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先驅導報武漢特約記者嚴明報道 43歲的董平(化名)居住在武漢有名的漢正街附近，2003年底，在他下崗并停發工資一年后，他所在國企終于被另外一家企業買下，董平重新回到工廠上班。但這時，他父輩曾經為之驕傲的武漢古田老工業區，已經逐漸轉化為如今的“漢正街都市工業區”了。
董平說，2003年初是他和他的工友們感覺最灰暗的時候，他們想不明白的是，“90年
代初國家提出開發浦東時，武漢說自己是‘龍身’，可以和‘龍頭’上海一起發展；90年代末國家提西部大開發了，我們又認為緊鄰西部，可以‘搭便車’；后來國家說要‘振興東北’，我們領導拿出報紙，在‘振興東北等老工業基地’的‘等’字上圈了又圈。為什么國家所有政策出臺我們都會高興一陣，但最后又沒有得到多少好處呢？”
從擔憂到現實
董平感受到的窘迫處境如今被學界稱為“中部塌陷”。1987年，湖北省社會科學院夏振坤就指出，湖北雖然處于“承東聯西、南北對流”的結合部，卻面臨著“東西夾擊、南北離異”的嚴重挑戰，他當時警告說，小心湖北淪為“山間盆地”。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魯志強也說，早在上世紀80年代中國學界開始探討西部開發問題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展部就發表文章，提出了東部起飛、西部開發要防止中部塌陷的預警。
近20年之后，學者當年的擔憂變成了現實，“塌陷”一詞也廣為流傳。
“塌陷”的說法有著數字依據：從1980到2003的20多年中，東部地區在全國經濟總量中的比重，從50.2%增加到了58.86%，特別是90年代以后，激增了7.36個百分點。而中部地區在全國范圍內的地位是下降的。反映在人均GDP水平上，1980年中部地區人均GDP相當于全國平均數的88%，1990年下降到83%，而到了2003年，中部地區只相當于全國水平的75%。令人憂慮的是，目前還沒有看到這一下降趨勢逆轉的跡象和可能。
而西部大開發使原本落后的西部投資增長速度大大高于中部。1998年，西部地區固定資產投資增長31.2%，比中部高16.8個百分點，2001年1到7月，西部投資增長20.1%，又比中部高2.5個百分點，中部成為全國投資的“鍋底”。
2002年在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城鎮居民收入中，中部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全國平均水平低1369元，比西部低183元；城鎮居民人均收入排名前10位的省、自治區、直轄市中，東部8個，西部2個，而中部一個沒有。
“政策洼地”還是資本差距
直到2004年，當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第一次明確提出“促進中部地區崛起”的概念時，湖北人已經就“中部塌陷”的事實自嘲多年。“不東不西，不是東西”“東部不帶中部玩，西部列車搭不上，振興東北不趕趟”。武漢市長李憲生在2004年的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直說：“所有的政策措施似乎都與武漢有關，也似乎都與武漢擦肩而過，武漢成為政策邊緣化城市”。他認為武漢正是“塌陷的中部”的一個縮影。
武漢大學教授、湖北省著名的區域經濟專家伍新木曾經把外界對“中部塌陷”的解釋歸結為6種：一，中部開放滯后論。湖北比東部南部沿海地區晚開放了12年，從而失去了發展先機；二，國家對中部缺乏傾斜政策，中部成為“政策洼地”；三，中部省份財政收入和上繳基數高，導致財力窘迫；四，湖北省曾經從自身內部深刻反省，提出了根本的問題是發展不夠，而發展不夠又是因為搶抓機遇不夠，狠抓落實不夠，根本原因是解放思想不夠；五，湖北省總結“四不夠”在于不會用人；六，中部省份的人民缺乏江浙人的創業精神。
魯志強認為，中部塌陷不能只怪政策洼地，他舉出一個例子，有人曾經計算過，上世紀90年代以后東部地區多數年份是幾百億元的國內資本凈流出，但加上外資后則成為多數年份超過2000億元的資本凈流入狀態。而中部基本呈資本凈流出狀態，西部是每年僅增加100多億元的流入格局，生產要素的流向，成為地區差距擴大的關鍵原因。“這樣一個局面如果不能迅速得到扭轉，中部地區騰飛就會欠缺最基本的生產要素。”
當“中部塌陷”現象引出了中央政府“中部崛起”的口號時，不少中部本土專家念念不忘的是，歷史上中部曾經有過輝煌一刻：1912年，武漢是全國人口最多的大城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