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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0日，2005年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在北京釣魚臺國賓館舉行，以下為美國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教授巴里·諾頓演講實錄。(資料來源《國視咨訊》)
中國快速發展的市場經濟需要相應的宏觀經濟政策和宏觀經濟手段去指導，而中國當前正面臨著制訂這種政策的挑戰。日益復雜并且調整快速的中國經濟創造了新的對更加復雜的宏觀經濟機構和財政機構的長期需求。與此同時，中國和世界當今所面臨的特定的經濟
環境影響了中國政策的選擇。
世界經濟正在達到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在過去的五年里，寬松的貨幣和財政政策，尤其是美國的政策，已經彌補了持續軟弱的經濟。積極的貨幣擴張能夠使世界經濟避免潛在的經濟不景氣，世界的流動性很充足。迄今，低利率已經支持了資產的名義價值。同時，全球生產能力(尤其在中國)的巨大累加，已經同生產力的改進一起對商品價格施加連續的壓力，導致商品價格低廉，并限制通貨膨脹。
這種現象現在已經開始改變。美國經濟正在平穩地恢復，尤其當目前商業投資的勢頭能夠繼續。作為響應，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已經開始逐步調整短期利率，由擴張性政策轉為中性政策。所謂的中性政策是指既不刺激也不限制經濟增長。更強的世界范圍的增長-中國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意味著對資源和原材料需求的增加。一個約為二十五年的平穩降低原材料價格的時期看起來已經接近尾聲了，商品和自然資源的價格正在上漲。從世界范圍來看，經濟政策的制定者正在逐步適應這些變化著的情況。比如說，美國國會正在努力擬定預算，試圖在五年內削減一半的財政赤字。各個國家的政策制定者都對可能的通貨膨脹的壓力提高了警覺性，而不再是僅僅刺激經濟發展。
中國比其他國家具有更大的增長潛力。首先，投資努力潛力很大。在當前的價格，2004年的固定投資總額占GDP的51%，這是史無前例的。許多人認為投資率太高，會導致經濟過熱。這種看法或許是正確的，但必須承認的是我們沒有辦法決定什么樣的投資率對中國才是合適的，因為我們無法決定中國的經濟增長率。中國的經濟正面臨著史無前例的多種因素的融合，這些建立在高投資率之上的因素相互加強從而使生產力在許多經濟部門快速增長。即便是這些簡單的因素，給人的印象卻是非常深刻的：
改革二十年以后，某些經濟部門仍然受到政府壟斷的保護，如今新的私營經濟正在逐步改變這些部門。
WTO成員國正在致力于建立一個更加開放的、規則的國際環境，從而提高競爭力和生產力。
外商持續向中國注資。更為重要的是，東亞地區舊有的發展模式已經被新的方式破壞，而中國的公司正在學會如何在這種新的方式下與世界其他公司相互交流和影響。在電子業，中國企業已經超越了傳統的組裝和生產，他已經開始作為產品的設計者和開發者而參與全球的生產網絡。
中國的知識基礎和人力資源能力已經快速上升。大學生畢業數量逐年遞增 (從2001年的100萬畢業生增加到2004年超過240萬畢業生)，用于研究和開發的經費也猛增 (2004年達到GDP的1.35%)。
信息和機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快的傳向世界各地，中國成為這個傳播進程中的主要受益者。中國的能力比她的產出量增長的快得多，從而為投資和未來的增長創造了巨大的機會。中國正面臨著史無前例的增長機會，這個機會至少會從現在延續到2015年。但是沒有人確切地知道在未來十年里中國經濟到底能增長多快。
四種提示
1.宏觀經濟政策的整體狀態
