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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百萬中小企業信貸備忘錄 銀行很難了解企業


http://whmsebhyy.com 2005年03月19日 10:45 21世紀經濟報道

  本報記者 韓瑞蕓 浙江報道

  2月底,浙江森森汽車零部件有限公司董事長戴丁新聽說了一個“利好”消息:該公司目前的開戶銀行——中國工商銀行溫州市塘下支行有望將其總授信額度從1000萬元增至1500萬元。

  其實,戴丁新想要的更多。但以上政策若真被落實,經常被臨時性資金問題嚴重困擾的戴則必定會大大松一口氣。

  事實上,戴丁新和他的“森森”都是十分幸運的。雖然公司規模并不算大,但在溫州當地,也有幾百家小企業為其提供配套服務。而二十年前,“森森”也做著與這些小企業一樣的工作、一樣的夢。

  所不同的是,在這幾萬、幾十萬家小企業小作坊中,到底有多少能如“森森”般發展壯大,有多少能得到銀行“關愛”,又有幾家嗷嗷待哺卻終因缺乏資金而死去?

  目前,浙江省約有中小企業108萬家,占全省企業總數的99%。其中,產值在1億元以下的小企業約106萬家。而在整個國內,中小企業的平均壽命還不到四歲。

  貸給誰?

  “森森”建于1985年,坐落在溫州瑞安市的塘下鎮,主營汽車零部件,現有產品品種600多個,為一汽集團、二汽集團等國內多家汽車生產廠家提供配套生產。2004年產值近1億元,員工600多人。

  在一個行業打拼了二十年,戴丁新對未來滿懷信心,也感慨生意越來越不好做?“原材料漲價,員工工資上漲,日常開銷大起來,公司的經營成本直線上升。好在,雖然汽車業總體利潤下降,配件價格下滑,民營企業低價格的相對優勢也明顯起來。”不可否認的是,企業擴張了,資金問題著實讓戴丁新傷腦筋。

  雖然,他自認號召力極強,一個晚上便可籌得幾百萬元民間資金。但這并非長久之計。2002年,“森森”開始尋求為國內汽車生產廠家配套生產的機會。半年后,愿望達成,結束了多年的“小打小鬧”,此時,公司年產值約4000萬元。

  “需要資金,你盡管說,我們支持你。”讓戴印象深刻的是,就在這一年,工行瑞安支行行長林金平、工行塘下支行行長周旭東等幾位行長登門造訪,授予1000萬元授信額度。

  對此,戴想當然的理由是:雖然公司還小,但老板個人很有誠信,并且企業從小到大基礎好,絕對虧不了,銀行自然應該給這樣的企業貸款。

  其實這還不夠。銀行內部自有一番評價標準。

  “目前看,除了比較好和比較差的企業比較容易作出抉擇外,銀行最突出的問題是對那些經營狀況一般、發展前景不確定的中小企業,還缺乏一套較完善的評價標準和管理方式。”工行浙江省分行副行長沈榮勤表示。

  他認為,對于產權明晰、管理規范、財務透明度高、有一定自有資本金、產品有訂單、銷售資金回籠好、資信狀況良好的中小企業,“貸款難”的問題基本不存在。而對于總體實力明顯較差的企業,“貸款難”的問題是存在的。

  另有浙江一股份制銀行人士也表示贊同。他認為,有些銀行愿意把貸款放給國有企業,因為風險相對小;有些銀行幾乎不給小企業貸款,因為“吃不準”哪個好哪個壞;有些銀行,基于目前國內中小企業界線劃分不清的現狀,只貸款給聲譽好的中型企業,以此昭示對中小企業信貸的重視。但在浙江,中小企業總數占全省企業的99%之多,而小企業的數量又是中型企業數量的近53倍,銀行便不得不細細琢磨這塊市場。畢竟,好企業好客戶數量是有限的。

  在這一點上,工行浙江分行走得更快些。1998年,該行四個組赴全省各地進行調研,形成共識:“企業不能簡單以規模大小和所有制不同進行劃分,主要應看合作的風險大小、效益大小和誠信程度……”

  同年,工行臺州分行在國內率先推出了一整套中小企業信用等級評估體系及貸款管理方法。該辦法按照經營者素質、風險保障能力、經營狀況、償債能力及信用、發展前景等5大類22項指標,給小企業打分,并依據打分結果從優到劣分為“A、B、C、D”四個等級。再根據等級來規定貸款方式和貸款額度。

  目前,這套評價體系已在浙江全省工行系統推廣。而在浙江銀行界,工行對小企業的評級結果也同樣被其他銀行所默許。

  按此體系,一如戴丁新所預期的,“森森”成了工行塘下支行的重要客戶。

  貸多少?

  訂單雪花般飛來,戴丁新高興之余不免皺眉。

  “我現在特別需要周轉資金。3000多種零部件至少有1000萬庫存,我得隨時給人供貨呀;把產品給別人作配套,按合同規定,對方三個月付款一次,這之前我就得墊款。”戴的結論是,“森森”貸款少,但臨時性資金需要量大,目前工行給的1000萬元授信額度全交給庫存都不夠。

  “有一次,我想借500萬元急用,便給支行行長打電話,下個月一定還。行長很想幫忙,但因為總額超過了信用額度,沒有辦法。”戴表示,在這個問題上,他今年有更多擔憂。2003年,“森森”投入自有資金1000余萬元改進技術,爭取到了歐美客戶。2005年,“森森”將為歐美客戶提供中高檔產品。據估計,今年的產值有可能增加到1.5億。周轉資金可能要更多。

