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和諧社會不能脫離發展要務

　　《中國企業家》“企業家責任與和諧社會構建”兩會沙龍摘要

　　時間：2005年3月9日

　　地點：長安俱樂部

　　與會嘉賓：物美集團董事長張文中

　　用友軟件股份公司董事長王文京

　　浙江天正集團董事會主席高天樂

　　東盛集團董事長郭家學

　　建業中國住宅集團董事長胡葆森

　　大連韓偉集團董事局主席韓偉

　　江西省政協副主席王林森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孫立平

　　中國社科院經濟所研究員王誠

　　中國企業家雜志社社長劉東華

　　中國企業家雜志總編牛文文

　　今年“兩會”，“和諧社會”是包括企業家在內的中國社會各界精英共同熱議的焦點話題。“我們所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胡錦濤語)“兩會”期間，本刊邀請部分企業家代表委員和專家學者共同探討了企業家對和諧社會理解和建言。

　　牛文文(主持人)：

　　《中國企業家》雜志有句口號，就是讓企業家階層成為中國最受尊重的主流人群。經過20多年的高速發展，商業力量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的主流力量，企業家在本土社會已經成為主流階層。

　　可是反過來看，還是有一些不和諧的地方，這就是企業家階層如何和其它各階層融合的問題，或者說是中國高速發展中的社會整合問題。去年以來，發生了很多商業事件，大家開玩笑說“每三天會有一位企業家出事”。起初我們感覺這個社會對于商業和商業人群的包容度可能發生了變化，后來發現不完全是，而是人們用更嚴格的社會標準來衡量商業和商業人群。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感到企業家們開始更多地關注“社會責任”；“和諧社會”這個話題到現在為止主要還是政治家說的多一些，但是現在企業家也無法回避這個話題。

　　主持人開宗明義之后，首先請出了清華大學的教授孫立平。在《中國企業家》有史以來的沙龍活動中，由專家學者率先發言還是頭一回。

　　孫立平：

　　我想在今天這個場合講和諧社會和弱勢群體講和諧社會，包括政府講和諧社會所面臨的問題非常不一樣。建立和諧社會總是要通過一系列的政策來體現，而到目前為止，這一些政策似乎又在引起新的社會矛盾。這里面就有一個問題：我們究竟怎樣來理解和諧社會？在這里面我主要想談兩點。

　　和諧社會最需“利益均衡機制”

　　第一點，我覺得和諧社會最基本的含義，就是協調利益關系。這里面有一個背景，就是20多年來中國已經建立了市場經濟體制，但是和市場經濟配套的那一套利益均衡機制卻沒有相應建立起來，結果是利益格局嚴重失衡。最近有一個調查，后來沒敢公布，中國的基尼系數是0.53—0.54，已經相當高了，到0.6就接近于比較危險的程度。基尼系數為什么這么大？很大程度上是“城鄉差距”造成的。城鄉差距究竟有多大？按照我們的比較方法，比世界第二還大一倍——除了我們最高的是莫桑比克，才3倍。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原來吳敬鏈先生講“好市場”和“壞市場”，什么叫好市場、壞市場？我原來理解市場完善就是好市場，現在不是這樣，市場本身可能是好市場，外部配套沒有就可能造成有問題的結果。

　　中國應該進入“多中心時代”

　　第二點，我理解的和諧社會是什么？就是“人們應該干什么就干什么”。多少年來——從1949年之后，中國社會就是一個中心。原來是以階級斗爭為中心，家庭、工廠、居委會都 搞階級斗爭；后來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當然比以階級斗爭為中心要進步得多，但是現在同樣造成很多的問題。包括我們今天討論“和諧社會”這個題目，也是這個特征：政府在講和諧社會，好像我們企業家也得講和諧社會，人人都要講和諧社會。其實，我覺得一個社會不應該只有一個中心。什么叫一個中心？就是大家都忙活一件事，如果這樣，社會就不可能和諧。從整個時代特征來判斷，應當說發展或者說經濟建設在中國還是第一位的，但是我覺得可能要走入這樣一個新階段，我把它叫做“多中心時代”。就是說市場主體、企業以經濟為中心、以效益為中心，別的不要過多去考慮。政府應當放棄原來對經濟的過多干預，現在我們的地方政府，不是“政府”，是做買賣的，是“企業”。大伙別忙乎一件事，這是和諧社會的基礎。

　　郭家學是第一次參加《中國企業家》沙龍，他對孫教授的發言似乎還有疑惑：我覺得離大家該干干嘛就干嘛的時代還有點遠。咱們國家經濟太落后了，和諧社會需要經濟基礎。

　　看來大家對孫教授所主張的“該干什么干什么”并沒有充分理解，孫不得不舉例闡述：“3.15”就非常典型地能印證這一點。假冒偽劣泛濫，誰的責任？政府的責任。建立規范的市場秩序，是政府的職責。現在企業交了稅，還要自己成立打假辦，消費者也要承擔打假責任。這就亂套了，有悖和諧。我說的大家該干什么干什么，不是要否定經濟建設的基礎地位，而是說不同的群體、機構，作為整個社會有機體的一部分，各有其職能和價值。

