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婚所伴生貧困女性化 代表呼吁確立離婚補償

　　本報北京專電　“在當前我國社會經濟生活中，女性的經濟地位仍要弱于男性，由此不可避免地因離婚產生‘貧困女性化’等與公平原則相悖的社會現象。”在十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期間，全國人大代表、湖南省津市市人民法院南區法庭庭長向才銀遞交議案，修改或完善婚姻法離婚損害賠償制度。昨日傳來消息，該議案被大會主席團正式立案。

　　離婚賠償看上去很“痛快”

　　據有關媒體報道：修改后的新《婚姻法》頒布后，北京首例因婚姻不忠引起的離婚賠償案件中，有了“第三者”造成離婚的丈夫給付了妻子8萬元的精神賠償金。但以后的實踐卻表明，離婚賠償并沒有看上去這么“痛快”。

　　“2001年修改后的我國《婚姻法》所建立的離婚損害賠償制度，對于完善離婚救濟制度的體系，保護離婚夫妻弱勢一方的合法權益，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但經過3年多的司法實踐，離婚損害賠償制度也呈現出一些不足，需要通過立法及解釋予以完善。”作為基層法院的法官，向才銀代表發現，現行的婚姻法離婚損害賠償制度在實踐中存在三大問題。

　　首先，當事人離婚時，提起損害賠償的案件在法院受理的離婚案件中所占的比重很低。以津市市人民法院2004年所受理的離婚案件為例，總共受理的1006件離婚案件中，當事人提起損害賠償的案件為48件，僅占受理案件數的4.77%。其次，當事人提出損害賠償的請求，獲得法院支持的比例低。同樣以津市市人民法院2002年至2004年所審理的離婚案件為例，當事人提起損害賠償的案件48件，最終獲得支持的案件為7件，占提起損害賠償案件數的14.6%。再次，離婚后明顯造成夫妻一方當事人(主要是妻子一方)生活水平下降的比例較高。2001年至2004該院審結的離婚案件中，經判決或調節當事人離婚的案件共590件，其中271件案件當事人一方收入與生活水平明顯下降，占當事人離婚案件的45.9%。

　　離婚伴生“貧困女性化”現象　

　　“司法實踐中，當事人提出損害賠償請求而未獲得支持的原因大多是基于舉證困難。”向才銀代表分析說，以當事人一方舉證對方“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為例，過錯一方與他人同居多處在隱秘狀態，無過錯的配偶很難知情，向他人調查舉證，也存在許多現實障礙。二是可提起損害賠償的法定事由過窄。《婚姻法》規定了四種法定情形作為提起損害賠償的理由，司法實踐中，一些雖不符合法定情形，但有明顯過錯對夫妻一方造成人身和財產損害的情形大量存在。當前，在導致夫妻雙方離婚的原因中，婚外性行為已成為主要因素之一，卻未被列為離婚損害賠償的四種法定情形。

　　向才銀認為，離婚后明顯造成夫妻一方當事人生活水平下降的現實問題，雖與離婚損害賠償制度并無直接的聯系。但從司法實踐來看，離婚損害賠償制度并未發揮應有的作用，而在當前我國的社會經濟生活中，女性的經濟地位仍要弱于男性，由此不可避免地因離婚產生“貧困女性化”等與公平原則相悖的社會現象。

　　呼吁確立離婚補償制度

　　向才銀在議案中建議，擴大離婚損害賠償的適用范圍，增加如下情形作為無過錯方提起損害賠償的理由：與他人發生婚外性行為未達到同居程度的；使他方欺詐性撫養子女的；因犯強奸罪被判入獄的。從立法技術上考慮，在具體情形后設一個兜底條款：“其他導致離婚的重大情形”。

　　針對舉證困難造成弱者得不到賠償的問題，向才銀建議，適當放寬無過錯方舉證責任的條件，或者在特定情況，設立適用舉證責任倒置的規則。例如，當無過錯方收集的證據表明對方有過錯，但尚不充分時，可以考慮舉證責任的倒置。

　　議案受到高度關注的焦點在于向才銀呼吁“確立離婚補償制度，進一步完善離婚救濟制度”。

　　“離婚補償，是指離婚時一方當事人向另一方支付一定數額的財產，以彌補對方因離婚而遭受的損失。”向才銀說，該補償不以被支付對象一方生活困難為前提條件，從而與《婚姻法》第四十二條規定的“離婚時如一方生活困難，另一方應從其住房等個人財產中給予適當幫助”區別開來。

　　“把離婚補償制度和離婚損害賠償制度共同構建于我國婚姻法中，二者互相補充，即可以填補無過錯方所受到的損害，又可以彌補因離婚損害賠償制度在司法實踐中的缺失。”向才銀表示。(特派記者 唐薇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