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中國經濟增長的前景
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國內外不少研究機構對中國經濟未來發展的前景作過預測與分析。中國政府已經確立了在新世紀前20年人均GDP翻兩番的目標。最近,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完成了對2020年中國經濟增長前景的最新分析預測。課題組分三種情景對中國未來經濟發展的前景進行了預測,按照基準情景,“十一五”期間經濟將持續保持快速增長,年均經濟增長速度將保持在8%左右,按照不變價格(2000年價格)計算,“十一五”期末GDP總量按美元計算將達到23000億美元左右,人均GDP將達到1700美元左右;2010~2020年經濟增長速度會有所放慢,年均經濟增長速度將保持7%左右,到2020年,GDP總量將達到47000億美元左右,人均GDP將達到3200美元左右。
表1.1, 中國經濟增長前景(2005-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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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005 |
2005-2010 |
2010-2015 |
2015-2020 |
2000-2020 |
2005-2020 |
基準情景 |
8.5 |
8.1 |
7.5 |
6.8 |
7.7 |
7.5 |
協調情景 |
8.5 |
8.5 |
8.2 |
7.7 |
8.2 |
8.1 |
風險情景 |
8.5 |
7.5 |
5.8 |
4.8 |
6.6 |
6.0 |
來源: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李善同等執筆),經濟增長潛力和“十一五”及2020年經濟增長前景,(課題報告,即將出版)
推動“十一五”期間以及2010~2020年經濟快速增長的最主要的動力將仍然是快速的資本形成,其貢獻率分別達到了63%(協調發展情景)、66.7%(基準情景)和71.7%(風險情景)。同時,由于城市化、人力資本投資、經濟體制改革以及技術創新所帶來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將越來越大,到2015-2020年間,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比“十五”期間提高10到15個百分點,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是實現未來經濟持續較快增長的關鍵。
1.2 中國經濟增長的支撐與制約因素
1.2.1 中國經濟增長的支撐因素
第一,具有比較雄厚的物質技術基礎。通常,資本積累不足是制約發展中國家經濟起飛的最主要因素。中國經過數十年經濟快速增長,人均GDP已超過1100美元,GDP總量居世界第六位,投資率連續多年保持在40%左右,擁有世界第二多的外匯儲備,同時,投資環境不改善,成為世界上最具吸收力的投資東道國之一,因此,未來發展的資本瓶頸已經基本克服。中國已經進入了工業化中期階段,經濟迅速增長所需要的許多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和機械裝備國內生產量相當可觀,還有大量進口以彌補不足。因此,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物質技術條件明顯優于以往的。
第二,制造業國際競爭力大幅提高
中國經濟在快速增長的同時,產業結構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十五”期間,第二產業保持著最快增長速度,年均增長10.3%;第三產業增速略低于GDP增長率,年均增長8.1%;第一產業年均增長2.7%。2003年第二產業占GDP比重達到52.2%。工業結構內部呈現出明顯的技術升級特征,高技術產業占工業總產值的比重1993年的不到10%,2002年已經超過20%。
中國發揮低成本制造的比較優勢,接受了大量出口導向型的外國直接投資。進出口商品結構不斷優化,高新技術產品進出口的迅猛增長和初級產品進口的急劇增加成為近年進出口貿易的一個顯著變化。2004年中國出口產品中制成品比重高達93.2%。
隨著經濟發展,勞動力成本將逐步上升,中國的比較優勢將從簡單的組裝向更高附加價值的制造活動提升。但是,中國地域廣闊,沿海與內地發展水平落差明顯,因此,一些低附加價值的加工活動可能從沿海地區向內地轉移,而不是完全搬離中國。同時,勞動生產效率的提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勞動成本上升對競爭力的影響。
第三,國內市場廣闊,增長潛力巨大
“十五”期間,中國城鎮和農村居民人均收入分別年均增長10.5%和5.1% ,帶來消費需求的持續擴張,城鎮和農村居民消費分別增長9.2%和5.2%。與此同時,城鄉居民生活改善,消費結構升級,2000至2003年,城鎮和農村居民的恩格爾系數分別下降了2.3個百分點和3.5個百分點。居民消費中,對食品、衣著和家庭設備用品和服務的消費比重有所下降,而對醫療保健、交通通訊、教育文化娛樂和居住的消費比重有所上升。其中,交通通訊消費比重上升最快,其次是教育文化娛樂服務和居住。近年來,居民對汽車、住房等高價消費品的需求正在逐漸增長。消費結構的升級,必將引導產業結構的快速升級。
