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試點綠色GDP核算 官方態度為摸著石頭過河

　　本報記者 李磊 杭州報道

　　3月9日上午，杭州天目山路上的一幢普通大樓內，“浙江省試點綠色GDP核算的第一次工作協調會”正在舉行。

　　此時，距環保總局辦公廳與國家統計局辦公廳聯合簽署“十省市試點綠色GDP核算和 環境污染經濟損失調查”的文件(后簡稱《試點》)才20天，而若從《試點》送達省統計局和環保局(后簡稱“兩局”)之日算起，只過了10天。與會的省統計局國民經濟核算處朱天福副處長直言，“對于這項工作，從省里到有關部門都極為重視。會議組織的效率也可見一斑。”

　　會上首先就《試點》中要求的三方面工作進行了解釋，分別是：在研究《中國資源環境經濟核算體系框架》的基礎上，結合當地情況以建立地區環境核算框架；開展環境污染損失調查，建立地區污染的經濟損失估算模型和估算方法，并確定技術參數；以及進行環境核算，包括環境污染實物量核算與治理成本。

　　而根據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在2月28日對媒體的通報，這一切都需要在2006年第二季度之前完成。時間表顯示：今年3月至7月是研究調查階段；7月至12月為全面核算階段；2006年1月至2月是核算總結階段。

　　朱進一步透露，按照各自的優勢與資源，“兩局”還就研究調查階段的工作進行了劃分：“由省統計局牽頭負責的有企事業單位環保支出、水污染對農作物危害損失與生活用潔凈水潛代成本案例等五項。大氣污染、水污染、固體廢棄物與人體健康效應等領域的調查則是由省環保局牽頭。”

　　而為了確保工作目標的按期完成，協調會決定參照國家環保總局與國家統計局自2004年3月以來的做法，成立領導小組、領導小組辦公室和技術工作小組三個專門機構。而領導小組辦公室成員主要將由“兩局”及省環境科學研究院等研究單位的人員組成。”

　　在隨后進行的采訪記者還得知，北京、安徽、海南、四川等省市的試點落實也已經開始。

　　“倒逼機制”：從《代價分析》開始

　　對于浙江在綠色GDP核算試點中表現出主動性，正在北京參加兩會的省長呂祖善在3月5日的記者招待會上做出了解釋。

　　呂表示，2004年度浙江的生產總值已經突破萬億元，躍居第四位是可喜的成績。“但與此同時，浙江也經歷著“成長的煩惱”，如存量土地減少、水荒等；而在這個相對高的基數上，期待經濟保持前10年、20年的增長更是面臨著巨大的制約因素。”對此，省委書記習近平也有精彩的歸納，在去年的多次高層會議上，他以為“粗放型增長模式所引發的諸多資源、環境問題，正形成一種倒逼機制，把浙江壓迫到了一個節點位置。”

　　在省委、省政府的直接授意下，2004年6月開始，浙江省環保局開始了一份題為《浙江GDP增長過程中的代價分析》的報告調研。其中，詳陳了1970年代末期以來浙江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中的四大問題，即“耕地銳減、能源困局、環境污染和投資代價”。

　　以環境污染為例：與沿海諸多先發展省份一樣，浙江經濟增長中伴隨著高排放和高污染。《代價分析》中披露：2003年浙江省的廢水排放總量達27.03億噸，工業廢氣排放總量達10432億標立方米，工業固體廢物產生量達1976萬噸。表明每產生1億元GDP需排放28.8萬噸廢水，產生1億元工業增加值排放2.38億標立方米工業廢氣，產生0.45萬噸工業固體廢物。這幾個指標分別比1990年增長84.8%、3倍和1.3倍。而環境污染的加劇，又不斷拉大治理環境污染的費用支出。2003年浙江省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總額達231.68億元，比上年增長33%，支出占當年GDP的2.5%。

　　此外，浙江的投資代價已呈現越來越大的趨勢。按照固定資產投資效果系數測算，在“七五”、“八五”、“九五”和“十五”前三年每增加1億元GDP所需的固定資產投資分別為1.78億元、1.39億元、3.71億元、3.38億元。

　　《代價分析》中還指出，作為一個能源礦產極度匱乏的省份，浙江一次能源95%以上靠外省調入。1995年至2000年浙江煤炭保有儲量平均每年減少180萬噸，而近幾年來，每年減少的儲量增加到了近700萬噸。2003年全省電力消費量增長22%，大大高于GDP的增長速度，電力供應已轉變為全面性、持續性的緊張。

　　有學者以為，這還只是問題的表層，因為《代價分析》羅列的只是礦產能源資源、水資源、森林資源的使用和環境資源的耗減。對于環境資源損失成本的核算和資源環境的恢復成本、再生成本和保護成本的核算甚至還沒有被納入進去。

