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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嬗變
——一個皖北鄉村的悄然變遷
本報記者 范利祥
安徽報道
司德利敲開楊俊貴家那扇紅漆漆的大門，燦爛的陽光跟著撲進來。
“我想承包兩百畝地，你看咋辦？”他拎著兩瓶白酒，滿面笑容。
楊俊貴疑惑地上下打量著這位不速之客。這不是司李趙生產隊隊長司洪恩的四子嗎？一陣寒暄之后，楊帶著司德利一家一戶去拜訪村民，尤其是那些男勞力在外打工的家庭。
這是2004年的最后一天，積雪尚未消融。司德利的歸來，使得這個寧靜的村莊頓時沸騰起來。
“回家，種地去！”
十年前，司德利不顧親戚鄰居的“勸說”，拋下家中的四畝地，毅然只身來到上海。十年后歸來的司德利，因他的“大膽”想法，成為了村中的“新聞人物”。
司洪恩很為兒子的舉動感到興奮。不愛喝酒的他這次破例多喝了兩杯。“要是以前，說啥我也不會讓這孩子包那么多地。”
67歲的老司深感最近幾年來發生在農民身上的變化。“上交的錢是越來越少了。”他說。而更讓他感慨不已的是，通過自家那臺80元買來的黑白電視，他知道“今年省里要取消農業稅了”。
談起農村稅費改革，老司說，在沒有實行農村稅費改革之前，各種費用是多如牛毛，具體到每個農民頭上，每人每年要200多元。
“可別小看這200多塊！俺家有8口人，以前光這個費用每年就得拿出一千五六！”老司掰著粗糙的手指頭算著細帳，“啥名目都有，什么鄉統籌村提留、特產稅、農業稅、屠宰稅、教育(集資)費… …真是五花八門！”
2000年以后，安徽正式在全省推廣農村稅費改革。幾年來，司洪恩上交的“稅費”也逐步減少為去年的20多元。
“現在取消農業稅，種糧食有盼頭了。”司德利接過話茬。“更主要的還是國家對農業的政策越來越寬松了，不僅不要啥費用了，還‘倒貼’(直補)給咱每畝幾塊錢呢！”他咂咂嘴說。
盡管八字還沒有一撇，但藍圖已經在司德利心中醞釀。“我要搞規模化經營。只有搞大規模生產，種地才能有出息。”司德利說，他準備找到市里的煙草公司，與他們簽定供銷合同，“發展定單農業”。
他還有一個想法，在鎮里注冊一個私營糧食購銷企業，“收購糧食，然后再賣給一些面粉加工廠”。“現在糧食價格放開了，糧販子也能‘出頭露面’了。”
不過，事情并沒有他想象的那么順利。他遇到了最強勁的對手——李莊的李龍飛也從廣州回來了，他跟司德利的“點子想到一起了”。最后他們選擇了合伙承包。“共同投資，風險共擔。”司德利說。
真正棘手的難題是，司李趙生產隊的不少村民不愿意把地租給司德利。“有的農民干脆自己種地，然后等農忙時再回來。”而且，司李趙生產隊人均耕地占有量太小，每人1.3畝地，“地塊比較分散，組織起來比較困難”。
所以，司德利找到了楊俊貴，希望能幫他“到農戶家里通融通融”。
“村干部都走光了！”
楊俊貴是楊崗行政村村委書記。這是位于安徽北部的一個農業大市——阜陽市所轄的一個再普通不過的村子。包括司李趙在內，該村共管轄5個生產隊，人口將近1000。
現在的楊俊貴感覺到有些孤獨。最近幾年來，那些村干部一個個要么“辭職”下海，要么遭解聘。而按照上級(十河鎮政府)的要求，到今年三月底，估計每個村只能留兩至三名村干部。
村委會主任司德科也有同感。“村里工作主要有兩大塊：收稅、抓計劃生育。”在實施農村稅費改革之前，村干部工作極為繁重，尤其是在收稅時，“走村串戶”，“耗時費力”。
那個時候，鄉村干部與農民的關系極為惡化。一位趙姓老人向記者回憶，“嚴重的時候，有的村民甚至拎著菜刀追著村干部砍！”
一位被辭退的村干部透露，那個時候鎮里經常給村里下一些稅收和計劃生育任務，于是有些村就趁機“搭車”收取一些說不出名目的“費用”，截留在村級財政，形成“基層小金庫”。隨后，這些錢就“被以各種形式花光了”。
