,現在區里希望他能低調一點。現在可能不是最合適的采訪時機,我們希望現在做的試點工作出一些成績以后再接受采訪。”

  疲憊,則可能是孫潮最大的感受。“他現在從星期一到星期六是連軸轉。只有星期天是他自己的,這一天他幾乎什么人都不見,什么電話都不接。”

  所有的受訪者都非常謹慎,不愿意評價孫潮的政績,但是,大部分受訪者都贊同的是,從同出華政的另一位法學家郝鐵川被任命為金山區區長來看,法學家執政基層政府的嘗試效果還不錯。

  郝鐵川在華政任教的時候,就以敢說會說,觀念超前解放而聞名,當年提出改革中的“良性違憲”問題,在學術界引起一場大討論。自學界步入政界后,他的關注視角和文風都有了變化。

  他在《檢察日報》上有一個專欄,2000年以后,仍然在上面發文章,但是細心的讀者不難發現,他的文章與先前有明顯的區別,和法律相關的內容少了,研究執政規律和執政能力的文章多了,比如《執政規律的共性和個性》、《權利沖突是個偽問題》、《尋求權利與權力的合作互助》等。

  一些學術界的舊友對此有些微詞。郝鐵川卻頗為坦然,隨著角色的變化,他已經不是一個純粹的學者,而是一個政府的官員。他已經不是一個批評者,而是一個接受批評者,他說,學術界對他的批評他有充分的心理準備,畢竟歷史是合力運行的。

  一位和他相交頗深的華政老師認為,“學校有學校的語言系統和生態,政界有政界的語言系統和生態,要想在政界把事情做成,就必須融入這種語系和生態。”他并不掩飾他對郝鐵川的欣賞:“從法學家變成政府官員,他能用自己的知識形成決策,這是造福社會最直接的方式”。

  郝鐵川曾言:“做官是可遇不可求,做學問是永久,做人是根本。”而在最近一期《法學家茶座》雜志上,郝鐵川為著名法學家楊兆龍誕辰百年寫了一篇名叫《法律人生是什么》的文章,里面幾段話道出了他的內心想法:

  “法律是約束公權、保障權利的實踐,哲學、文學、史學等均可寂寞而生,但法律的真諦非從公權實踐中無法覓求。我們難以想象,也深表懷疑:一個連小組長都未做過的人,能夠做一個合格的行政管理專業博士生導師;一個沒有任何立法和執法實踐的人,能夠成為一個優秀的法學家。”

  “試看古今中外之法學家,哪一個不是政壇上的‘運動員’?法律是行動,這就是法律人生。”

  象牙塔里的回響

  大量的法律人才走出華政,走向各類政府部門,特別是成為主政基層的新生執政力量,在華東政法學院何勤華院長看來,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

  而硬幣的另一面是一種隱約的擔心,這是否會影響華政青年教師的學術心態,是否會打破象牙塔的純凈?

  何勤華認為不會。“現在留校當老師的基本都是博士,留下的時候就確定以學術作為終生的奮斗目標,如果想從政,碩士博士畢業就到政府機關了。”但他也不否認留校以后還有新的一輪分岔,“作為學術以外的追求目標之一也無可非議,他可能想做教授,做博導,成為學術帶頭人,但是有從政的機會,也不拒絕。”

  而華政一位青年教師的看法是:“能親身參與社會生活,將自己的想法付諸實踐不是很好嗎?我覺得不僅不應該拒絕,還應該主動地有這個追求。”

  丁偉認為,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時候,社會上流行的看法是法律虛無主義,最頂尖的人才紛紛投身工科,此后,這批人才逐漸成為黨政領導部門的主流,被稱為“工程師治國”。

  改革開放以后,經濟發展成為社會第一要求,經濟學者在黨政部門的發言權得到提升。而隨著經濟的發展和改革的深化,特別是去年我國人均GDP超過1000美元后,社會已經由單一經濟發展的重心向全面、平衡發展的多重心轉移,對社會治理技術的要求也越來越高,法學家顯然此方面有優勢。

  中央黨校教授劉啟云就認為,工科學者——經濟學者——法學學者(后兩者可統稱為文科)的代際變化,隱含著治國方略的調整。

  在郝鐵川教授就任市委宣傳部副部長時候,華政的校園網上就掀起了一股討論的熱潮,雖然以他們的年齡和閱歷,可能還無法全面地理解這個問題,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學生們正在以他們的方式,關注著法學家的從政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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