  對于戴的尷尬,工行塘下支行行長周旭東一清二楚。周只是在等待一個時機。

  由于工行總行現已成為銀監會中小企業信貸試點銀行之一,而浙江工行在成為工行總行的試點行之后,將在三年內推進三項改革。第一項改革便是,對小企業信貸現有的、傳統的貸款標準予以放寬。例如,支行的貸款審批額度可以在原有基礎上增加一倍;貸款期限最長可達三年;信用放款的比例可由目前的10%增加至50%;等等。(參見本報3月10日18版《浙江水暖誰先知 姜建清兩下江南調研中小信貸》)

  于是,便出現了本文開頭那一幕:周旭東為“森森”爭取到了1500萬的授信額度。

  可是,戴丁新仍然覺得這個額度遠遠不夠。“我當然希望總授信額度能增加到2000萬元。”戴認為,對于目前產值為1億元的汽摩配生產企業而言,1500萬元的授信還是太少了。另外,“以償定貸”是工行浙江分行的貸款原則。在臺州的某些銀行,同一類型企業銷售額達500萬元,銀行便敢放貸二三百萬元。更何況,“森森”既無法用庫存、應收賬款權利等進行擔保質押,也無法用房產進行抵押。

  “中小企業融資難,很重要的原因是提供擔保難。我國《擔保法》規定的擔保方式不夠廣泛,遠遠不能滿足中小企業融資擔保需要。從國外立法例看,很多國家都認可普通債權質押的法律效力。”兩會期間,浙江金融界唯一的一位全國人大代表金穎穎提出議案,“要求對《擔保法》第七十五條第(四)項進行立法解釋”。

  她認為,如水費收費權、景區門票收費權、攤位使用權、出租車營運權、應收賬款權利質押等,雖法律沒有明確規定,但只要是法律不禁止的,仍應是有效的質押方式。

  另一方面,溫州眾多企業無法用房產抵押,這是“通病”和歷史遺留問題。

  “溫州,山多地少企業多。多年前,很多小企業劃地為營,甚至將花園、球場填了造廠房,才造成目前大多數企業固定資產產權不清。銀行雖然已經習以為常,但擔保質押程序無法進行。”溫州一位企業負責人向記者解釋。

  也正是因為土地太貴的原因,“森森”和多家溫州企業一樣,邁出了向上海拓展的第一步。

  銀行是否惜貸

  2000年,戴丁新相中了上海嘉定100畝土地。以后三年,戴沒有用一分銀行貸款,投資5000萬建成廠房。不過,上海廠區只是“森森”的一個窗口,主要負責各種零部件的組裝、測試與質量控制,粗加工則仍由溫州“森森”及幾百個配套廠家完成。

  戴對這一決策十分滿意,“嘉定是國內一大汽車生產基地。我當時買的土地只要幾萬元一畝,現在增值到四五十萬一畝。相對于溫州上百萬一畝的土地還是很便宜。”

  那么,要是當初使用一部分自用資金,其余靠銀行貸款,“森森”在兩地的發展是否會更快?

  戴并不同意記者的說法。他認為,去上海發展并不是趕潮流,而是企業發展需要。銀行貸款必然會產生利息,既然自己有資金,也不愿意花那個冤枉錢。

  事實上,銀行似乎也無力再多給予企業。以“森森”所在的工行塘下支行為例:該行有一百余法人客戶。臨近春節的存款總額約6.5億,貸款總額5.5億。平時大多時候,該行存貸比總是高于90%。存款額增長率遠遠小于貸款需求增長率。在臺州玉環,截至2004年底,全縣銀行存款總額約為80億,貸款總額約為70億。而當地工業總產值卻高達360億。“貸款難,‘難’在總量小。”工行玉環縣支行行長李震宇對記者表示。同樣情況,在浙江其他地區其他銀行也存在著。

  如何解決?一位行長表示,雖然銀行內部可以互相拆借,但價格相對較高,慣用自有資本的浙江民企很少愿意承受。他所在的支行,拆借資金總額還不及總貸款額的十分之一。而記者在走訪多家企業時,企業主算得最精的也是貸款成本問題。目前,雖然國家已經放開貸款利率上浮幅度,但在浙江,多數銀行貸款利率上浮仍在40%以下。這也是銀行受存貸總額限制,而對企業“好中選優”、競爭客戶的結果。

  另有一些銀行則想出“以貸引存”的種種招數。比如,上世紀九十年代興起的積數貸款,即客戶在銀行有多少存款,就按一定比例給多少貸款。一銀行行長坦陳,這是不得已而為之,是“主觀為自己,客觀為他人”的做法。

  還有幾家大銀行,則在內部搞起銀團。比如,溫州某項目貸款規模太大,則溫州分行便會集結同一銀行系統內其他有閑置資金的地方分行,以內部銀團方式將外地資金引入浙江。

  “我們想盡辦法,可地方政府還說銀行惜貸。我認為,在這個問題上,銀行不能承擔所有責任。”一位支行行長感慨到。

  據記者了解,銀行總是為摸不清企業財務狀況而苦惱。例如有一個廠,注冊資金僅10萬元,卻向銀行申請300萬元貸款。自然,初次申請便被駁回。誰想,這家企業年銷售額可達1億元,利潤在二三千萬元,產品幾乎全部出口,申請貸款時,庫存尚有四五百萬元。原來,企業主不愛“露富”,通常將資金分散于多家銀行,而銀行間又不能互通信息,想了解企業情況便更難。

  “目前,企業沒有義務給銀行提供信息,而銀行想了解一家企業,太難,就如瞎子摸象。這是所謂‘惜貸’的重要原因。”一支行行長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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