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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黃一琨／文
各自的道路
“很顯然，由西方開始的人類歷史篇章，如果不走向自我毀滅，那么就必須有一個印度式的終結，在人類歷史上最為危急的時刻，印度道路是人類自我救贖的惟一方向。”1960
年代，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說。那個時候，東西方文明正被意識形態所挾持，環境污染、導彈危機、社會分化和對現代性的厭倦使得印度的存在顯得格外沉靜。
“持續的渴望給我們帶來巨大煩惱。克己之念最不受人生沉浮的干擾。它就好好存在于我們克制悲痛的努力中。這很簡單，即使是在塵世的其樂融融中，也要發展一種超然的態度。”這樣的言語出現在一家財經報紙的社論中！這種事情只會出現在印度。
在尼赫魯執政的1947年到1964年，印度是非西方世界中少數幾個政治穩定的民主國家。政府用和平的方式合并了全國大大小小的560多個土邦，消除了封建王國的割據狀況，實現了國家的統一。此外，政府還迫使政黨放棄了武裝斗爭，采取了“通過投票箱取得政權”的方式。尼赫魯在國內問題上使用調和主義手段的同時，在國際爭端中采取了不結盟的戰略，這被西方觀察家們多少有些附會的認為源自印度的傳統智慧。
到了1980年代，讓東方人頗為不快的《文明的沖突》的作者塞繆爾·亨廷頓依然認為，印度教在這個國家的復興“顯然是對現代化所造成的緊張狀態和異化狀態的反應”。
對于幾代中國人來說，印度則是由幾個抽象的片段構成——它們是《流浪者之歌》中的麗達、每節車廂都站滿人的火車、骯臟的恒河水、甘地和泰戈爾——宗教式的沉思默想、10億人口、克什米爾的沖突。或者更早一些，是舊上海飯店門口的“紅頭阿三”。
當然更為深刻的記憶來自于1962年，當尼赫魯在中印兩國1700公里邊界線的西段憑借“拿破侖式的大膽的規劃取得獨一無二的勝利”時，中國向這個“反華急先鋒和南亞霸主”進行了自衛反擊。
這場歷時一個月的戰爭幾乎是兩個國家在20世紀最后50年僅有的幾次會面。至今，這兩個國家之間依舊顯得陌生：每周兩國之間只有六班直航班機，而上海和曼谷之間每天都有六班班機，2003年一年只有21000名中國人訪問過印度。
中印戰爭之后，中國經歷了十年動亂和一場向世界開放的改革。至于印度，隨著尼赫魯的離去，誰也不能憑借崇高的威望和成熟的政治經驗彌補黨內的紛爭。1967年的大選中，處于壟斷地位的國大黨失去了國家權力，從此印度處在了“劇烈攪動翻騰”中。
1975年，由于恐懼反對黨對國大黨構成的挑戰，尼赫魯的女兒英迪拉·甘地宣布在印度實行緊急狀態，逮捕反對黨領袖，限制公民權利，實行“用一個聲音說話”的新聞檢查制度。在實行緊急狀態前后，祖籍印度的作家奈保爾再次回到這個他曖昧難明的國家。“印度的危機不只是政治和經濟上的。更大的危機在于一個受傷的古老文明最終承認了它的缺陷，卻又沒有前進的智識途徑。”奈保爾說。
從英迪拉·甘地在1984年被她的錫克族衛兵刺殺開始，沒有一個政黨能夠在聯邦議會選舉中獲得單獨組閣的多數席位，印度進入了或是少數派執政，或是多黨聯合執政的時期。在1989年12月至1999年4月的十年中，印度一共經歷了8屆中央政府，其中6屆只執政了一年左右便倒臺，最短的只執政了13天。
與印度相比，經歷過更為嚴重的饑荒以及政治內亂的中國反倒更早醒來。中國的改革路徑顯現出了“摸著石頭過河”以及“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當然，從一開始人們更習慣于把中國和俄羅斯和其他東歐轉型國家進行比照，這是一門“顯學”——轉軌經濟學最為迷人和讓人困惑的部分。
20世紀七八十年代，“印度道路”有了另一種含義：政府對市場活動實施超級管制，樣樣要許可證，事事要審批。“結果，擋不住管制官員大貪其污，社會腐敗程度直追當年巴拿馬，逢單你來，逢雙我上，輪流坐莊，賄賂被制度化了。走市場經濟之路，又要讓行政官員過左審右批的癮，這就是原汁原味的印度道路。”中國杰出的經濟學家周其仁說。
