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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0日，2005年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在北京釣魚臺國賓館舉行，以下為哈佛大學教授德懷特H.帕金斯演講實錄。(資料來源《國視咨訊》)
我想今晚在座的各位對于來自中國的競爭并不是很感興趣，因為韓國在許多方面都領先于中國。我想今晚在座各位感興趣的是中國經濟的繁榮是否可以長久，且時間會有多長，這是我今晚想談論的基本問題。我想補充的是我在韓國渡過的許多年當中一直都在談論和
研究韓國的經濟，而不是中國的經濟。我從多年的調查研究中所獲得的最大收獲之一就是了解了在什么樣的條件下一國的經濟才能得到快速的增長。我認為韓國的經驗對于中國經濟的發展會產生深遠的影響。
中國經濟的展望：基礎層面
中國經濟目前的發展前景是什么？未來十年當中中國經濟的發展前景又將會怎樣？中國經濟的發展對于韓國乃至全球經濟體系總體上意味著什么？
要討論以上問題，必須從以下幾個層面展開：
(a)第一個層面我把它稱為是“發展的基石”。我一會兒將討論的問題在當前情況下很明顯是有利的，但是在可預見的將來是否會變得對中國不利？
(b)第二個層面涉及對具體的經濟問題進行調查。這些經濟問題會導致破壞這些基石的危機的發生。
(c)第三個層面是中國經濟運行所必須的社會結構體系。這一結構體系在被解體時其方式是否會阻礙經濟的增長？
在基礎層面上，要回答是什么原因使中國的經濟得到快速的發展，答案一點也不復雜。23年前，我預測中國經濟的增長率可能會保持在每年6-8%的水平，這主要是因為某些基礎層面已經到位，且在過去的20年當中，盡管中國推行的經濟政策同其推行的國家方針和政策一樣錯誤，但中國的經濟仍然以每年3-4%的速度增長。在大躍進時期(1958-1960)和文革期間(1966-1976)，對經濟增長造成巨大破壞的政策不勝枚舉，從設計極其簡陋的家庭煉鋼爐，到關閉學校允許學生毆打老師等等。任何提倡使用外國技術尤其是進口技術的人員均會遭到嚴厲的批判，我們還可以舉出很多很多這樣的情況。如果中國能夠停止犯以上錯誤中的一些，中國經濟一定會得到改善。那么，到目前為止我所看到的對中國經濟的增長會產生正面影響的基礎層面是什么呢？他們包括：
(a)中國投資比率占GDP的比重非常之高。1978-1979年國內資本形成總額占GDP的比重平均為37%，并且在未來的20年間一直保持這一水平或略高的水平。在2001年這一比重達到38%，并且在2002年和2003年分別上升至39%和43%。盡管這些資本并沒有被很高效地使用，但還是產生了顯著的增長勢頭，至少在容易做出選擇的早期階段。之所以說比較容易做出選擇是因為在早期階段，這些欠發展國家知道他們必須從紡織、鞋和玩具開始著手，這對于他們來說一點也不復雜或是輕車熟路。當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達到一定的水平或即將涉及技術領域時，就不能簡單地遵循走在你前面的國家。你必須進行自主創新，而在新領域的創新經常是錯誤和成功并舉。
(b)中國的人力資本一直都保持著非常快速的提高和增長。盡管在文革時期這一勢頭被打斷，但中國數千年的儒家文化都非常重視教育的重要性。小學和初中目前是強制性義務教育，盡管在一些貧窮的鄉村并沒有得以執行。中國成年人的文盲率為16%，而印度為43%。在高等教育領域，大學的入學人數超過800萬(2003年)并且還在快速的增長(如果考慮到其他形式的高等教育，將達到1100萬)。來自中國和印度的精英在美國都是一流的人才，因為他們都非常精通先進的科學和工程技術。在小學和中學教育方面中國遠遠領先于印度。
(c)在中國的鄉村有一只巨大的低生產力勞動大軍，這支勞動力大軍可以轉移至城鎮從事較高生產力的工作，而不會導致農村勞動力的嚴重流失。有大約49%的勞動力仍然在從事農業，而在改革開放初期這一數字達到70%以上(1970年末超過80%)。在中國仍然有3.65億農民，但在中國現有的技術條件外加很少農業機械化設備的情況下，中國可能只需要不足1億的農民。這種勞動力資源從農業向更高生產力產業(比如工業和服務業)的轉化本身就會對GDP每年貢獻大約百分之一的增長率。
(d)另外一個對經濟增長的主要基礎貢獻指標是一個國家使用其要素輸入的效率。在中國，像所有的發展中國家一樣，都經歷了很長一段時間，六七十年代前蘇聯計劃經濟的低效率甚至是在80年代改革開放早期那種曲折發展的道路。得到改進的關鍵因素是：
①中國穩步地消除了計劃經濟體制并且日益依賴市場力量來調節。如今幾乎任何輸入均是通過市場來進行分配，且市場價格不再被嚴重扭曲。比如對于絕大多數進口產品都降低了關稅(盡管也有一些例外)，并且世界貿易組織將實施消除許多其他扭曲市場體系的措施。
