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粵商暗戰重慶

　　信報記者 吳鵬 楊冰 /文 

　　長三角和珠三角是中國經濟最強大的兩個引擎。而浙商和粵商也是中國商人群體中最強悍的兩股勢力。“哪里有市場，哪里就有浙商”，遍布東南西北各個角落的幾百萬浙商依仗實干聰明的企業家精神，成為中國最龐大的“游商部落”，而喜歡吃“頭啖湯”的廣東人具有天生的商品意識，他們勇于開拓，敢冒風險，善于變通，一旦遇著機遇，就迅速發達起 來。

　　重慶以巨大的發展潛力，正在吸引浙商與粵商紛至沓來。當他們在嘉陵江邊相遇，一場精彩商場好戲正在上演。而重慶本土商業文化，也在這場雙雄會中悄悄而蓬勃地生長。

　　重慶廣東商會向浙商閩商叫板

　　一段時間以來，重慶市廣東商會的即將成立成為了重慶商界熱衷于議論的話題。

　　直轄以來，重慶經濟平穩快速增長，吸引了大批廣東投資者入駐謀求發展。其中，不乏眾多國內知名品牌企業，如格力、美的、康佳、深圳茂業等。為適應廣東在渝企業發展的需要，廣東省經貿委委托廣東省人民政府駐西南辦事處發動在渝廣東企業，在自愿平等的原則下，組成重慶市廣東商會。

　　在重慶廣東商會籌備組瞿仁貴主任看來，這個即將成立的商會可謂應運而生。這是重慶商業發展史上一個標志性事件。自此，在渝的廣東籍經濟新貴終于和浙江、福建等地的客商們一樣，在重慶有了一個聚合之地。

　　據了解，重慶廣東商會在本月即將掛牌。將來商會的職能是：協調廣東企業與重慶當地政府各部門的關系，協助解決廣東企業在重慶發展過程中遇到的困難和問題，組織廣東企業開展聯誼活動，為企業之間的交流與合作提供平臺。

　　但是，關于這個商會是掛靠到重慶市經委還是設在總商會之下，卻有幾種意見在交織。不少廣東客商認為：政府是為企業服務的政府，商會是商人們的民間組織，如果掛靠在經委，則難免會使今后商會力量的彰顯顯得不倫不類。比如浙江商會、福建商會都是在重慶市總商會的治下，那么為什么偏偏廣東商會要另辟蹊徑？

　　積極籌備此事的瞿仁貴卻認為：既然廣東重慶商會是掛靠在廣州市經委，那么重慶市廣東商會當然按照對等思維也要掛靠在重慶市經委。

　　實際上，重慶市廣東商會正是由廣東省人民政府駐西南辦事處這樣的政府機構牽頭成立的。所以其未誕生就已經引來了不習慣于當婆家的廣東商人們的質疑。

　　在現有的商業環境下，民間商會獲得最后的正名還有待時日。2000年民政部發出的《關于重新確認社會團體業務主管單位的通知》，《通知》授權22個單位作為全國性的社會團體業務主管單位，全國工商聯組織不在其列。

　　根據我國《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的規定，要申請籌備成立社會團體，發起人應當向登記管理機關提交業務主管單位的批準文件，也就是說必須具有一個業務主管部門。而民間行業商會、同業公會如果不把工商聯作為自己的主管部門，那還有誰能成為它的主管部門？但現實的狀況是：工商聯未被授權作為社會團體的業務主管單位。

　　瞿仁貴提出的解決思路頗具代表性：主管單位是經委，但是將來政策寬松了，我們也可以成為重慶市總商會的一個分支機構。也許這樣并不矛盾。

　　如果擱置這些關于商會主管單位性質的爭論，接受采訪的所有人都對即將成立的商會充滿期待。同時，這表明來自珠三角的經濟勢力終于在重慶以這樣的方式亮出大旗。

　　粵企在渝投資超10億

　　從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廣東客商在重慶從事商貿活動的多，投資的少。90年代中期以后，結合對口三峽庫區工作，開始利用重慶的勞動力、資源和政策優勢，開辦實業。主要有藥業、食品、家電、建材、房地產、飲料、化工、商業、旅游等行業。

　　據介紹，廣東在重慶投資的具有一定規模的企業近30家，總投資額超過10億元 。實現年銷售收入超過20億元。

　　1999年，深圳康佳集團投資7000多萬與重慶機電控股集團、重慶無線電三廠合資成立了重慶慶佳電子有限公司、重慶康佳電子有限公司。康佳集團通過輸入品牌和管理經驗，以彩電為龍頭產品，不斷開發其他產品，經過四年的改造、創新。將兩個不景氣的企業，改造成了年產值1.5億的盈利企業。