當前的經濟情況給中國政策制定者的提示是很清楚的。中國強健的發展潛力正處在全球通貨膨脹的壓力下，這預示著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至少應該是中性的，稍微保守的政策會更好一些，從而去阻止通貨膨脹帶來的巨大壓力。換句話說，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并不應該再去刺激經濟增長，而是應該提供連續的壓力去限制短期增長率。中國目前應該放慢其快速增長的經濟發展速度。
與其他國家的經濟一樣，中國經濟最重要的宏觀經濟手段包括貨幣政策(利率和信用擴張)，財政政策，和匯率。2004年這三項政策的制定都刺激了經濟的增長。利率低，財政赤字高，匯率被低估。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者面臨的挑戰是使這些政策中性化，甚至稍微保守。在美國，聯邦政府已經五次提高短期利率，而中國人民銀行僅提高了一次利率。當然，一些舉措已經得到了有效地實施，例如減緩信貸的增長率，降低財政赤字(從占GDP的3%到2004年的2.5%，預計2005年達到2%)。但是我們仍然需要致力于經濟的長期需要，保證宏觀經濟的穩定。盡管某些政策已經得到改進，但是緩慢的、不及時的調整已經引起某些政策的惡化。因為人民幣與美元綁定，美元的貶值意味著人民幣貶值，但是中國的貿易伙伴們建議人民幣升值。利率名義上提高了一次(提高了0.28個百分點)，但是通貨膨脹的預期率卻大幅度提高，因此實際的利率比兩年前的更低了。
宏觀經濟政策手段的選擇反映了中國政策制定者的綜合考慮。很顯然，人民幣的升值將會對中國的農民產生不利的影響，保持匯率穩定也有自己的利益。但是各種偏向保守的宏觀經濟政策聯合起來將會有利于中國未來經濟的發展。宏觀經濟政策向保守方向偏向得越快，中國的經濟發展的越好。
2.需要靈活性
盡管過去的三年里中國的經濟狀況發生了巨大的改變，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僅僅是小規模的變動，且并不及時。中國實際上已經拒絕使用匯率政策和利率政策去把握經濟的發展。這種行為相當于綁住了政策制定者的手，剝奪了他們的靈活性，而這種靈活性對管理經濟來說或許是必需的。
中國目前正在經歷著大量的資本注入。這些資本注入與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FDI)不同。用資本注入(除去外商直接投資)的較為寬泛的定義來計算，2003年和2004年中國的資本注入占GDP的5%(用同樣的方法計算，1998年資本的流出占了GDP的8%)。 這些資本注入提高了中國的流動性，并提高了投資率。央行面臨著管理的挑戰。他應該致力于政策的靈活性，從而抵御外來的資本注入。如果外來注入的資本不能得到抑制，當前正在膨脹的泡沫將會繼續。大多數宏觀經濟政策的實施要通過調節國內的通貨膨脹來進行。這種方法并不受歡迎，而且可能會增加政策和財政的不穩定性。
而且，中國經濟潛在的結構變化是史無前例的，這種深深的變化暗示了央行需要有相對高的靈活性去處理許多沒有預料到的變化。正面的或負面的有關生產方面的沖擊，資本流的反復，央行需要扮演最后的貸款者：所有這些事情暗示著需要一個靈活的、反應迅速的央行，這樣的央行能夠為經濟發展提供及時和靈敏的調整。
3.需要信息反饋
靈活的宏觀經濟政策只有在迅速和豐富的經濟信息中才能夠有效。能夠改進信息反饋質量的宏觀經濟政策更有效。信貸市場，尤其是固定收入保障的市場，以一種及時的形式敏感地反映了大量的經濟信息。當宏觀經濟政策通過利率政策加以實施的時候，利率和信貸市場之間發生的相互反應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豐富的反饋資源。
去年的宏觀調控很重要，不僅改善了投資項目的規則，而且控制了非法的土地轉移。但是，進一步來看，這些手段并不能幫助經濟找到合適的背景去實施宏觀經濟政策。對投資的行政控制并不能夠產生合適的經濟信息，也不能夠為政策制定者創造合適的信息反饋圈。實際上，行政控制壓制了需求，從而刺激了逃避檢查和偽造數據，這些行政控制已經歪曲了現有的經濟情況信息。