②消極的一面是，許多完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關鍵制度仍然很薄弱或缺乏。尤其是法律體系不能很好地發揮作用，政府部門可以不理會法院的判決，并且政黨可以否決這些判決。這樣同其他真正意義上的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政府部門相比，政府的執行部門過多地干預市場，并且這些干預更多地是出于政治和尋租方面的考慮。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在很大程度上很弱，因為權利受到侵害的一方必須向上級行政管理部門上訴請求干預而不是依靠法院的判決，盡管在某些情況下會得到有利的判決。決定對某一特定的知識產權是否采取保護措施的行政管理部門在制定決策時通常不是出于保護知識產權是否會有利于經濟發展的目的，而是出于采取保護措施是否為政治上的權宜之計。可以肯定的是，對知識產權缺乏應有的尊重不僅會對中國現階段經濟的增長產生很大的負面影響，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多的中國創新技術也會遇到如何加以保護的問題。我曾經在一次午宴上遇到一位非常有名氣的中國作家，她抱怨說由于盜版圖書的銷售而使她損失了很大一筆版權費的收入。由于權利得不到應有的保護而受到傷害的群體達到一定的數量時，執行就不會成為太大的問題。同知識產權相比，有形財產的權利發展更加迅速，但是即使是在今天，土地所有權和資本所有權仍然面臨著諸多問題。在農村尤其是這樣，農民仍然無法買賣他們的土地。
③同“亞洲四虎”一樣，中國也非常重視制造業的出口，并且中國對外國直接投資的開放程度遠遠勝于許多其他成功的發展中國家。日本、韓國和臺灣省，在早期的發展階段甚至是在現在，已經嘗試限制外國直接投資，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值得商榷的是在中國外國投資者比國內投資者享受的待遇更好。許多改革措施都是用來取悅和吸引外國投資者，然后才是國內投資者。
④為消極的一面，中國的腐敗問題仍然很嚴重。如果你想做生意的話，仍然會面對各種各樣的執照和許可證，并且政府官員會出于其狹隘的目的而對決策橫加干涉，這些干涉都會對商業造成危害。
概括本次簡短的討論那就是在未來的十年甚至是二十年內，基本層面不會對經濟的高速增長產生負面的影響。這之后的問題將會來自于一個孩子的政策和老年人壽命的不斷提高，特別是撫養比率的激增，即非工作人口占工作人口比例的激增。然而，這些趨勢并不是直接迫切的問題。
可能會導致高速增長率脫軌的更多迫切問題
盡管基礎層面的影響力很強，但是一些非常重要和直接的經濟問題如果處理不當也會在短期內甚至是長期內對經濟產生破壞。諸如此類的主要問題包括：
(a)未能持續奉行完全市場體系的政策。中國是否會在20世紀70年代韓國／日本／臺灣推行的體制下停滯不前呢？我所說的這種體制是，對于一國的經濟，盡管貨物是在市場上進行買賣，但是政府仍然會做出許多重要的投資決定并處理很多重要的經濟糾紛--這就如同日本的經濟體制，通產省會做出許多重要的決策；或在韓國，藍宮會做出許多這樣的決定。如果中國也推行這種干涉主義政策，同許多國家一樣，中國也會同樣面臨著與伴隨著這種體制并存的尋租和政治化長期做斗爭的局面。
東亞經濟界的許多觀察家并沒有充分意識到使這種體制高效運轉的困難程度以及在韓國總統樸正熙執政的時代或在20世紀50、60年代日本通產省時代使這些政策得以推行的特殊條件。甚至很少觀察家能夠意識到在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市場體制下，如果一些關鍵因素無法推行，比如用來處理經濟事務的一套強有力的獨立司法體系，一旦深陷其中再擺脫這種體制的困難程度。甚至韓國在1998-1999年期間也未能建立起這種司法體系，再加上希望重新改組韓國財閥的愿望都表明藍宮對行業政策的干涉太深了。
不是讓市場來決定誰將破產，或誰來剝離同其業務相關的某些部門以及誰和誰合并，政府的執行部門使用其對銀行的控制權來干涉這些決定以強迫執行其目標。在一個高度發達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大多數這些決定都是由銀行和公司來做出，無需政府的參與。一個獨立和有法定資格的司法部門會執行由司法機構制定的規則來完成上述交易。如果韓國也存在這樣的問題話，那么在中國問題可能會變得更加困難，因為中國的司法體系更加不健全且在進行行業決策時政治干預的色彩更濃。
(b)在社會前沿也存在一些問題會在很大程度上擾亂這種體制進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對經濟造成破壞。
許多分析家已經對沿海和內陸城市之間不斷加大的差距進行了大量的研究，這在中國的歷史上將是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
但是在我看來，最大的挑戰是來自于在農村收入的增長相對處于停滯狀態，并且對如何將農民人均收入的增長保持在每年3%以上沒有任何可行的辦法(在最近幾年當中農業增加值的增長率已經略微低于3%，并且來自農業的收入其增長速度略低或略高于這一數字，這主要取決于農業收購價格的情況)。