　　郭家學頓悟道：如果企業經營出了風險就不和諧了。

　　孫立平：

　　轉型年代需要什么？

　　從九十年代中期到現在大約10年的時間，中國經濟正在經歷一個很重要的轉變，這個轉變我把它叫做從生活必需品消費時代到耐用品消費時代。

　　市場經濟體制的建設具有相對獨立性，但是要讓它發揮應有的效用，還需要一個良好的外部配套。美國三十年代經濟大蕭條，其實不是資本主義本身所具有的周期性生產危機，而是社會發展到了一個轉型階段：從生活必需品的時代到耐用品消費時代。今天，中國社會發展也到了這樣一個轉型階段，其轉型之艱難有過之而無不及，但原因大體相似，皆因消費方式之不同，所需制度結構條件也不一樣。對生活必需品的消費近似于條件反射，是非彈性需求；而對耐用消費品如汽車、房子等的需求，依賴于人們的判斷。而這個判斷并不完全取決于人們的判斷能力，得依靠制度，制度要使人們能進行判斷和預期。美國三十年代的那場危機是怎么度過的呢？一個是靠凱恩斯主義，政府拉動需求；還有一個就是建立社會保障制度——沒有錢，大家都不敢買東西；還有一個條件是城市化，一個社會要進入耐用消費品時代，沒有一半人住進城里來是沒有用的；還有易被忽略的一點則是工人通過工會、工人運動取得工資的增加，這在客觀上增加了其購買能力，培育了耐用消費品市場。當前的中國和美國二三十年代的情況差不多，市場疲軟、內需不足，似乎只有靠出口。其實面臨的問題就是現有的社會結構、社會條件不適合這個轉型時代。

　　孫教授的“第二輪”發言，進一步“點燃”了會場的氣氛，郭家學評價道：孫教授把美國三十年代的經濟危機研究透了，對中國解決目前的社會問題、經濟問題有很好的參照作用。現在的宏觀調控，調控的都是煤、電、油等生產資料，在消費品體系內依然是內需不足。除了以糧食為主導的消費品，其它的譬如彩電等家電產品基本上都在走平穩或者降價這條道。

　　我認為現在經濟發展動力不足，主要是消費引導不足的問題，而不是通脹的問題。引導不足就是社保體系未能建立起來，人們對未來經濟沒有信心。人們不敢大膽消費，通貨緊縮等一系列問題就會持續得不到解決。

　　高天樂補充道：在現在的背景下講和諧社會，可能最需要的就是建立社會保障體系。另外，我覺得教育、培訓也很重要。沒有教育、培訓這個環節，龐大的人口就不能轉化成勞動力。很多大學生，作為學校教育的產品，差異化非常小，跟市場的需求對接不上。一方面是很多大學生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是，企業招不到想要的人才。很多農民工涌入城市，但是沒有技能，沒法滿足市場的需要。譬如保姆，未經培訓，滿足不了家庭的需求，所以工資很低，隨時都可以被替換。

　　牛文文：

　　商人為社會創造的東西需要總結

　　我們大家今天都很受啟發。講到和諧社會，我個人的體會是中國人的年代感、歷史感不強。我現在越發覺得中國現在就是上個世紀美國二三十年代的光景。很多商業現象都類似于那個年代。但是中國研究社會轉型和社會變革沒有從歷史的角度、社會發展的角度來研究。很多都是從執政、發展的立場來看，從本土看本土。我想說說福特和通用兩個企業。他們建立了很多對商業對社會很有用的東西。福特主義倡導大批量生產，直接后果是工人的工資提高到很多倍，培育了一個具有較強購買力的消費群體。還有大公司保守主義，這是通用汽車奉行的哲學。在美國社會，大公司是社會的主流形態，一定要把公司做大，一個大公司對一些價值的堅守是美國整個社會價值觀最堅強的支撐。(編者注：在西方的社會學、政治哲學理論當中，企業不過是一個具體的特殊的COMMUNITY，是整個社會當中眾多的COMMUNITY中的一種。所以企業維護的一些價值觀跟整個社會的價值觀在正常的情況下是一致的。后面王文京對企業、商業的理解也是按這個思路走的。)所以，美國社會的價值觀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商業、企業家塑造的。我們中國似乎還沒有學者來總結中國商人所創造的東西，這是一個缺憾。

