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清明代表：各級財政應設專項資金培訓農民工

    新華網北京3月8日電(記者 黃冠)

　　商圣玉，男，17歲，山東鄆城人，在北京某水站打工。

　　給記者家送水的小商，一眼看去像個孩子，靦腆得很。每次送他出門，他都小聲說一句“叔叔，再見”。

　　他老家也在農村，去年初中畢業，今年大年初四，和親戚一起來到北京。這是小商第一次外出打工。他沒像村里其他人那樣去南方，一問原因，他說：“北京是首都，想來看看。”

　　小商的工作包吃包住，沒周末，每天8點半開晨會，9點上班，晚上8點半下班。送水工有兩個人，每天送出三四十桶水，每桶重40斤，要搬來搬去。“有電梯還好，沒電梯，上三層就得歇一次。這活兒還挺累。”小商說。

　　打工十幾天，小商便打定了主意：“不想再回老家了。”

　　“想在城里立住腳的人多了，你打算一輩子送水？”記者問。

　　“也不是。怎么弄，還沒想好。”

　　小商家6口人，兄弟姊妹4個。大姐今年24歲，在煙臺讀完大專，又自學本科，4年花了五六萬元，去年畢業，曾在縣高中教半年語文，又辭職去了煙臺打工。大哥今年23歲，初中畢業，已成家，在家主要做“拉皮子”生意。二哥今年18歲，上高二，學習成績不錯，年前考全班第一。

　　17歲，對城里的孩子來說，還是上學年齡。于是記者問：“為什么不再上了，是家里沒錢？”

　　“學也學不會，浪費時間。每學期二百多塊錢，不是交不起。要是考不上好大學，找工作還得自己作難。”據他說，他們村和他大姐那個年齡段的人，上學的還有很多，而他這個年齡段的，村里上學的沒幾個人，要么在家做生意，要么去打工，光種地家里窮得很。

　　“打工過程中，有沒有讓你覺得不舒服的地方？”記者問。

　　“有。搬水進人家，人家不讓進，要戴上腳套。這樣的人家還不少，裝修得很好，就嫌農村人臟。” 問到吃得怎么樣，小商說，這里比家里好。早點自己買，午飯和晚飯都有兩三個菜，而老家只有中午炒大鍋菜，早晚吃咸菜。

　　馬清明代表(中共湖北省仙桃市委書記)：

　　在南方農村的許多地方，人均不到一畝田，那么多勞動力，都守著這點土地，就是種金種銀又能怎樣？減少農業人口才能富裕農民，剩余勞動力走出農村才有出路。在仙桃，每到春節，通過郵政匯回的打工收入在4億元以上；凡是外出打工多的農村，漂亮的二層樓一幢挨一幢。這種現象恰恰說明：幫扶農村，除了好的政策，城市吸納農村轉移出去的人口對傳統農區多么重要！

　　而現在的問題是：這些基本上是自發走出農村的勞動力，大多數缺少培訓，缺少一技之長，就是走出去了，在城市也不好謀生，只能靠簡單出賣勞動力，結果更難融入城市。像小商，不可能送一輩子水吧，但他沒有經過任何培訓又怎么能干技術活呢？而這種沒有技術含量的活，隨時都有被替換的可能。沒有個長期且比較穩定的“飯碗”，暫時轉移出去的勞動力，終究還得倒流回來。

　　現在很多地方在喊“技工荒”，可為數龐大的農民工又何以能自動成為技工？作為農民工輸出地的地方政府，決不能認為，農民走出去了，就可以不管了，可以坐享“打工經濟”成果了。當務之急，就是輸出農民工之前，教給他們一定的勞動技能，使他們能適應城鎮的需要，具備在城鎮扎根的能力。

　　目前，農民工培訓并沒有形成規模，也沒聽說哪個地方形成了像“菲傭”那樣叫得響的知名品牌，其根本原因，不外乎農民工培訓沒有政策扶持和資金投入。建議中央和各級地方財政，都要設立專項資金，用于農民工培訓。

　　在仙桃市，我們也努力探索農民工的培訓辦法，一方面讓勞動就業部門與沿海和市內企業掛鉤，把培訓費用降到最低，然后把經過培訓的農民工有計劃地輸出；另一方面，鼓勵民營企業邊吸收邊培訓農民工，比如在彭場鎮，130多家企業就吸收農民工1.8萬人，當地每戶至少有一人在鎮上上班。

　　農民工紛紛回家蓋樓，但一過完年，往往人去樓空。這正反映了農民工無法扎根城鎮，也無法再回農村的尷尬。作為農民工輸入地的城鎮，除了創造條件提供技術培訓之外，還要以更寬闊的胸懷，自覺盡快拆除各種藩籬，為農民工提供市民待遇，在教育、醫療、勞動保障等方面切實解決其實際困難，降低農民工在城鎮的生活成本。

　　據統計，在我國二、三產業就業人口中，農民工約占46%。只有更多的農民工轉化為真正的產業工人，從根本上解決“三農”難題，縮小城鄉差別才有可能，實現全面小康、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才能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