而且，隨著中國經濟發展到全新的領域，增加經濟信息資源就變得更為迫切。國家統計局已經創造了一個奇跡，它記錄了中國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歷史性轉變。但是當經濟繼續發展并呈現多樣化，僅由一個機構提供信息以滿足所有市場參與者對信息的貪婪需求就越來越變得不切實際。在美國、歐盟和日本，參與者會從眾多的公共和私營部門機構仔細審查統計指標的數據。即便如此，也并不總能產生一致的意見，比如在過去的四年里美國一直對以何種速度去創造工作機會而爭論不休。在過去的二十五年里，許多經濟部門里展開的激烈競爭已經促進了中國經濟的增長。這種公開競爭也應該擴展到經濟信息部門。
4.對信貸市場發展的貢獻
宏觀經濟政策手段的選擇對財政改革和信貸市場的發展都能產生重要的影響。市場本身是能夠對投資風險和投資回報制定價格的，能夠提高市場這種定價能力的政策顯然要比與日益復雜的金融和信貸市場發展相悖的政策更受歡迎。依據2004年1月關于信貸市場發展的九項條款所表現的原則，中國將逐步采取具體的措施，建立一整套更積極和反應迅速的利率政策。中國已經在金融 、信貸市場、和證券市場實施了許多重要的改革，因此，中國也不會拒絕依據金融發展而調整相應宏觀經濟政策的機會。
未來的發展
正像中國發展改革委員會主任馬凱所強調的，中國在不久的將來需要繼續加強宏觀經濟限制，阻止投資增長的急劇反彈。2004年和2005年早期的經濟指標顯示了中國經濟的復雜性和混合性。通貨膨脹領域的許多方面都發展得很好：農產品價格的穩定居于領導地位，消費者物價指數在8月份的達到了通貨膨脹的高峰5.3%， 但是到11月就迅速跌落至2.8%。過熱的經濟得到冷卻。但是，新的市場不平衡正在形成。投資并不能夠持續快速增長，原材料價格繼續攀升。宏觀經濟政策仍然不能夠使經濟走上平衡發展的軌道。因此，首要緊急的任務是使當前的宏觀經濟政策朝著更保守的方向發展。
考慮到中國脆弱的金融情況，這種在宏觀經濟政策上的調整本身是合理的，它能夠阻止經濟發展再一次形成通脹預期。自從1998年，中國的政策制定者每年都把大量的公共資金投入到金融系統。這種行為產生了很多的成績，但是金融系統距離基本穩定仍然有一定的距離。在這種情況下，避免通脹預期的增長就顯得更為重要。通貨膨脹的出現將不可避免的導致宏觀經濟政策的急劇調整，如果與資本回流聯合起來，將會對金融體系的穩定產生負面的影響。最好要盡快地適度調整當前的經濟政策，而不是等到在金融不安全和經濟情況發生急劇改變的情況下突然調整政策。
而且我們應該注意到中國并不會永遠保持經濟的快速增長。最終，GDP的增長會減慢。大約2015年到2020年以后，增長速度會急劇下降。隨著中國的農民離開農村，中國的結構轉型將完成。在這些結構的和人口的轉變過程中，現代部門的勞動力增長率將會從過去幾十年一直持續的4%持續降低，2015年以后少于1%，到2020年將接近于零。與此同時，目前已經超過10%的老齡人口比率將會繼續快速增加。經濟環境將會再次發生急劇變化。這些變化給中國帶來了一系列挑戰，中國最好從現在就開始準備應對這些挑戰。首先，中國將再次加快養老金制度改革的步伐，并且加速發展20世紀90年代開始形成的信貸市場。在過去的幾年里，隨著中國逐步改善企業運行的環境，使之制度化和公開化，中國在制度創新方面的成就降低。信貸市場的發展步伐有待進一步加快。中國人口未來的經濟安全要求經濟合理的社會保障資金和有效的資本和證券市場相互加強。
東亞其他國家的經濟發展經驗表明，經濟可以連續幾十年維持高速增長，從而導致經濟的根本性轉變，但是最終經濟發展速度會下降，趨于平緩發展。這個轉型很難實現，因為外部環境常常迫使政策制定者突然地或毫無預期地適應緩慢發展(盡管內在的結構情況已經在逐步改變)。日本和韓國都試圖推遲經濟開始緩慢增長的時間，并為此付出了巨大的經濟代價。如果中國能夠吸取教訓，在未來十年內實施一套公開的、反應迅速的、有效的宏觀經濟政策，就能夠避免付出沉重的經濟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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