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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北京3月6日電
十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重慶代表團準備了40件擬向大會提交的具有全國普遍意義的立法建議，沒有一件向中央伸手要這要那。
“這和5年前有了很大不同。”一位重慶代表私下感嘆。
2000年，國家正式開始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當時，在迅速奔富的心態作用下，西部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給人的共同感覺是一個字：急！
“當時，來自西部的代表、委員提交的議案、提案，相當比例是站在地方本位立場吐苦水，要錢、要政策，要求國家將自己所在地確定為西部大開發重點。重慶、陜西、四川等省、市互不相讓，紛紛召開新聞發布會，標榜其作為所謂大開發‘橋頭堡’的優勢，一幅‘西部老大，舍我其誰’的樣子。”參加過2000年“兩會”報道的記者黃先生清楚地記得。
5年彈指一揮間。今天，整個西部的心態，似乎都在向平和、務實回歸。不僅僅重慶，在其他的西部代表團，一味為自己“伸手”、相互“比拼”的議案、提案都少了，取而代之的，是對樹立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大背景下的本地區共同發展的關注。
在討論溫家寶總理《政府工作報告》的時候，重慶市委副書記、市長王鴻舉，四川省委副書記、省長張中偉，以及西安市委副書記、市長孫清云等西部高官代表的發言，都是站在整個西部的高度，探討大開發如何繼續深入推進。
“西部的12個省(區、市)，除了生態環境、基礎設施面臨著基本相同的情況外，其他方面，各有各的優勢，各有各的條件，各有各的傳統，應該突出各自的優勢和特色，并著力整合、互補。”王鴻舉說，這已經成為大家的共識。
去年，在區域社會經濟協作中一直牽手四川的重慶，第一次目光向南，向近鄰貴州“示好”。由全國人大代表、重慶市委書記黃鎮東率領的一個龐大的代表團，在對貴州進行了持續多日的考察、訪問之后，雙方簽訂了一攬子全方位、深層次合作的協議。人們注意到，此前的用電高峰期，重慶電力供應吃緊，有關市領導曾專程登門煤電資源豐富的貴州，尋求電力支持。
王鴻舉分析，西部看上去不再像5年前那么“急”的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中央政府5年來加大對西部的投入，西部長期積累下來的“投資饑渴”有所緩解；二是通過西部大開發的實踐，西部人日益冷靜地認識到，大開發是個長期、艱巨的歷史過程，難以一蹴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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