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貧項目猝死 制度約束缺失下被宰割的唐僧肉

　　石柱縣香菇種植扶貧項目猝死，外地老板離奇失蹤；

　　是經營困難？不堪吃拿卡要？還是騙逃資金？懸疑至今未解；

　　有人直指相關部門對扶貧資金監管不力，對扶貧項目論證不夠。

　　信報記者 胡勇/ 文

　　2005年春節前夕，一個不脛而走的消息震驚了重慶市石柱縣407個香菇種植戶——與他們有產銷關系的“重慶益民菌業有限公司”總經理周順友悄然“失蹤”；幾十萬貨款和工人工資也隨他一起“蒸發”。

　　之后，石柱縣成立了以縣農業局牽頭的“工作組”，對周順友進行調查。“現在也不知道他在哪里，事情沒有取得突破性進展。”縣農業局辦公室主任譚偉平告訴記者。

　　一個公認的事實是，周順友的“消失”，使該縣一個曾廣受好評的扶貧項目突然死亡，上百萬的扶貧資金無法回收，公司拖欠百余名員工的幾個月工資無法兌現。

　　幾千個菌棒在棚里腐爛

　　譚任智，在石柱縣六塘村鄉黃蠟村生活了60年。

　　2003年2月，有人來到他家，自稱受縣農業局委托，要來村里發展香菇種植，并要在這里建香菇收購站。

　　“當時他們就要求租我那磚房，用來收菌，一年1000元錢。”譚任智說。“后來聽說是重慶益民菌業公司來搞扶貧投資，老板周順友，是浙江人。”

　　幾天之后，一塊“重慶益民菌業公司六塘基地”的牌子掛在了譚任智樓房的大門口。

　　這時，全村沸騰了。“種香菇能賺錢”成了大家田間地頭的話題。

　　“基地”駐進了幾個操浙江口音的年青人。他們都是周順友從浙江老家帶來的香菇種植技術員，。

　　當時，一名叫周大福的技術員為了鼓勵譚任智種植香菇，給他算了這樣一筆賬：一個菌棒可產1.5斤香菇，最低能賣3元錢，一個大棚5000個菌棒，一年就能賺15000元。

　　數字是最好的誘惑，加之“益民公司”包回收，種植項目得到了政府的支持，2003年，譚任智成了黃蠟村第一批香菇種植戶。

　　“當時我認定了這是脫貧的出路，整個村只有7戶種植。”譚任智介紹，當時建灶、買鍋、搭棚，花去了他1500元錢，而5000個菌棒的3000元成本則是扶貧款和益民公司的補貼，農民未出一分。在接下來雙方簽訂的“香菇種植合同”上，也明確了益民菌業公司負責技術、銷售；農戶負責投入生產所需的原材料。

　　第一年種下來，譚任智一家坐下來算了筆明細賬：益民菌業公司扣除3000元成本后，再加上自己投入的1500元，沒有賺錢。如果再加上耗去的時間和精力，他還虧了。

　　就像種莊稼一樣，收成不好總得回頭看看原因，“我們不懂技術，負責指導的技術員又是浙江人，說話聽不懂。技術失誤可能是關鍵。”譚任智說到。

　　為了重塑他再繼續的信心，“基地”技術員對他說，“第一年虧是正常的，第二年肯定會好”。在一番考量之后，譚任智還是在去年放棄了香菇種植。他認為“沒啥賺的。”

　　現在，譚任智的香菇大棚還在那0.2畝責任地里，5000個菌棒躺在棚里開始朽爛。他現在一直在想著農閑時怎么把它處理掉。

　　同樣在一個村，冉啟銀種植香菇也是在一種“心動不如行動”的心理誘使下開始的。

　　據他母親譚玉群介紹，去年縣農業局和扶貧辦的人到村里開會，鼓勵村民種植香菇，并每戶免息借給2000元扶貧資金，一個造價4000元的大棚，農戶只需投資1000元即可。

　　“低投入，高產出，而且公司還要包銷。”冉啟銀就這幾句話說服了家里人，開始買竹子搭棚。憧憬自己能在這個項目上實現貧富的逆轉。

　　“去年種下來，扣了扶貧款后，還虧了。”冉啟銀的母親說，“拿到收購站去賣的香菇，價格低于事先的承諾，質量較差的他們根本就不收。”

