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四大中資機構投懷 深圳招商顯現親港模式

　　-本報記者 陽靜純 深圳報道

　　深圳近來的招商舉措有意亦或無意間�燂@現出一種“親港”的傾向。

　　今年初，香港中銀集團把中銀保險有限公司的總部放在深圳；2月下旬，深圳相繼與香港中旅集團、中國光大集團簽署旨在加強長期戰略合作的框架協議，這距離去年10月深圳與 招商局簽署合作備忘錄僅四個月時間；而華潤則早在2003年底就和深圳簽訂合作框架協議。至此，深圳與香港“四大”中資機構已先后建立緊密合作關系。幾大機構都表示將在深圳建立內地總部或業務基地并進行大規模投資。

　　“都是一個娘胎里出來的，可能溝通起來更容易吧。”深圳社科院院長樂正認為香港大機構入駐只是深圳建設國際化城市戰略的起步，畢竟“這些大機構入駐，對進一步吸引駐港和其他歐美跨國企業可贏得不少分數”。

　　同時，四大機構均屬現代服務業，這對深圳改善產業結構還有現實意義。當然，合作對深圳最直接、最實在的好處是稅收增加。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華南研究中心主任譚剛這樣認為。

　　選擇深圳

　　“選擇深圳是再自然不過的事。”香港中旅集團辦公室主任歐陽歷數擇深幾大好處：“一是就近，來往方便；二是深圳已有很多項目，管理方便，成本也低；三是深圳創新意識比較強，很多新的東西都在深圳試點；四是深圳在向國際化邁進，國際交流會更加方便；再有就是雙方合作一直沒斷過而且非常愉快。”

　　這些當然是理由，但與此同時深圳的一系列優惠政策也很有吸引力。2003年初的“金融18條”以向駐深金融總部一次性發放500萬的紅包及一攬子土地、人才優惠政策，立竿見影地使總部在深圳的保險法人機構增加到6家。

　　減少成本是一個重要動力。香港經濟復蘇已經帶來物業價格反彈，樂正表示。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華南研究中心主任譚剛在調研時也發現，四大機構在香港空間“非常局促，有資金實力也不一定能拿到地。深圳雖然用地緊張，但仍比香港容易，尤其對這些大機構更是如此”。

　　優惠的土地政策顯然對招商有極大殺傷力。據規劃委員會某成員透露，某世界500強企業當初看中深圳的一塊地，但那塊地已規劃為綠化用地，要改變功能需要規劃委員會2／3成員通過。“該公司稱若不得此地就將總部放到上海去。后來在政府高層游說下，方案最后幾乎全票通過”。

　　除土地、財政支持外，政府營商環境也讓企業省心不少。按上述框架協議，政企雙方設立協調委員會或聯合委員會，并進行每年一次以上的會晤。該模式已在招商局運行了一段時間。該公司某高管認為，這對提高企業辦事效率是有效的。該人士介紹：“委員會由深圳市派一名副市長任主任，企業總裁任副主任并設立專門聯絡人，雙方定期或不定期會晤。屆時各區區長、相關部門局長都到會，扯一扯各個項目進展，很多問題可在會上一次性解決。”他評價這讓雙方“在溝通上畢竟有一個渠道，但具體項目還是要看雙方談判的結果”。

　　盡管他認為框架協議只是“表面文章和原則性的東西”，但涉及到具體項目時這份協議就沉甸甸的。去年南油集團曾有出售其港口資產的打算，當時和黃希望能以拍賣方式接盤，但招商局通過與政府談判，借重組南油集團之機力挫和黃完成其整合西部港的夙愿。“這些企業享受的優先權大到很多項目的獲取，小到水電高峰期時可優先供電。”譚剛說。

　　業內人士認為，隨著深港同城化趨勢加速，港企入深還會進一步加大。據2月初深圳通過的《深圳市融入泛珠三角區域合作實施方案》，《方案》提到深圳將開展和推進廣深港客運專線等基建項目，并探討“深港兩地出租車異地行駛，構建半小時工作圈”的可行性。“只要不是完全脫離香港資源，港企多會選擇深圳。”樂正說。

　　譚剛認為，盡管長三角現在招商引資勢頭很猛，但長三角這種依靠外來投資和銀行貸款的經濟模式，受宏觀調控影響大；而據很多研究機構作的評估，深圳經濟受國家這一輪宏觀調控的影響極小。“這反映了廣東地區經濟結構穩定，適應能力強，這些公司在做投資決策時會對這些方面有所判斷。”