城市化進程加快,將促進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的擴大。中國目前城市化水平只有43%,未來城市化進程的勢頭仍然強勁,預計到2020年城市化率將達到60%。大批農民向城市轉移,一方面促進了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發展,并對城市基礎設施產生巨大需求,帶動投資需求迅速擴張;另一方面城市人口的增加促進城市消費需求的增長。城市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的快速增長會逐漸向農村擴散,從而帶動全社會總需求的增加。
第四,體制改革不斷深化,投資環境持續改善
中國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軌,大大地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在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礎上,未來改革進入不斷深化、完善的新階段。加入世貿組織后,中國全面履行入世承諾,政府職能轉換和經濟體制創新步伐加快,國內投資環境不斷改善。投資環境的改善更重要的貢獻體現在中國國內民間投資的活躍,保證了中國的投資率一直維持在35%左右。為經濟的高速增長提供了重要支撐。在相當長的一個階段,中國的科學技術和管理水平還會大大落后于發達國家,引進發達國家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的收益依然很大。隨著中國與全球經濟融合程度的加強,中國從發達國家獲得資金、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的正式渠道也將不斷拓寬,更多地實現經濟發展的“后發”效應。
1.2.2 中國經濟未來發展的主要制約因素
中國經濟發展的前景良好,但并不意味著未來中國經濟發展是一條坦途。實際上,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將面臨不少制約因素,必須妥善處理好這些隱性或顯性的問題,才能確保實現經濟發展的目標。
第一,可持續發展面臨日益加劇的資源和環境壓力
在未來15年中國將處于工業化高速發展的時期,這一階段是資源消費高峰。2003年中國石油、鋁、銅、鎳、鋼鐵、煤炭和水泥的消費分別占全球消費的7%、19%、20%、21%、25%、30%和50%。中國對鋼鐵的需求超過了美國和日本需求的總和,而中國對銅、鎳、鋅、鐵礦砂和水泥的需求也都超過美國。中國人均資源占有量遠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人均礦產占有量約為世界人均水平的1/2,人均耕地面積、人均水資源量約為世界人均水平的1/3,人均森林面積僅為世界人均水平的1/6;人均石油、天然氣和煤炭量分別為世界平均值的約1/10、1/20和3/5。
隨著中國經濟規模擴大,面臨資源與環境的壓力將會更大。重化工業和城市化加速發展,對礦產、土地和水資源的需求將進一步擴大,供求缺口日益凸現。礦產資源的國內供給率將進一步下降,對國際市場的依賴程度日益提高(見表1)。產業之間和地區之間用水競爭加劇,水質惡化又制約水資源可供量的增加。非農用地擠占農業用地的勢頭十分強勁,土地資源將持續緊張。中國的環境承載能力原本就十分脆弱,粗放型經濟高速增長所付出的環境代價又過于高昂。如果不能進一步轉變粗放型增長方式,整體環境質量還可能進一步惡化 。按照其他工業化國家的經驗,隨著高速工業化階段的結束,中國經濟對資源的需求將會回落。
表1.1, 中國主要礦產品對國際市場的依賴程度將不斷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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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口依存度(%) |
2000年 |
2010年預計 |
2020年預計 |
石油 |
31 |
41 |
58 |
鐵 |
33 |
34 |
52 |
錳 |
16 |
31 |
38 |
銅 |
48 |
72 |
82 |
鉛 |
0 |
45 |
52 |
鋅 |
0 |
53 |
69 |
來源: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十一五”規則課題組,盧中原執筆,“十一五”期間至2020年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突出矛盾、基本任務、前景展望和政策取向,內部研究報告,即將出版
第二,經濟體制不完善制約經濟增長質量的提高
中國雖然已經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總體框架,但市場經濟體制不健全,導致中國經濟增長質量偏低。
經濟體制不完善集中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投資體制改革嚴重滯后,不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政府投資范圍界定不清,對競爭性領域的投資介入過寬,行政干預過多,忽視投資的經濟效益。對民間投資還存在過多的準入壁壘和審批。二是金融體制改革滯后,金融市場發育不足,金融體系配置資源的效率低下,不利于國內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三是財政稅收體制不規范,各級政府財政支出中經濟建設投入過多,而公共服務開支仍然不足。四是土地、環境等資源管理不規范,價格失真,難以形成相應的替代、節約資源的激勵和約束機制,導致資源浪費、環境成本高昂。