　　扳著指頭把賬算了個來回的譚玉群認為，去本之后，種香菇一年也就掙1000多元錢。

　　希望變成失望之后，去年9月，冉啟銀和妻子去了溫州打工。家里的香菇大棚由父母照看。

　　去年，益民公司總經理周順友“失蹤”之后，“基地”的技術員和收購員也各自散去。“他們走后，我的房子就空著了。”譚任智說。他慶幸自己提前退了出來，因為去年收購站就在拖欠農民香菇款了。

　　譚玉群現在守著兒子留下的大棚，每天閑時去做簡單護理，出了菌菇就收著曬干，“舍不得，留著以后再說。”而她這樣自謀銷路的已是香菇種植戶的無奈選擇。

　　據她介紹，當初村里只有幾戶人家種植，后發展到20多戶。因為看不到利潤，加之收購站拖欠菇款，現在實際只有幾戶人家還在種植。

　　在她手上，還有幾百元益民菌業有限公司未付的收購款發票。記者看到，最近的是2004年12月20日的80元。

　　而就在重慶益民菌業有限公司總經理周順友來石柱發展之初，就向外界做了預計：未來3年，石柱香菇產業將發展到5000個大棚的規模，年產值近億元。屆時，石柱將可能是全國的香菇生產基地之一。

　　然而記者調查發現，直到周順友“失蹤”，這些繁榮的景象并沒有出現。

　　“扶貧者”的出走之謎

　　作為一個縣扶貧項目的老板，周順友的失蹤在坊間引發多個版本流傳。有人說他攜款而走；有人說他負債太多，公司無以再繼；也有人說他外出籌資去了。

　　這時，一個浙江商人怎樣與石柱結下的“香菇緣”，也是眾人頗為關注的。

　　據知情者介紹，石柱縣在15年前就開始大力發展香菇產業，但事與愿違，屢次嘗試均告失敗。

　　該縣為什么不舍香菇情結？是這里氣候濕潤，森林資源豐富的自然條件非常適宜菌類的生長。當地老百姓曾有這樣的比方，一段朽木倒在地里，用不了多久就能長出菌來。

　　正是看到這種資源優勢，從1989年開始，政府部門就把目光瞄準了食用價值高的香菇產業，并積極發動農民發展香菇大棚，但因為前期投入太高，技術要求高，一無資金二無技術的農民沒有被發動起來。

　　1997年，石柱再次發展大規模香菇產業，政府還投入了300萬元，建起了一批香菇大棚。但菌種培育技術含量高，重慶還缺乏這樣的技術。不得已，縣里有關部門組織人力到浙江購買菌種，等運回石柱，早已死去大半，發展香菇產業再次以失敗告終。

　　2002年，長期在武隆做香菇生意的浙江商人周順友到石柱考察，要求發展香菇產業。當時，盡管沒有多少人看好他，但急于發展此項產業的政府有關部門仍給了他試種的機會。很快，周順友從浙江老家帶來了技術人員。

　　石柱縣農業局辦公室主任譚偉平說，當時，周順友向國家扶貧辦提出申請，經石柱縣扶貧辦、縣財政局、縣農業局審批后，得到了195萬元的扶貧貸款，再通過當地財政支付轉移給他。

　　為了使周順友在整個扶貧項目過程中有“目標指數”，當地政府與他簽訂“承諾書”。至于內容，石柱縣農業局未作說明。

　　為了鼓勵農民發展香菇種植，每戶的香菇大棚給扶貧資金2000元，益民菌業有限公司補貼500元，農戶自籌1000元。“這樣，發展大棚的資金基本解決。”譚偉平說。而縣扶貧辦、農業局、財政局再根據益民菌業有限公司的工作進度撥付扶貧資金。

　　周順友“失蹤”之后，大家對“益民公司”的資質產生了懷疑。做為當時審批部門之一的石柱縣農業局認為，“沒有問題，當時公司的注冊資金有60多萬元，加之周順友在武隆搞過幾年香菇產業，不應該是騙子。”

　　扶貧款成了“唐僧肉”