　　從2001年至今，珠海格力電器有限公司先后投資2億元在二郎高新開發區建立起該公司在西南地區最大的生產基地——格力電器有限公司，2002年，生產空調器5.5萬臺。產值12億。產品輻射整個西南地區。

　　此外，結合對口支援三峽庫區，一批廣東企業先后在庫區投資建廠。廣州燃料集團、廣州煤建集團、廣州絆溪集團、珠海格力、廣州萬家樂、廣州經濟開發總公司、深圳新鴻順實業發展有限公司分別在萬州、巫山縣組建重慶萬州川穗有限公司、重慶新元電子有限公司、重慶萬家樂有限公司、重慶萬州區信優工貿有限公司，總投資超過2億元。行業涉及旅游、酒店、建材、能源、電子等行業。

　　基良房地產公司的董事長李水鑫是90年代初期到重慶來的第一批廣東客商，和大多數廣東商人一樣，李水鑫對重慶有很深厚的感情。他公司所在的金子門大樓正是他13年來扎根重慶奉獻出來的杰作。李水鑫有著典型的廣東商人的個性特征，談到商道，李水鑫說，粵商說起來和渝商一樣，在性格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說，性格都很豪爽，做生意講究一個“和”字，只要有利潤，那么有錢大家一塊賺。粵商不會像其他地方的商人一樣，講價錢講到巴不得你賺不到錢了才算。

　　事實上，粵商正是這樣的，“要發財，忙起來。”這是廣東商人們的口頭禪。他們講求利益交往 ，比較少空談情義，而勇于開拓。喜歡標新立異自我表現甚至“王婆賣瓜”。粵商也講究避諱，迷信思想比較重。他們在商場上最善于借雞生蛋。廣東人具有經商的傳統，他們雖然個頭瘦小，但是具有天生的商品意識。

　　粵商李水鑫對1992年5月20日第一次來到重慶后的兩個數字記憶猶新：當時重慶的人口是1420萬人，人均住房面積只有3.7平方米。而1992年的上海人口為1249萬，1992年的汕頭人均住房面積是13.2平方米。

　　李水鑫一下子感覺到重慶房地產市場的商機。13年后，李水鑫在重慶建起了金子門大廈和基良廣場。

　　談到重慶的投資環境，李水鑫說：重慶本身就是一個移民城市，她吸引外地客商的最大優勢就是‘不排外’，重慶的官員還是比較廉政，辦事效率也較高。

　　但是當這位廣東商人說起重慶人還有他的商界同行，可謂褒貶兼有。李水鑫說：大多數的重慶商人還是勤勤懇懇的，但是也有不少人滿足于現狀，每月拿二三千元的月薪，每年存上幾萬塊。他們已經很滿足。不像廣東這些沿海城市，非要當個老板不可。

　　談到重慶商業環境欠缺的地方，李水鑫特意指出：感覺到重慶市政府對外宣傳的力度太小了。本來重慶是國民黨的陪都、最年輕的直轄市。但是現在在廣東、香港等地了解重慶的人真的是太少了。李水鑫說到這里，連連說了兩個可惜可惜。

　　“每年鎮東書記都要赴港招商一兩次，每次都投入幾百萬，但是往往收效甚微。相比之下，中央電視臺的《走進浙江》在香港、廣東都能看得到，人們一下子就了解并且喜歡上了浙江，那么我們重慶為什么不能在香港最繁華的街頭樹立自己城市的廣告牌，年輕的直轄市、西部開發的領頭羊，或者，我們也去拍專題片，宣傳我們重慶，這樣不好嗎？現在全靠商人們回家鄉游說，說重慶很不錯，但是人家一聽往往會講，重慶啊，太遠了。其實，我從香港上飛機，兩個多小時就到了，怎么會遠？”

　　李水鑫的說法很有代表性，很多商人在采訪中都表示，重慶市政府各部門是廉潔、高效、務實的，領導們的進取心還是非常的迫切，這一點讓來渝經商的商人們很滿意。宣傳力度不夠，原因是多方面的。可能還是和重慶人的凡事喜歡實干，以意氣為重的性格有關。

　　浙商早已占盡半壁江山

　　相比于浙商來說，廣東商人盡管來勢兇猛，但算得上是姍姍來遲。

　　“浙商的成功是被逼出來的！”記者在重慶浙江商會采訪時，該商會《浙商》雜志總編陳存真語出驚人。

　　陳存真曾在浙江政府部門工作，他稱自己研究了一輩子民營經濟，對于浙江，特別是溫州商人在全國各地的成功，陳存真認為，那是被逼出來的。

　　據陳介紹，浙江發展中很重要的一個問題就是交通閉塞，例如在溫州，沒有飛機、鐵路，連接各地區的只有三級公路，陳存真說，自己曾從溫州坐汽車到上海，總共坐了36個小時。其次，整個浙江省的資源極其匱乏，平均一個人只有三分地。第三，國家對溫州的投入很少，像現在溫州的各種基礎設施，大部分都由民間資本投資修建。