　　王文京：

　　商業活動與社會進步并不矛盾

　　我想任何一個人，任何一個企業，任何一個企業家，其實都希望社會環境是一個和諧的環境。“構建和諧社會”，我覺得這個提法沒錯，但是一定不要把它狹隘地理解。我認為只要是企業依法經營，做得越強越大，就是對構建和諧社會最大的貢獻。道理很簡單，企業發展得越大越強，現在我們感覺到壓力很大的就業問題就可以得到相應的緩解。企業發展好了多交稅，政府有更多的稅收，很多社會問題就可以去安排，去解決。企業發展大了，也有資源來做培訓，提高人的素質。所以我覺得發展經濟一定是第一要務，企業強大，是構建和諧社會的一個基礎力量。

　　有的時候我們容易陷入一個概念上的誤區，以為做企業就是商業，商業就是盈利，它跟社會的發展，跟社會事業是矛盾的。商業跟社會進步好像不是一致的。我做了十幾年的企業，我認為企業就是采取商業這種形式從事一種社會活動，對社會有益的活動。為什么用商業這種方式？因為這種方式相對來講有利于社會進步。所以它和社會進步發展一點也不沖突，完全是一致的；而且從歷史上來看，一個社會里創造最大社會價值的企業，它在商業上也一定是極其成功的。

　　作為經濟學家，王誠對企業與企業家理論的介紹，為在座的企業家找到了“存在的理由和價值”：熊彼特提出企業就是創新的存在，就是承擔社會創新的責任，這樣企業才有它存在的理由和根據。企業家如果完全追求金錢可能就不會搞企業，很多企業家是出于熱情，對這個事情感興趣，有時候甚至可能是非常小孩氣地沖動，覺得這個事情有挑戰性就干了。

　　張文中：

　　不要一說和諧社會就要殺富濟貧

　　中國現在仍處于中初級階段這樣一個水平。如果過于強調企業對社會方方面面的責任，其實我們真的是扛不動。比如我們國家的財政收入，今年已經很高了，占GDP的20%左右。15年前是10%多一點。GDP這些年的增長沒有超過10%，但是稅收一直是20%左右的增長。企業長期承受這樣的稅負水平，是難以持續的。

　　和諧社會的發展要有一個過程，而且這個過程可能比較漫長。對于中國來講，現在發展依然是硬道理，沒有發展就沒有中國的未來，沒有發展甚至眼前的日子都很難捱下去。不要簡單地把構建和諧社會歸結為消除貧富差距問題，其實它包括各種各樣的關系協調。貧富差別在中國究竟是個什么樣的狀態？經分析，我們發現，中國不是富人太多，不是中產階級太多，而是窮人太多了，這是一個最大的現實。窮人太多，所以我們無論是以哪種方式去衡量這個社會的差別的時候，都會顯得較大。大家都覺得我們中國有很多的富人，做一點國際比較就會發現，其實根本沒有多少。我們假定那些排行榜是準確的，中國最富的人大概是10億多美金，前100個富豪加起來還比不上巴菲特一個人，美國的第三名。我們再看一下，中國前30名富豪與俄羅斯前30名富豪比還有巨大的差距——盡管俄羅斯總體財富不一定比中國多多少。再和印度比，印度最富的人比中國最富的人富得多。我們要非常清楚地看到這樣一個格局的存在。中國今后發展的政策應該怎樣制定？這次政協會議小組討論，蕭灼基委員說要促貧發展；對于中間階層要鼓勵他們發展；同時要采取措施保富，既要有一些調節手段，又要保護富人，不要一說和諧社會就要殺富濟貧。

　　剛才王教授提到熊彼特創業理論，現在我覺得中國尤其要大力弘揚創業精神。十六大講要讓一切社會財富的源泉，競相涌流、競相迸發。這個詞用得非常好。這才是我們面臨的根本問題。

　　劉東華：

　　不要經常迷路

　　因為最后的解決方案不管是社保還是什么，都需要有足夠的社會財富，沒有財富你什么也做不到。而現在我們過早地提和諧社會或者是過早地把主要矛盾轉移，可能導致創造生產力的火車頭開始放慢了，財富創造的進程放緩了，這樣你解決一切矛盾的條件就越來越差了。我聽了專家的講話以后特別開竅，但是實際上我們人類創造的知識已經太多了，重要的是當權者，由他們做出判斷、采取行動，用他們的判斷來支配社會資源，作為決策者不能經常迷路——覺得你說的有理，他說的也有理。

　　王林森也是第一次參加《中國企業家》的沙龍，作為官員，他謙虛地自稱為聽眾，但是他的歸納簡單而扼要：問題最后似乎又回到了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問題。我就簡單地從這兩個層面上來看待這個問題吧：企業家為構建和諧社會創造必要的物質基礎；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又為企業家更多更好地履行社會責任提供了廣闊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