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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記者叢峰 邱紅杰 朱建軍
背景
據統計，我國失地農民總數已超過4000萬人，并仍在以每年約200萬人的速度遞增。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是維持家庭生計的可靠和穩定的收入來源。一旦土地被部分
或全部征用，農民就要重新考慮就業、社會保障等問題，生計也勢必受到影響。
中國社會科學院一份研究報告顯示，在東部某省歷年累計200余萬失地鄉村人口中，有30萬人左右是失地貧困人口。中西部地區問題更為突出，西南某省20%的失地農戶僅靠土地征用補償金生活，25.6%的失地農戶最急需解決的是吃飯問題，24.8%的失地農戶的人均純收入低于625元，處于絕對貧困狀態。農民失去土地以后何以生存，已成為政府不容回避的課題。
案例一 一筆傷心的征地拆遷賬
西部某市經濟試驗區農民劉福秀，2002年土地和房屋都被征占，因無錢修建“試驗區”統一標準的琉璃瓦屋頂的4層小洋樓，一家三口被迫住在修路工人留下的工棚里，四處透風，常常冷得無法入睡。
劉福秀介紹說，征地拆遷前，她家住的是近200平方米的兩層小樓，有1.6畝耕地，養了1000多只雞，還自辦了一個養豬場，年收入達三四萬元。征地拆遷時，花了8萬多元的房屋和養豬場僅拿到6萬多元補償費。而且，耕地沒了、養豬場沒了、養雞的地方也沒了，家中斷了經濟來源，只能靠丈夫每月打零工的400多元收入維持生活。
代表評論
四川代表姜悅楷說，諸如劉福秀這樣的事件，在全國各地屢見不鮮。本來給農民合理補償，中央為解決他們的后顧之憂是有政策的，但在執行中往往“走了樣”。有的地方政府“暗箱操作”“低征高賣”；有的補償標準混亂，拖欠壓低補償費用；有的為了“形象工程”快上馬，不顧農民安置是否完成，強行征地拆遷。這個過程中，犧牲的是農民的利益，失去的卻是政府的權威和群眾的信任。來自江西農村的吳木根代表說，土地越來越少了，要解決這個問題首先想辦法保護好現有的耕地，政府要把住用地關，不能再隨意圈占了。
案例二
“過兩年，到鎮上買樓房！”成都市雙流縣公興鎮雙木村失地農民曾萬群告訴記者，她一家三口人，原來種3畝田，一年收入不到3000元。現在，土地被集中租給一家生態公司，每年租金1200元；不用種田，丈夫學會了開車，在縣城一家貨運公司當司機，月收入七八百元；自己給生態公司當“工人”，月工資360元。這三項收入加在一起，一年收入15000元左右，是原來的5倍。“過兩年，我們就賣了村里的房子，到鎮上買樓房！”曾萬群憧憬地說。
代表評論
成都市委書記李春城代表說，農民離開了世代生存的土地，其生存和就業是各級政府理應優先考慮的問題。近年來，成都市提出讓失地農民“失地不失業，失地不失利”的口號，從提高補償標準、集中居住、社會保障和培訓就業等方面做好安置工作，使失地農民進城步履愉快而穩健。甘肅基層代表董鋼、四川代表孫硯方認為，由于失地農民年齡、受教育程度、勞動能力等方面的差別，失地問題顯得十分復雜，所以解決起來不能簡單化，除了堅持和完善現有的經濟補償手段外，還應該在就業、社會保障以及城市化等方面多想辦法，給沒有土地的人們新的生存依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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