　　所以，溫州人很不甘于現狀，現實逼迫他們走出去經商，做背水一戰。

　　“與粵商不同的是，浙商在重慶的發展史可以追溯到上個世紀60年代，但更多的浙江商人到重慶，是在改革開放后。”陳存真對記者說。

　　誠泰通信的總經理陳成寬十幾歲闖重慶，到重慶已經18年了，是最早來重慶的浙江人之一，現在談起當年的創業路，陳成寬仍唏噓不已。

　　“那時候是個毛頭小伙子，”陳成寬說：“只知道往外闖，這也是溫州人的天性，一種本能。”

　　“白天是老板，晚上睡地板，什么生意都做過，賣眼鏡，做小五金，現在回頭看那段日子，真的是別有一番滋味。”陳成寬說。

　　為什么來到重慶，陳成寬有自己的說法。當時溫州瑞安地區主要以眼鏡和小五金見長，東北風沙大，因此溫州人去東北賣墨鏡的比較多。這時候陳成寬就在想，能不能調一下，往內地去，在內地發展。

　　陳成寬說：“這里我是耍了個小聰明的，因為抗戰、解放戰爭，人們都往內遷，重慶是個移民城市，應該比較寬容，壓力不太大，所以我就到重慶來了。”

　　從1996年進入通信領域，至今，陳成寬領導的誠泰通信已經成了重慶老百姓心中的名牌，2004年總營業額3億元人民幣。

　　像陳成寬這樣，在重慶白手起家的浙商，葉定坎更具有代表性。

　　葉定坎是溫州瑞安人，一直做瑞安的強項——眼鏡。從開始的眼鏡推銷員，到現在擁有30多個直營店，30多個加盟店的千葉眼鏡連鎖有限公司，葉定坎經歷了他那一代溫州人創業的艱辛。

　　據千葉眼鏡公司人力資源部總監陳群介紹，當年千葉從租柜臺開始，一個店一個店地發展壯大，而至今天這種規模。

　　魚喜歡嗆水而上游，西部開發與重慶直轄，就像長江漲潮，惹得更多的浙商紛至沓來。

　　而此時入渝的浙商又與葉定坎等人不同，他們大都是在浙江完成了原始積累，直接到重慶來投資的。

　　2003年9月28日，浙資入渝最大項目，由浙江奧康集團投資的中國西部鞋都——位于重慶璧山的重慶奧康置業公司主體工程動工，標志著奧康向重慶的擴張進入實質性階段。

　　2004年5月，由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率領1000人的黨政、經貿代表團來渝，一次性簽訂投資合約143億，投向重慶的房地產、舊城改造、摩托車配件等上百個投資項目，浙商在重慶的勢力達到了有史以來的頂峰。

　　在采訪中，記者了解到，目前已有18萬浙江人在重慶創業，興辦大小企業約3萬戶。他們在渝從事著服裝、皮革制品、眼鏡、建筑、裝飾、通訊器材、金銀飾品、摩托車配件等行業，在部分行業中，浙商還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如眼鏡、通訊器材等。在重慶市商業中心解放碑，更是遍布浙商的杰作，如誠泰通訊、千葉眼鏡、雅戈爾襯衫等。以至于重慶市總商會會長尹明善說：“沒有浙商，就沒有現在的解放碑。”

　　統計顯示，浙商目前在重慶總投資達到96.7億元，掌控著近200億元的資金。重慶市非公經濟目前年產值在800億元左右，而浙商在渝年產值已上百億元，這一數字足以顯示其在區域經濟的地位。

　　浙商精神融入巴國土地

　　戴其龍，一個普通的溫州商人，1997年，戴其龍走下浙江開往重慶的火車，走出重慶菜園壩火車站，茫茫的人流中，他似乎顯得有點不知所措。

　　他的全部家當是口袋里裝的260元錢，不僅如此，他還背負著80多萬的債。

　　“我現在還清楚地記得，那天是8月11日。”戴其龍戲謔道。

　　戴其龍像普通的溫州人一樣，16歲就已經輟學，到外面跑業務，由于機遇好，也勤快，戴其龍很快就有了錢，當時他的感受是“掙錢太容易了”。

　　23歲的時候，戴其龍用自己的積蓄開了家公司，專做羊毛衫生意。“畢竟對市場不了解，管理水平有限”，戴其龍說：“我26歲就破產了。”

　　就是這樣，戴其龍懷揣260元，背負著80多萬的債，來到了重慶。

　　在重慶，戴其龍先是給別人帶路，后來做重慶“棒棒”，什么苦活都做過。

　　后來，一些溫州商人慢慢地覺得他的人品還可以，信用比較好，于是就把貨給他運，從袁家崗運到外灘。

　　有一次，一個溫州朋友的4噸貨，要發回溫州，這位朋友知道這些貨從溫州發過來運費是1200元一噸，但是不知道發回去是多少，于是讓戴其龍代辦。

　　“這次真的是巧合，”戴其龍說：“我剛好在長途汽車站看到一輛溫州車，于是就把貨物以600元每噸的價格交給這輛車來運。”