“印度不可能和中國相比。”一位1980年代的改革派官員，中國證券市場的設計者之一對記者說。衛生條件惡劣，秩序混亂，兒童營養不良成了他對印度的主要印象。“那些營養不良的兒童，盡管身材矮小，但如同平裝書籍，既保留了原著的所有內容，又去除了精裝本的非本質性部分”。一位印度醫生這樣對《印度快報》說。
不同的崛起
從2004年開始，就如同1489年麥哲倫發現南亞大陸一樣，學術機構和媒體們發現印度同樣開始了堪稱“驚人”的增長。2004年，中國經濟取得了9.5%的增長，而印度在2003到2004會計年度的經濟增長率也達到了8.2%，GDP增速超過8%據說在印度歷史上只有3次。比較中國和印度的發展已經成了人們難以割舍的課題。
中國經濟從80年代開始以閃電般的速度起飛，接著是印度，雖然它的經濟轉型幾乎比中國晚了十年，但是最近，“很大程度上由于大量的就業機會從西方轉移到了印度”，人們也開始關注這個龐大的經濟體。
中國也第一次擁有一個比較完美的標尺，用來衡量四分之一世紀的改革開放政策所帶來的績效。從1978年到2003年，中國的人均GDP年增長速度為6.1%，相當于25年總體增長了337%。這是一個驚人的成就，但肯定不是絕無僅有：日本的人均GDP從1950年到1973年總體增長了490%。韓國從1962年到1990年，人均GDP的年增長速度是7.6%。把中國與這些規模較小的經濟體相比較，也許并不公道，而如果與自身比較，金融系統和國有企業的相對低效表明了中國的驚人表現依舊低于它應有的潛力。因此，中國和印度——世界上最大的兩個新興市場國家之間也許更有可比性。
其實兩國軟件業早就開始了帶有強烈競爭意味的比較。從2001年朱镕基訪問印度并向“印度象”開放中國市場以來，迄今進入中國的印度軟件企業已經超過15家；2002年1月，中國科技部召開十幾次“中國軟件業如何在兩年內趕超印度”的會議。然而中國人發現，印度在軟件業的優勢幾乎是不可撼動的。與他們相比，中國的公司顯得技術和管理水平低、規模小、缺乏杰出的企業領袖。在最具有指標意義的軟件企業管理成熟度的評級中，印度有10多家企業通過了最高等級五級的評估，中國一家也沒有。
但是，一些清醒的軟件業人士認為，中國與印度軟件業其實進行的是一場“虛擬的戰爭”。毋庸置疑，知識產權保護不力、法律制度的漏洞、教育機構的薄弱使得中國軟件企業在國際市場中仍然處于劣勢。但與印度軟件業相比，中國軟件業的優勢在于國家意志的強烈體現——政府為行業制定了發展政策，同時國內經濟的發展使中國軟件業有著廣闊的國內市場。但是印度軟件業主要是承接來自美國的外包業務，兩國企業間很難有真正面對面的競爭。
雖然軟件業不是一國經濟發展的全部，但這一比照多少可以看出兩國經濟發展的不同路徑。印度在企業制度和人才培養(前者和后者之間存在著因果關系)存有優勢，中國的優勢則主要在于資源集中配置的國家導向。
雖然對于軟件業的比較大都莫衷一是，人們仍然愿意大膽和熱情地投入對中印經濟前景的預測。《金融時報》說，中國和印度經濟的比較已經成為了“顯學”。
哈佛大學商學院印度裔教授Tarun Khanna和麻省理工大學華裔教授黃亞生發表于2003年夏季號《外交政策》季刊上的《印度是否能夠超越中國》是這場比較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文章之一。文章說，雖然在宏觀層面，印度還不能與中國相比，但是在微觀經濟層面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文章饒有興致的把中國和印度比作中國的兩個沿海省份江蘇和浙江，“雖然20年前浙江要比江蘇更窮，但是現在顯然浙江更加繁榮。”
外國直接投資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中國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有一半來自海外華人，來自臺灣、香港和澳門地區。與之相比，印度政府對于海外印度人的興趣明顯不足。但假以時日，印度也能通過杰出的私人企業和企業家精神吸引更多的外國直接投資。
