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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大學要交學雜費，這已經是中國社會的常識，不過，為什么要交學雜費、交多少費用才算合理，對大多數人來說并不十分清晰。近日在暨南大學舉辦的“高校可持續發展管理論壇”傳出一組數據：2004年度，中國農民年均純收入為2936元。以此數據測算，供養一個四年制的本科大學生，需要一個農民13.6年的純收入！考慮到我國農村的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很大，貧困地區的農民純收入遠在平均線之下，他們要用多少年的純收入供養一個大學生呢？據說是35年！
高等教育實行適當收費，能夠彌補教育經費的不足，擴大高等教育規模，滿足更多人上大學的需要，同時也能體現“誰受益誰付費”的公平原則。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我國開始試行高等教育收費，到1999年，我國普通高校生人均學費為2769元，占全國高等教育經費的13%左右。其后幾年，高等教育收費上漲迅猛，高額教育支出很快成為國民的重大經濟負擔，到2003年度，全國高等教育收費超過400億元，占到了高等教育經費的36%，遠遠超過國家規定的比例。由于高校收費的節節攀高，貧困地區不少學生面臨著無錢上學的問題，教育公平受到了嚴重損害。
高教收費之所以出現“巨人癥”，一個重要原因在于高等教育的結構失衡，比如高等教育經費來源比較單一，盲目擴招導致教育規模超速擴張、高教成本居高不下，民辦高校發展遲緩、教育質量不高等。高教結構的膨脹、獨大和傾斜不僅導致學費高企，也帶來了其它負面影響，如大學畢業生就業困難，尤其是西部農村生源無業可就、教育投入得不到回報，造成了教育資源的巨大浪費。普通高校現行的學科設計是否合理，四年本科、三年研究生的制度設計有無必要，都面臨著拷問。高等教育要不要“健體”和“減肥”，我國的人才培養機制怎樣適應經濟和社會發展需要，都是迫切需要考慮的問題。
而在結構失衡的背后，隱含著另一個更為嚴重的問題，那就是高教收費缺乏法律約束。按照有關規定，高教收費標準的審批權限在省級人民政府，操作方式是教育部門出意見，物價和財政部門負責審核。不難看出，這一規定在很大程度上存在著表述的含糊性、決策的不透明性，不僅公眾無法參與高教收費標準的制定，也缺乏必要的外部監督和修正。公眾不能參與意見，意味著高校在教育成本計算方面可以“自說自話”，外部監督的缺乏，則直接導致了目前普遍存在的高校收費管理混亂、名目眾多和花樣翻新，連教育部有關官員也不得不承認，其“責任在高校本身”。
《高等教育法》明確規定，高等教育投入“以財政撥款為主”。《價格法》則規定，制定公益性服務價格，應該建立聽證會制度，而現行的高教收費辦法明顯滯后于這兩部法律，在實際效果上甚至與上位法的精神相悖。封閉式的“政府定價”不僅未能約束高校收費的不斷上漲，甚至引發了收費的“隨行就市”。
要想遏制高教收費的上漲勢頭，最迫切的工作是“開門定價”，各地政府在出臺高教收費標準的時候，首先應該由中介機構對高教成本進行科學的、有法律效力的審核，然后進行嚴格的聽證。當然，要想這一“定價”過程得以實現，就必須先制定出一部具有創新精神的高教收費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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