　　回來之后，戴其龍對朋友說，運回溫州的價格是1000元每噸，那一天他就賺了1600元，這位朋友還感謝他說“幫了大忙”。

　　正是這樣，戴其龍嘗到了物流的甜頭，從此就開始做物流至今。現在戴其龍不僅還清了債，有車有房，在重慶公司還有幾畝地，談起這些，戴其龍一臉輕松。

　　“這就是浙商精神”，陳存真說：“就是這種永不言敗，吃苦耐勞的精神，才是浙商精神。像葉定坎、陳成寬這樣的，同樣也是經過多少磨難拼出來的。”

　　記者在采訪中，無論是葉定坎，還是戴其龍，他們強調的浙商精神，更多的是“吃苦耐勞”。有人說，浙商是“草根”中崛起的創富精英，中國鄉鎮企業協會會長、萬向集團創始人魯冠球曾是打鐵匠；橫店集團董事長、總裁、黨委書記，橫店集團總公司社團經濟局主席徐文榮出身是農民；正泰集團董事長南存輝是修鞋匠；德力西集團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胡成中出身裁縫；人民電器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鄭元豹做過工人；奧康集團董事長王振滔是木匠……

　　翻閱這些處于浙商金字塔尖的人物的簡歷，發現他們的出身大多都顯得那么“寒酸”，因此不少經濟學家把浙商現象比做“草根”經濟，而這些從草根中崛起的創富精英，憑借的正是吃苦耐勞的精神。

　　不僅如此，浙商喜歡抱團結伙，這是他們的另一種商業本領，以致“浙江商會”這個品牌在全球都頗有些號召力，數量超過180多家。而這幫重慶的溫州商人卻起了一個跨越地域色彩的名字——“浙江商會”，據說這樣的字號全國也只有4家。說是浙江商會，開創時商會成員大多是在重慶完成初期積累的溫州商人，他們更多地緣于血緣、鄉情、鄰里關系、行政隸屬關系等熟悉的社會關系中凝聚在一起。

　　葉定坎、陳成寬和小林被服的總經理林良快，不僅是溫州瑞安老鄉，而且是一個鎮上的，葉定坎現任浙江商會會長，陳成寬和林良快分別是副會長。

　　到上世紀末，浙商在重慶的經濟圈已形成一定影響，但他們更多地還處在自發、單干、各自為戰的初始階段，還沒有形成相互交流、合作創業的良好氛圍。而浙江商會的成立為浙商的合作提供了基礎。

　　現任浙江商會會長葉定坎對記者說：“現在商會的主題是學習、創新、發展，我們整個浙商是一個龐大的隊伍，只有通過商會，把他們團結起來，大家可以共同學習，互通信息。對于個別維權事件，我們可以通過商會的渠道解決。”

　　不僅如此，據葉定坎介紹，浙江商會還承擔著介紹更多浙商投資重慶的任務，很多浙江商人都是通過商會，才決定到重慶投資的。

　　陳成寬也說：“商會的介紹作用，比重慶任何廣告的效果都可能要好。”

　　相關背景

　　內資拉動重慶經濟

　　今日之重慶，內資拉動已經成為這座城市重新振興的主要力量。

　　重慶是全國6大老工業基地之一，是典型的內地型經濟，長期以來國有經濟比重過大，對全市經濟形成的制約日顯突出。重慶每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都把調整結構列為重中之重。今后五到十年，重慶市將處在經濟結構調整的重要時期，若僅靠自身資金積累和技術開發，“永遠趕不上先進地區的發展”。

　　近年來重慶非國有經濟投資加快啟動，據有關資料，2002年上半年，重慶共有3.7萬家民營企業，民營經濟比例占到37.5%，個體工商戶達42萬戶，比直轄前增加138%，非公經濟對全市經濟的貢獻今年已達到2/3強。

　　促成這種改變的主力之一就是浙江人。在重慶市中心最繁華的步行街上，浙江人開出的商鋪占到一半以上。如今，重慶最大的五家通訊城中三家由浙江人開辦，當地燈具市場的70%掌握在溫州人手中。浙江老板在重慶甚至創下了商鋪租金的歷史最高記錄。在今日之重慶，“溫州模式”已經成為重慶社會資金的重要來源之一。

　　不僅在經濟上介入很深，在政治上也有令人刮目的表現。重慶市浙江商會系統已經有12人進入到市工商聯領導班子，有5位當選為市政協委員，有一位當選為區、縣人大代表，有6位當選為區、縣政協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