第三,發展不平衡帶來的社會矛盾更加復雜
中國經濟發展具有明顯的不均衡特征,區域間發展差距、城鄉差距、個人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在工業化和城市化高速發展時期,如果公共服務資源配置得不到合理調整,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社會輿情溝通渠道不暢通,社會領域各種常規性的協調機制不健全,各種錯綜復雜的社會矛盾勢必干擾社會穩定與和諧發展。
第四,國際經濟環境的不確定因素增加
中國的發展越來越依賴于國際經濟環境,未來15年國際環境對中國有利有弊,有利因素多于不利因素。不利因素對中國發展負面影響不可小視。中國進入了貿易摩擦高發期,針對中國的各種各樣的貿易保護措施有增無減。未來中國經濟發展將越來越受到世界經濟周期性波動的影響。中國經濟開放程度日益提高,對國際市場和資源的依賴程度日益加深,國際市場上能源、糧食和礦產品價格的波動勢將對國內市場價格、企業成本和供求關系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從而會使國內經濟運行出現異常波動。參與全球化將給中國帶來一系列新的經濟風險,而中國適應開放型經濟要求的宏觀調節手段和風險防范機制還不健全。
1.3 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
20世紀的100年間,人類創造的物質財富超過了以往歷史的總和,同時也加速了資源消耗。全球GDP增加了18倍,石油、鋼、銅、鋁的年消費量也分別增加了170倍、29倍、27倍和3608倍。其中,60%以上的能源和50%以上的礦產資源是由占世界人口不足15%的發達國家消耗的。進入新世紀,全球另外85%的人口將陸續進入工業化階段。如何解決日益緊迫的人口、資源、環境與工業化加快、經濟快速增長的矛盾,是全人類共同面臨的嚴峻挑戰。
和世界上許多國家一樣,中國的發展也面臨著日益嚴峻資源、環境問題。根據DRC去年所做的一項研究,從1980年到2002年22年間,按照不變價格計算,中國單位GDP能耗標煤從14.34噸下降到4.76噸,下降66.8%;單位GDP電耗從7200度下降到5200度,下降22.7%。從1971年到1999年,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單位增加值能耗下降68%,而同期世界平均下降27.7%,歐洲國家平均下降11.2%,亞洲國家平均下降32.3%。從國際范圍來看,中國的進步是明顯的。但是,目前中國能耗和資源消耗水平仍然明顯高于發達國家。2000年,中國單位產品實物消耗指標國內先進水平和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火電耗煤為24.1%,鋼耗煤為20.9%,水泥綜合能耗為44%,乙烯能耗為69.7%。中國礦產資源總回收率為30%,比世界先進水平低20個百分點。生產、流通和消費領域普遍存在的資源利用效率低下和嚴重浪費,這說明,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十分必要,同時節約資源的潛力也十分巨大。
中國在資源嚴重約束下推進現代化建設,唯一出路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依靠科技進步和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建設資源節約型社會,實現可持續發展。中國政府提出了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的戰略,新型工業化具有五大基本特征,即“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兩年前中國新一屆政府又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以“五個統籌”為核心內容的新發展觀,即“要統籌區域發展;要統籌城鄉發展;要統籌經濟社會發展;要統籌人和自然和諧發展;要統籌國內發展與對外開放。”
未來15年,中國將大力調整產業結構、產品結構、技術結構和企業組織結構,依靠技術創新、體制創新和管理創新,在全國形成有利于節約資源的生產模式和消費模式,發展節約型經濟,建設節約型社會。為此,政府將采取有效措施:一是將節約資源提升到基本國策的高度,將“控制人口,節約資源,保護環境”共同作為新時期中國的基本國策,形成創建節能型社會的政策環境和社會氛圍,并建立綜合反映經濟發展、社會進步、資源利用、環境保護等因素和體現科學發展觀的指標體系。二是盡快改變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逐步建立資源節約型國民經濟體系。三是調整戰略重點,在繼續推進工業節能的同時,加強建筑、交通等領域的節能,倡導資源節約型的生活方式。
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實現可持續發展,中國將繼續實行擴大開放政策,通過國際交換解決資源短缺的問題,在擴大資源進口的同時,注重引進外部資金和先進的技術、裝備,特別是有利于進一步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先進的技術和設備,減輕工業化對資源和生態環境造成的壓力。而且,中國將積極開展能源資源和環境領域的國際合作,走出一條可持續發展的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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