　　但據“益民菌業有限公司”早期的一位財務人員介紹，公司當時賬面上就是零，而維護公司運作的流動資金都是周順友借來的。

　　就在那種“緊張”的情況下，公司運轉正常，并取得了大部分農戶的信賴。“每個月都要跟農民兌現一次香菇款。”公司賬務相當清楚。

　　之后，公司外債越來越多，“要賬的人幾乎要排隊了。”公司的合股人何光明也拆股走人。

　　2004年12月15日，周順友離開公司，聲稱28日趕回來。年關將至，拖欠幾個月的工資也該在這時結清，公司百余名員工翹首盼著28日這天。但這一天，他們沒有盼到周順友，他的手機也一直處在關機狀態。

　　“公司員工最多的有9個月工資沒領到，最少的也有3個月。”公司員工對記者說。

　　一位“益民公司”的辦公室人員介紹，周順友“失蹤”之后，曾給他打過電話，號碼顯示是馬來西亞的。因信號原因，沒講兩句就斷了。據他說，公司最后一批貨就是發往馬來西亞的，至少也有幾十萬的貨款。而這筆貨款還從來沒體現在公司賬面上。

　　事情發生后，公司員工曾向政府尋求幫助，并有人直言是相關部門對扶貧企業審批不嚴，對扶貧資金監管不力，對扶貧項目論證不夠造成的。

　　石柱縣農業局辦公室主任譚偉平不這樣認為，“對扶貧資金用途的監管我們是相當嚴格的，每個大棚是2000元扶貧資金，一個大棚5000個菌棒，我們都是點清楚了的。但事情發生后，農業局也無能為力。也沒有去查找周的相關行蹤，那不可能找得到。”

　　據他介紹，“益民菌業公司共得到130萬元左右的扶貧資金，最后一次是去年12月19日的20萬元，主要用來支付農民的香菇款。”

　　對周順友的出走，農業局事先沒有一點察覺？但譚偉平坦承，“已感覺到他們的經營艱難。”就此也曾擔心周離走。“周的離開，我們認為是公司無力再經營下去了。”

　　公司是怎樣的一個虧損狀況，周順友有沒有攜扶貧資金離走？記者幾經周折，在武隆縣找到當時“益民公司”出納張慶。

　　“賬上沒得一分錢，每次扶貧款撥付到公司后，都用來購買原材料和支付菇款。”如今，張慶也有3個月工資未領到。他認為，周順友是因管理混亂引發虧損而被迫離走。

　　同時，據他透露，就在去年6月份，縣扶貧辦拿了4萬元的發票，到公司報銷，“多數都是吃、住的，當時公司就有些吃緊，但扶貧辦說這些費用都是為這個項目所開銷的。當時公司領導到相關部門領取扶貧款時，感到困難重重，曾抱怨‘再也不想去了’”。

　　另據其他員工反映，縣政府相關部門曾多次在公司進行費用報銷。記者就此向當時周順友合股人何光明求證時，他現在對此“保留意見和說法。”并征詢記者，公司拖欠員工的10余萬工資能否在見報后得到解決，這是他很關心的。

　　他認為：就全部賬來算，公司沒虧。然而不管怎樣，這100多萬扶貧款可能已經打了“水漂”。

　　可能打水漂的錢怎么追回？欠農民的錢如何兌現？在記者的調查中，所有接受采訪的人都表示“毫無辦法”。有官員這樣認為：此一項目的突然死亡說明，政府扶貧行動的制度設計并不完善。在扶貧款的轉移支付過程中，往往有部分資金流入了某些“能人”腰包。人們對這種帶有政策色彩的扶貧貸款的認識卻存在一些誤差，常常把扶貧與救濟等同，把它當成了“唐僧肉”。由于缺乏來自納稅人和上級機關的監督，在事實上，一些“扶貧者”在使用這筆“無主資源”少了制度的約束。最終使一些扶貧項目“曇花一現”，半途垮掉。當然，這些也有當地政府在招商引資上的急切。對需要脫貧的農民來說，在那種扶貧資源的誘惑下，從最初的亢奮到最后的失望。他們顯然是沒有任何依仗的“牽連者”。這時，重新審視扶貧資金的供給使用和監管方式，尤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