“我希望做一個投資部長。”財政部長奇丹巴拉姆說。印度是如此渴望在基礎設施、教育、衛生領域獲得國外投資。
摩根士丹利首席經濟學家斯蒂芬·羅奇在接受中國《參考消息》采訪時這樣描述中印發展模式的不同：中國的發展模式是制造業驅動，伴隨著國內高儲蓄、大規模基礎設施投資和境外直接投資的流入。印度的發展模式則缺少上述內容。印度國內的儲蓄水平只有中國一半，每年流入印度的境外直接投資只有中國的10%，印度在基礎設施建設上比中國落后大約10至15年。與中國不同，印度的優勢在于它的人力資本、信息技術知識和英語語言環境。印度的服務業占國內生產總值超過50%，而中國不到35%。制造業對中國的重要性就如同服務業對印度的重要性一樣。
清華大學世界與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則認為，倚重服務業的印度經驗被過分高估了。正如《經濟學家》雜志所說，“離開班加羅爾的高科技園區，你就又一下子走進了第三世界。”李稻葵說：“作為發展中的大國，怎么可能繞開制造業的發展階段？”在他看來，中國的制造業現在正大有可為，而印度在基礎設施建設等因素上和中國相差太遠。
看好印度發展戰略所提供“巨大機會”的斯蒂芬·羅奇也認為，“在未來20年內印度趕上或超過中國的可能性不大。”他說：“印度缺少使它迅速趕上中國的國內儲蓄、境外直接投資和基礎設施條件。如果不發生意外沖擊，中國對印度的領先地位在未來相當一個時期將持續下去。”
“虛擬的戰爭”
好了，到了總結和結束這場蕪雜的比較的時候了。《經濟學家》總結說，“迄今為止，在經濟發展和減少貧困等幾乎所有標準上，中國都比印度做得好。”關于誰擁有未來，讓人印象深刻的似乎只有一句大話——“兩個亞洲大國的經濟崛起，是我們這個時代最為重要的一件事”。因為地球上差不多每五個人中，有兩個不是中國人就是印度人。
有關經濟增長和衰落的分析和比較，人們幾乎沒有得到過真知。歷史學家西蒙·沙馬說，原因在于，人們習慣于將社會矛盾和不對稱性刨平為經濟模式和術語。中國和印度，這是媒體的作者們，所有善于將平淡無奇的智力水準通過出色的寫作能力而放大的人們找到的，一個誘人的新話題。既聳人聽聞，又模棱兩可。
1990年和1995年，盧森堡歐洲與國際研究所推出一項對“國家生命力”的研究，一系列討論會分別討論了“中歐和東歐國家的生命力”、“日本的生命力”、“英國的生命力”、“俄羅斯的生命力”、“中國移民對一些亞洲國家生命力的重要意義”和“教育在國家生命力中的重要性”。金德爾伯格隨后寫出的《世界經濟霸權1500—1990》一書是國際經濟學領域中最讓人難忘的著作之一。他相信，貿易、工業和金融三個領域次第發展是一個后發國家起飛的必要路徑，一系列內部原因都會導致國家的興起和衰退。比如保羅·肯尼迪眼中的國家對外政策，曼庫·奧爾森眼中“利益集團”的存在。但是，國家政策的調節又會扣動改變現實條件的扳機。
“一個國家將崛起于混亂之中，一度成為首要的世界經濟大國。仍是美國？德國？整個歐盟？也許有一匹黑馬，像澳大利亞或巴西或中國？誰知道？肯定不是我。”金德爾伯格說。
他說，社會科學習慣于將解釋歸結為最少或者最為簡單的原因。但是某種戰略，某種制度優勢是不可能完全解釋一個龐大經濟的興起和衰落的。
更糟糕的是，看到上海和北京的鋼筋水泥叢林就感嘆中國奇跡，見到班加羅爾的軟件園就驚嘆外包導致美國的就業機會外流。正是這樣的視角，通過全球化的媒體，描畫了中國和印度之間這場“虛擬的戰爭”。
他們沒有看到的事實是，在浙江省南部的一個小縣城里，一群年輕人為了完成苛刻的出口訂單每天工作16小時。而在江蘇，一位出生于鄉間的企業家甚至購買了帝森克虜伯鋼廠的全套煉鋼設備。我不知道這樣充滿戲劇性的情節如何能夠說明中國與印度的比較。同樣，班加羅爾的軟件園區、孟買城里只有一個水龍頭的貧民區、穿禮服的王公，它們是印度，又不完全是。
這場中國和印度之間經濟起飛的比較，與其說是一場競爭，不如說是一場改變各自國家命運的偉大的冒險，這場冒險總是從改變窘迫的現狀開始。
前世界銀行官員威廉·伊斯特利在一本《在增長的迷霧中求索》的書中討論了20年來各種各樣治標不治本的發展藥方，發現諸如制度變遷，產業結構轉移等等看上去言之有據的方案并不能帶來新興市場國家的持續增長。那究竟什么是本呢？