這一現象背后的根本原因是無法顯著地擴充耕地。同樣或更為重要的一點是盡管中國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財力用于南水北調，但是也無法增加可灌溉的耕地面積(南水北調主要是針對城市用水)。最后，中國的糧食產量按照國際標準已經很高了，并且新的作物品種將會進一步增加產量，但是在糧食產量方面不會在出現“奇跡”式的增長。
在農業收入保持低速或慢速增長的同時，城市收入水平卻持續保持著較快的增長勢頭。因此農村和城鎮收入之間的差距將會進一步加大，且這一差距已經遠遠高于國際標準。如今數百萬的流動人口大軍涌入城市就是這一差距的直接結果，因為這些流動人口在很大程度上都意識到了一個地區和另外一個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和存在的機會。在未來的二十年里農村到城市的流動人口將從2億發展到3億，甚至有可能達到5億，成為世界歷史上最大的人口流動，這不僅僅是看似可能，而且很有可能發生。
目前由于人口的大量流動而對社會穩定所造成的最大威脅源自于中國的戶籍注冊體制，它會有效地使那些處于城市里的流動人口被排斥在教育和醫保體系之外。這一體系正在被更改，但是速度很慢。如果目前仍在運轉的體系還繼續運轉，則中國將失去對大量的農村人口進行更好的培訓并將他們融入現代城市環境的機會。在城市很容易找到好的教師對城市里的流動人口進行培訓，而要想找到合適的教師去流動人口所在的偏遠鄉村地區傳授知識則比較困難。如果對這些流動人口處理不當的話，還會導致其他威脅。如果城市的公用事業繼續將農村流動人口排斥在外，則這些流動人口將繼續把他們的家眷放回農村，這樣城市里就到處是無依無靠的年輕人很容易染上諸如HIV／AIDS等的性傳播疾病，并且他們當中的很多人會傾向于采取其他形式的破壞性行為。
(b)還有許多其他問題也會造成經濟增長的緩慢。一些分析家對銀行和大量的銀行不良貸款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但是在我看來這些問題主要是由于推行了激進的行業政策的結果。正是政府、當地官員和當地黨委的行業政策使銀行向經營狀況不佳國營企業發放貸款。另外一個事實是中國的出口一直保持著極高的快速增長率，并且在2004年將超過5000億美元。但是能夠在今后很多年內保持這兩位數的出口增長率的可能性非常小。中國將把其產品輸出的很大一部分轉向國內市場，但是這一轉變并不會一蹴而就。
展開說內容還很多，但是關鍵問題是已經有明顯的經濟和社會危機會在一段時間內妨礙經濟的增長，但是所有這些問題從現在看來還沒嚴重到在未來幾年內會從根本上導致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脫軌。
分析威脅可持續經濟發展的最困難的層面是不斷變化的社會結構和其對政治的影響。我們在這里可以做的只是指出會對中國未來的政治產生必然影響的一些基本趨勢。有可能最重要的社會趨勢是中國的中產階級正在快速增長，并且在某些問題上這些受到良好教育的中產階級會要求對政治進程越來越多的參與。要想測算出中國中產階級的規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大多數高中畢業生或更高教育水平的畢業生都可以劃入這一范疇，這一數字可能會達到1.8億，并且還在增長，這是因為幾乎所有的初中畢業生都進入高中繼續學習。
也就是說仍然有十億人的受教育程度低于這一水平，盡管如果你排除那些仍然在校的學生的話，這一數字會低一些。什么時候這一平衡才能被打破？我是不知道但最終還是會發生。政治變遷的結果是漸進的、平和的或是突然的和暴力的？我還是無法預測。在韓國，這一變遷是通過學生暴動和催淚瓦斯來實現的，而在其他地方則過程相對溫和一些。如果在中國這一過程激烈的話，那么對經濟將產生很大的破壞力，但是我懷疑這是下一個十年甚至可能是二十年內會出現的問題。
除了以上所討論的主要危機或一些無法預料的問題之外，中國有可能會在未來的二十至三十年內保持人均收入6%左右的增長率，也就是說從現在起在未來的十年內，中國的人均收入將達到韓國2004年人均收入水平的一半以上，且在未來的二十年內會超過韓國目前的人均收入水平。但是，中國不是另外一個韓國。我們是在討論會影響到13億人口的根本變革，這一數字甚至高于目前歐洲和北美洲所有“高收入”國家外加日本和亞洲四虎所有國家人口的總和。這種變革所蘊含的全球范圍內對能源和其他自然資源的需求已經可以感受得出來。對環境的影響也將是深遠的。但是，最重要的是，它意味著幾乎世界上一半的人口將生活在不到一個世紀以前世界上任何地方都無法想象的收入水平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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