　　淵源頗深

　　四大機構跟深圳的合作淵源頗深，合作并非一時“沖動”。“深圳20多年的歷史，就是深港合作20多年的歷史。”樂正表示。

　　作為深圳經濟建設的重要參與者，招商局蛇口工業區率先扮演了改革試驗田的角色，旗下現已赫赫有名的招商局物流、招商證券、招商地產、招商銀行、中集集團等企業都是伴隨深圳一起成長起來的。

　　香港中旅則可算是華僑城片區的塑造者。1985年中旅先后興建了“錦繡中華”、“中國民俗文化村”和“世界之窗”三個堪稱深圳名片的大型文化旅游景區。

　　在這輪合作熱潮后，受香港97金融危機、港幣保衛戰、經濟衰退等重大事件影響，深港合作曾一度陷于停滯狀態，“盡管四大機構出于戰略調整在2002年就表示出加強與深圳合作的愿望。”譚剛說，他當時曾到香港做一個“完善深圳投資環境”的調研，“四大機構均傳達了一個信號，希望加大對深投資力度。”

　　當時中旅由于外資投行調低其投資評級，認為其旅游及休閑業務令該行感到失望，中旅急于拓展內地房地產市場。港中旅總經理張學武表示，從2002年開始到2006年這幾年是中旅第二次創業的關鍵時期，地產業成為港中旅的支柱產業之一。于是，在深圳豪宅市場虛火甚旺的2002年，中旅心急火燎殺入深圳地產業。而華潤則已全面收購深圳萬佳，在全國范圍內全力發展零售業務。

　　但譚剛當時”印象最深刻”的還是招商局，”因為當時深圳確定了物流業為三大支柱產業之一。“但遺憾的是，隨后的禽流感、非典等原因，合作無法展開。譚剛表示直到2003年初深圳24小時通關，2003年下半年香港經濟復蘇，2004年6月CEPA的簽署及深港自由行，這一系列利好因素才重新點燃了雙方的激情。當年底，總投資逾40億港元的華潤中心首期工程落成，該項目為華潤集團“600億元在內地再造一個華潤”戰略最早啟動的龍頭項目之一。華潤集團負責人表示要用5到8年時間在內地再造一個華潤，為實現這個目標，華潤集團與深圳市政府全面加強了合作，建立了有效的合作機制。

　　同時，招商局與深圳談了三年的“整合西部港口、物流等資源”的項目也最終在2004年10月簽署合作備忘錄，根據備忘錄，未來3到5年內，招商局將在深圳投資100億港元，重點發展物流業。

　　政府意識

　　廣東兩會，對于深圳而言，則可能是一個刺激。

　　“兩會極大地刺激了深圳，再不采取行動，深圳的壓力就會更大。”國信證券研究所所長何誠穎說。兩會上，廣州一位代表甚至提交了深交所遷穗的提案。今年初，廣州市常務副市長沈柏年提出打造區域金融中心的雄心，并擬頒布《關于大力發展廣州金融業的意見》。該《意見》被指針對深圳“金融18條”而發，業內人士稱之為“濃縮版廣州10條”。

　　何誠穎說：“上海的金融中心地位是公認的，但深圳的區域金融中心只是自己說說，現在廣州也說自己是區域金融中心，深圳的位置很尷尬。”光大集團作為一家以金融業為重點、總資產3600億元的特大型國有企業集團，“深圳與光大的合作無疑會加重深圳爭做區域金融中心的籌碼。”

　　譚剛則認為這一時期的合作已從早期香港“三來一補”的民間自發轉移形式，轉變為“政府主導的服務業轉移的制度模式”。資源日漸緊張的深圳開始重視有選擇的引進，而選擇體現在必須符合深圳發展物流業、高科技產業、金融業三大支柱產業，建設國際化城市的戰略目標。

　　與“四大”的合作無不體現了深圳這一思路。先行一步的招商局在前海物流園和西部港開發已和深圳達成物流業的深度合作；中旅今后將加大深圳旅游業、物流業及旅游房地產的開發；光大則將重點加強在金融、投資、市政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的合作。

　　同時，四大機構均屬現代服務業，這對深圳改善產業結構還有現實意義。譚剛說：“深圳現在面臨著現實的矛盾，一方面工業化沒有完成，需要引進工業項目；另外城市化戰略又要求提高第三產業。”隨著汽車、精細化工項目的引入，深圳第三產業比例逐年下降，2003年深圳三大產業結構為0.6∶58.9∶40.5，2004年第三產業已降到30％多。“今年提出要將其提高到45％，這幾項合作對完成指標應該是一個支撐。”

　　當然，合作對深圳最直接、最實在的好處是稅收增加。“總部經濟可以帶動一系列離岸經濟，因為全國的營收都要匯總到深圳，這對深圳財政將是很大一筆收入。”譚剛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