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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觀察研究院院長 清議/文
如果沒有理解錯的話，所謂“出其不意”地推出匯率改革方案，可能是為了防止人民幣升值后的財富流失，或外匯儲備的過度波動。
自去年下半年以來，人民幣升值預期令許多海外人士將外匯調回國內兌換成人民幣
或購買外銷商品房以等待升值。這使人聯想起清末民初的故事。有記載說當時來自日本的奸商往返于東京和上海之間，出境時隨身攜帶大量白銀，從事白銀走私。這曾被看成是日本掠奪中國財富的證據，或者是中國財富流失海外的證據。盡管當時的白銀走私的確與匯率有關，但實際情況與人們想象的大不一樣。
明治初年，日本按照早前訂立的《日美友好通商條約》中的“同類同量原則”創立日元，對美元的匯價是1日元＝1美元。但由于日本國內的金銀比價與國際市場相差甚遠，大致情況是，日本國內的金銀比價為4.64∶1，而國際市場為15∶1，由此形成了事實上的日元高估。日本當局開始忽視了這一問題，另一種可能是，參加日元匯率談判的日本代表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故意忽視了這一問題。于是，大批奸商近乎瘋狂地往返于海內外，首先在日本國內以1枚洋銀兌換3枚一分銀，再將其兌換成金幣帶到海外，然后在海外以3倍于國內的價格將金幣兌換成洋銀。扣除路費等交易成本，如此一個往返便可以獲得2倍以上的收益。這種由于金銀比價國內外差距引起的匯率錯位以及因此出現的財富流失現象一直延續到二十世紀初。
如此說來，上述清末民初年間日本奸商攜帶大量白銀出境，有金幣入境在先，賺的不是中國的錢，而是日本中央銀行的錢，因此不是中國的財富流失，倒是日本的財富流失。
日元創立之初的國內外金銀比價差，其實是美國人強加給日本的匯率高估，目的是迫使日元貶值，并通過物價上漲將匯率危機轉嫁給日本百姓。
不可否認，人民幣升值同樣可以帶來匯兌收益。例如，在升值前按照1∶8.26的牌價比例將100美元兌換成826元人民幣，待人民幣升值10%之后，再按照1∶7.51的比例將826元人民幣兌換成110美元，于是就形成了10%的匯兌收益。
不過，理論上講，在人民幣尚未實現自由兌換的情況下，上述匯兌收益很難轉換為實際收益，更不用說將明顯具有投機性質的外匯(例如在升值前以外匯購買的外銷商品房經轉讓而獲得的外匯等)轉移到國外。實際上，許多國家都在實行嚴格的外匯出入境管制，在匯率改革的過程中更應當加強管制。因此，不能將管制中存在的問題歸結到匯率改革上來。這畢竟是兩碼事，盡管二者之間存在一定的關聯。
即使存在外匯管制漏洞，借鑒日元升值的經歷，人民幣升值不可能也不應當是一步到位的。只要升值的預期繼續存在，已形成賬面匯兌收益的原外匯持有人就不會急于套現并將外匯帶出境外。何況在外匯流出的同時還會有新的外匯流入旨在新的價位等待新的匯兌收益機會。
為防止財富流失而堅持人民幣不升值多少帶有投機的性質，忽略了人民幣升值對中國經濟的正面意義，諸如人民幣升值有利于緩解輸入型通脹壓力，加寬實現宏觀調控目標，同時增強國內居民的富裕感和實際富裕程度；有利于提升人民幣在國際市場的購買力，實現外匯儲備向資源儲備的合理分流；有利于改善貿易伙伴對中國的出口環境，淘汰弱效出口，在實現貿易基本平衡的基礎上為今后中國持續高效的出口增長創造條件；有利于更加合理地利用外資，鼓勵跨國公司對華合資企業技術轉讓；有利于銀行改革，包括吸引境外戰略投資者，提高海外上市融資金額，促進不良資產外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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