“把激勵搞對。”經濟學家錢穎一說。這是一個無需經濟學家論證的真理，一場與每個人的利益乃至心靈相關的變革才會真正具有可持續性的生命力。
“任何烏托邦，一旦遭遇烤牛肉和蘋果餅的暗礁，都會無情地消亡。”社會學家桑巴特說。從1980年代開始，這種樸素的思維決定著中國的國家戰略，使之沖決了意識形態的鐵籠。
作為中國最著名的改革者之一，萬里有一次問手下制定農村發展戰略的年輕人，初始階段的社會主義到底是什么(那時候還沒有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提法)。年輕人們紛紛引經據典回答萬里的問題。萬里卻說，這些都是書本知識，我自己理解的初始階段的社會主義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吃飽肚子、穿上褲子、住上房子，逐步在政治和經濟上得到實惠。
中國早于印度開始了這場冒險。按照經濟史學家安古斯·麥迪森的說法，從“千年視角”來看，直到兩個世紀前，中國仍然比印度稍微富裕，從此以后，中國一直比印度貧窮，這是否是中國經濟改革早于印度的重要原因呢？結果是，到了1990年代早期，按照購買力平價，中國的人均GDP水平才超過了印度，目前已經高出印度70%。
事實上，開始于1991年的印度經濟改革也發端于一場危機。那一年，印度的外匯儲備只夠支付三個星期的進口，大量的黃金儲備被運送到倫敦，以此確保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緊急援助。如同1970年代末的中國一樣，改革成為全社會的共識，這其中也包括那些掌握有各種牌照審批權的官僚們。改革的主要內容是減少產業審批、降低關稅、消除進口限制、開放資本市場。
周其仁說，這場改革的總結局是崇牛為圣的古老印度重新長出鮮嫩的青草，為一大批Infosys技術公司模樣的“偶蹄類”，提供了成長環境。
改革從不會一帆風順，人們曾經相信，是混亂和脆弱的民主制度葬送了印度幾屆希望改革的政府。擔任過外交部長的賈斯旺特·辛格在他的新書《保衛印度》中說：真正的原因是，從文明上講，印度是一個多樣性的統一體，但是“在國家和政治上從來就不是一個整體”。與中國相比，“印度始終就在沒有國家的狀態下存在；而中國的存在則從未離開過國家。”
1929年，尼赫魯說：“在我看來，實實在在的東西是經濟因素。如果我們強調這一點并把公眾的注意力轉移到這方面來，就會自動發現宗教的差別將不再重要，而一條共同的紐帶則把不同的集團聯合起來。”可是，此后的60年，這一點似乎從未在印度真正實現。黨派和種姓制度交織著混亂。奈保爾說：“印度正在吞噬著自身。”
然而，2004年12月前總理拉奧逝世，印度舉行了國葬和為期七天的官方悼念活動。盡管收受賄賂玷污了他的名聲，但是人們依然記得1991年，是他開始了艱難的改革，一年以后的1992年，鄧小平開始了著名的南巡，終結了關于姓社姓資的爭論。
在2004年的印度全國大選中，來自貧困鄉間的選民對于政府抱以不信任，這不是對改革的抱怨，而是對改革局面沉悶的不滿。選舉之后，1991年最著名的兩位改革者，當時的財政部長辛格和商務部長齊丹巴拉姆回來了，分別擔任總理和財政部長。齊丹巴拉姆說，印度只有繼續推動始于1991年的經濟改革措施，避免“毫無結果的政治辯論”，才有可能趕上中國。雖然議會的經濟發展宣言提出了10%的經濟年增長率和消除失業、饑餓、貧困和文盲的目標。但是與20年前的萬里一樣，齊丹巴拉姆相信給予生活在農村的70%的印度人更潔凈的飲用水、更廉價的化肥、更好的醫療設備是改革者們獲取信任最重要的工作。
2003年，印度前國防部長，反對黨領袖喬治·費爾南德斯訪問中國，他請求中國政府總理溫家寶列出經濟領域的主要問題。溫家寶的答案是失業，地區發展差距和農民的相對貧困。
“我們(中國和印度)都在同一條船上。”費爾南德斯后來總結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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