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否在推出自己的諾貝爾經濟學獎

　　FT中文網特約撰稿人 齊天

　　就像中國不少寫小說、寫詩的人都盯著諾貝爾文學獎一樣，如今眼光瞄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中國經濟學家也不在少數。據說，根據中國經濟發(fā)展的勢頭和多少、多少年后超日趕美的趨勢，中國經濟學界在不遠的將來出個把諾獎得主也不為怪。

　　也許是等不了那“不遠的將來”了，如今，中國的經濟學家和經濟官員推出了自己的“諾貝爾經濟學獎”── 首屆中國經濟學獎。

　　四位“泰斗”獲獎

　　打開周四(3月24日)中國各類財經網站，關于這次頒獎的消息都在非常顯要的位置。用中國官方通訊社新華社的說法，中國經濟學獎是“仿照諾貝爾獎的評選方式”進行的。

　　那么，誰獲獎了呢？還是用新華社報道的導語原話吧：“首屆中國經濟學獎頒獎典禮24日在北京舉行。薛暮橋、馬洪、劉國光、吳敬璉被授予首屆中國經濟學杰出貢獻獎，每人獲得30萬元獎金。”

　　其實，早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這四個人就已經是“如雷貫耳”的經濟學界“泰斗”了。那么，這二十多年中國經濟學突飛猛進的發(fā)展和“江山代有才人出”的新生代豪杰，都哪里去了呢？

　　在這四人中，年齡最大的薛暮橋已經101歲，中共建政后，曾經是中國計委、物價委、統(tǒng)計局的最早領導人之一；85歲的馬洪先后當過國務院副秘書長和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主任；82歲的劉國光曾擔任中國國家統(tǒng)計局副局長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最年輕的吳敬璉也有75歲了，四人中只有他沒有做過政府高官，但其頭銜中也包括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全國政協(xié)常委會委員這樣的半官半民的頭銜。

　　看到這個獲獎名單，人們也許會聯(lián)想起西方某些流行音樂的評獎儀式：各類時尚、花哨的獎項都被當紅的歌星捧走，留下最后一個“終身成就獎”給某個退出歌壇多年的前明星，以示安慰。

　　不過，這樣的聯(lián)想也許很不恭敬，也很不恰當：首先，首屆中國經濟學獎是主獎，更確切地說，是唯一的獎項，不是在“曲終人散”之前頒發(fā)的安慰獎，其次，這四名得獎者的成就和貢獻，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呂曉波的話說，是“名至實歸”，的確應該獲得這個獎項，盡管其中某些人因為歲數太大，已經多年不從事積極的研究或著述了。

　　網民“出言不遜”？

　　但在中國的新浪網上，對這一消息發(fā)表看法的許多網民的觀點似乎更不恭敬。以下是幾位網友帖子的原話：

　　“獲獎理由寫的不充分。至少也應寫點主要著作吧，沒看到任何有分量的經濟論著，怎么說是‘學家’呢？”

　　“如果允許全國人民投票選未必是這幾位。”

　　“諾貝爾獎才是令人信服的，中國經濟學獎？呸！”

　　“中國的經濟學家只有代表土的權貴資本利益的經濟學家和代表洋的買辦資本利益的經濟學家。共同點是沒有理論只有利益，所以沒有經濟學家，只有代言人。”

　　我也努力在眾多的上帖者中尋找出言“恭敬”者，但實在不多。大概這就是網上論壇的特點：沒有牢騷、心平氣和、或者樂于夸人者一般不上網，而且因為蒙面上網，說話也就故意尖酸刻薄。

　　還有的網民對具體的獲獎者發(fā)表了針鋒相對的意見：

　　“我最尊敬吳敬璉，他應該獲獎！”

　　“老吳不應得獎，他的言論使股市大跌，股民損失慘重。”

　　“薛暮橋最應該得獎，中國改革開放的主導者，其他人和他比還差一大截。”

　　“薛暮橋、馬洪: 計劃經濟的典型代表。”

　　諾獎摘桂，尚需時日？

　　倒是一些身在海外的華裔學者能夠做到“不為尊者諱”，但也不刻意貶損“名人”，發(fā)表一些相對客觀、公允的看法。

　　英國格林尼治大學商學院高級講師、英國的中國經濟學會常務理事陳健在接受我的采訪時坦率地說，這個獲獎名單有三點不足：一是歲數太大了，沒有新生代經濟學家的代表，如張維迎、林義夫、張軍、樊鋼等新一代經濟學家都很優(yōu)秀，但無一人中選；二是政治上的考慮過濃，入選的經濟學家多數亦官亦學，與官場的關系太近，三是學術上有些落伍，如薛暮橋雖然提倡商品經濟，但他的理論框架基本上還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框架。

　　但陳健也承認，這個獲獎名單基本上涵括了對二十多年來中國經濟改革進程和經濟政策有過重大影響的人物。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呂曉波對這個獲獎名單的評價則更為積極。他在接受我采訪時表示，因為這次評獎的標準不僅局限在對經濟理論和研究方法的貢獻，也包括對中國經濟政策的影響，所以，綜合來看，這個名單基本反映了中國經濟學家對經濟改革和經濟發(fā)展的推動和影響，體現了時代的烙印：例如薛暮橋的影響主要在經濟改革啟動之前，馬洪的影響主要體現在經濟改革準備時期和改革早期，劉國光的影響也在改革初期，即改革啟動后的頭十年，吳敬璉的影響則一直持續(xù)到現在。

　　針對陳健的“中國經濟學家多數亦官亦學”說法，呂曉波認為，這是中國獨有的一個現象，中國一些經濟學家本身就是政府高官，如薛暮橋就擔任過中共高官，他們對中國經濟政策的影響也是直接、即時的，而美國就不同，雖然像弗里德曼這樣的經濟學家也對美國前任總統(tǒng)里根的經濟政策產生了重大影響，但那種影響更多的是一種思想上、學術上的影響，是一種長期的、間接的影響，即使是呂曉波的同校同事、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雖然曾經擔任過美國前總統(tǒng)克林頓的經濟顧問，但他并不像薛暮橋等中國經濟學家那樣直接參與政府的經濟決策。

　　再回到本文開端的那個問題：中國經濟學界何時能夠出現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呂曉波的回答是：過去二十多年來，中國經濟學界一直處于向西方經濟學學習的過程，現在剛剛進入創(chuàng)新階段，中國目前能夠在經濟學領域堪稱“大家”的人還沒有，因此，諾獎摘桂，尚需時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