楊崗村在最為“鼎盛”時候，曾有20多個村干部，“就這人手還不夠，還招了一些臨時干部下鄉收稅。”但隨著一場場靜悄悄的革命，楊崗村陷入了人滿為患的窘迫境地。
“各種稅收取消后，基層普遍存在著僧多粥少的局面。”尤其是農業稅取消后，這些村干部再也找不出什么收費的名目來，其“工作量”和村級收入，也大大減少。
于是，楊俊貴上任后，祭起了精簡機構的大旗。目前，除去生產隊隊長，楊崗村只有7名村干部。
“除了抓計劃生育，基本上也沒啥活干了，留在這里也沒多大意思。”一位村干部說，他不久前剛離開村委，準備到廣州打工。
但村干部的減少有時也會使村里的工作措手不及。前年的“非典”，著實讓這個平淡無奇的小村喧囂了一陣子。
由于當地基本上沒有像樣的公共衛生防疫體系，他們只有靠人力來阻止這場飛來之禍。村里召開緊急會議，把全村村民緊急編制成“臨時民兵”，在通往村里的每個關卡路口，晝夜駐守，阻止外來人群入村。
“一些不可預見的問題往往會防不勝防地侵入基層，如果村干部都解散了，誰來弄這些工作？”一位村干部這樣反問記者。
新“工作計劃”
通往司莊的那條馬路破爛不堪，“下起雨來更是寸步難行”。這是司洪恩最為難過的地方。
“以前修馬路的時候，各家各戶要么出人，要么出錢(錢歸村集體資產)，所以修一條馬路往往很順當。”
但現在農村稅改后，按照“一事一議”的原則，司洪恩為這條馬路多次召集村民開會，都是沒有結果。“村民不愿意修，你也沒辦法，更不能像以前那樣強行要求他們修。”
取消農業稅相當于斷了鄉鎮政府的財源。照目前來看，光村委會正常運轉就已經相當困難。村民不出錢修路，財政也不可能解決這個問題。這讓楊俊貴感覺工作并不輕松。
與大多數村一樣，楊崗村基本上沒有什么集體資產，也沒有什么村辦企業。村里唯一的集體資產——村北的那個小土窯，8年前就被關閉了。
還有更多的麻煩困擾著楊俊貴。楊崗村蓋的小學，占用了部分農民的耕地，當時雙方約定，占用耕地的補償費抵消農民的各種農業稅費。由于以前種地不掙錢，農民也懶得計較太多，耕地被占用后就出去打工了。但現在國家不再收取任何農業稅了，一些農民紛紛回來要地。
這令楊俊貴感覺到非常棘手。給農民地，又不能把學校給扒了；給他們新的補償，村里又沒有錢。這些“新債”逼得楊俊貴愁眉苦臉。
“單說村干部工資這一塊，農業稅取消后，村里資金已經是捉襟見肘，光靠上面的補助(轉移支付)肯定不行。”
但司德利的到來，讓楊俊貴眼前突然一亮：何不把在外地打工的農民工“招安”回來，鼓勵他們在村里創業？
“要發展，還是要靠自己。”楊俊貴坦然承認，這種意識是最近才萌生的。“以前農業稅費很多的時候，工作又多又雜，根本沒有心思想這個問題。”
楊崗村盛產煙草、山芋、小麥等。“這里不是沒有資源，但不知道力用在哪里，工作很被動。”“東西種出來了，賣給誰？怎么賣？以前都無暇顧及。”
“農民種東西賣不出去，或者賣不了好價錢，他當然不愿意種地了。”司洪恩說，經濟型農作物更是缺乏專業技術人員的指導，“農民不會種，誤打誤撞，肯定會連老本也賠進去。”
以前，司莊曾有不少農戶種植了一個叫“桔梗”的中藥材，但后來找不到買家，全部爛在地里，“哭都哭不出來”。
楊俊貴已經厭煩了這種被動的工作狀態。今年年初，他給自己制定了兩個以前從來沒有想到過的“工作計劃”：第一，找到那些在外地干得稍有聲色的村民，讓他們為村里的發展獻計獻策，吸引他們回來創業；第二，組織一批農村經紀人，先為農產品找“婆家”，然后再連片生產。
“雖然種地有奔頭了，但外出的農民還是很多。”司洪恩說。
其原因是，雖然現在農業稅取消了，但目前化肥的價格也一漲再漲，“一袋要比以前貴幾十元”，“農民的投入成本加大了，甚至超過農業稅取消帶來的實惠”。所以，他們只有再度背井離鄉，走向打工的路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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