　　對此朱天福表示，《代價分析》只是浙江針對綠色GDP核算的一個前期的準備。“原來想過直接做大課題，后來發現非常龐雜，于是決定分類從子課題開始做。因為從某種程度來說，《代價分析》＋量化＋價格化，就是綠色GDP核算框架的邏輯鏈條。”

　　摸著石頭過河

　　3月1日，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綜合司司長鄭京平就綠色GDP核算十省市試點做客新華網時說：“重要性不容質疑是一方面，付諸實踐的艱難是另外一方面。”

　　鄭的話從一個側面可以得到證明：綠色GDP核算方面的探索，上個世紀70年代以來就已經開始，但國際社會公認并采納的綠色GDP核算制度，至今沒有形成。最初的考慮很簡單，基于傳統的GDP核算沒有考慮自然資源的消耗成本(depletion)和環境的降級成本(degradation)，容易導致片面追求經濟增長而忽視經濟活動對自然資源的過度消耗和對環境的嚴重污染等問題，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和加拿大等國家及地區嘗試對現行GDP核算進行調整，將資源消耗和環境成本納入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綠色GDP的概念從此出現。

　　中國環境規劃院王金南教授告訴記者，國際上有一種分類，根據綠色GDP的計算形成方法，主要分為兩種主流的模式：

　　一種是在傳統的國民經濟帳戶表中加入反映自然資源和環境的成本信息，通過調整傳統的GDP得到綠色GDP。這種方式是1993年，聯合國發展計劃署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和歐洲統計局合作出版了SEEA(System of Integrated Environment and Economic Accounting，綜合環境與經濟核算體系)，將其作為SNA(國民核算體系)的衛星帳戶，以便更好地衡量經濟與環境的關系。

　　其中包括三種調整帳戶：一是自然資源帳戶，通過國民經濟平衡帳戶連接到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二是資源和污染流帳戶，通過實物形式連接到衛星帳戶；三是環境費用帳戶。綜上所述，SEEA能夠用調整合成各類國民經濟帳戶，可以方便地獲得綠色GDP的指標。

　　另一種方法是利用投入產出技術描述和計算綠色GDP。這種核算的基本方法是考慮環保活動(資源恢復和污染處理)，綠色GDP可按下列公式計算：綠色GDP＝傳統GDP—(自然資源的消耗＋環境損害的成本)＋環保部門新創造的價值。

　　對于這兩種模式的選擇，中國官方的態度是結合自身特點，摸著石頭過河。

　　然而，無論是哪種模式，除開技術上的難題，統計數據的缺少都導致綠色GDP的核算基礎尚不具備。再就是有的環境數據與經濟數據分類標準不一致，無法直接使用，必須經過協調整理，而協調整理的成本與難度極大；有的環境數據很難通過調查獲得，如水、森林和生物資源等。“要高度重視基礎數據的積累，統計數據是開展環境與資源核算的基礎。”

　　北京大學中國持續發展研究中心葉文虎教授評價“無論如何，開展地區試算試點工作。對于接下來的工作，無論是框架確立還是數據短缺，都在積累一種解決之道。”

　　增長方式轉變的數據監督

　　北京師范大學齊暉教授也認同上面觀點：戰略規劃和實踐行動結合。出于美國的綠色GDP的經驗教訓，他表示必須保持當前的國民經濟核算主體不變，再就是有政府部門的充分和穩定支持，科研機構等的多邊參與。

　　浙江省環保局也同意“這肯定是一家做不了事情”。比如，環境是一個技術性很強的問題：必須建立在監測的基礎上。而光有兩家的力量：人員、理論都欠缺。所以浙江想讓科研單位，浙江省環境科學研究院，浙江省環境監測中心，浙江大學、浙江工商大學，以及一些專家，作為咨詢顧問參加。

　　鄭京平在新華網上還說，“在有些方面可能對綠色GDP寄予的希望也過高了一點”，尤其是短期內。

　　一環保總局官員也表示，“現在公眾和媒體有些心態并不對，一有新聞就炒。但是很多其實并沒有進步。”他舉某地改革為例：官員考核中的確把GDP拿掉了，以財政收入，工業經濟效益，反映結構、質量和環境等方面的指標。但是這些考核指標，根本上講仍然是經濟指標。事實上，沒有綠色GDP核算框架，政績考核怎么可能調整。

　　“時間會有一個周期，需要耐心。”這是多位專家的一致觀點。

　　據記者了解，浙江省今年的具體工作目標是，統計中開始引入四大指標：萬元產值的能源消耗，萬元產值的主要原材料消耗，萬元產值的水資源消耗，萬元產值的三廢排放量。

　　記錄下這些數據，進行動態比較，可以發現出增長方式的改變。“對于我們是否正在進行增長方式的轉變，以及轉變的速度，這是一個觀察和監督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