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州模式 中國區域經濟發展尋找的第三種模式

　　當地區差距和東西部發展不平衡不斷被代表委員討論時，今年兩會的明星城市——蘇州的經濟發展成就更令人眩目，學習“蘇州模式”和“蘇州現象”正成為今年兩會的一個熱點。

　　“加快東西部均衡發展不能理解為簡單復制‘蘇州模式’，中西部和東北地區加快發展應該有自己的區域發展模式。”全國政協委員、云南大學發展研究院院長楊先明教授說。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曹和平則呼吁：“隨著中國非均衡的區域發展戰略正在向均衡的區域發展戰略轉型，現在，我們應該高度重視培育和創造第三種區域經濟發展模式的問題了！”

　　“蘇州模式”下的中國輻射

　　公開資料顯示，2004年蘇州GDP達到3450億元，悄然超過深圳；引資額高居各大中城市之首；工業總產值9560億元，占江蘇省工業總量的30%�焹H次于上海。短短幾年時間，蘇州經濟增長之快令人咂舌。

　　中國許多地區正在學習“蘇州模式”，蘇州政治現象也在擴散。2004年10月，蘇州市委書記的陳德銘和王岷的調任，表面看是蘇州地區政府官員輸出，實質上是蘇州經驗在全國區域經濟的一次擴散。

　　在中部六省市中，江西省委書記孟建柱和常務副省長吳新雄分別來自蘇州所在的長三角地區，此前分別擔任上海市委副書記和無錫市委副書記。

　　“讓那些來自經濟發達地區的干部去抓一抓經濟欠發達地區的工作，可以輸出先進的宏觀經濟管理經驗和觀念，帶動欠發達地區的經濟發展。這是‘蘇州模式’復制的關鍵，‘蘇州模式’之所以成功，一個重要前提就是有強勢政府和有效的政府，它在經濟運行過程中是高效率的。”國資委宏觀經濟研究部部長趙曉博士說。

　　在政壇光環照映下的“蘇州模式”已經蓋過了早年風行的“溫州模式”，成為區域經濟的樣板。理論上講，“蘇州模式”與“溫州模式”比較，更具有典型性和推廣性。“‘蘇州模式’是典型的引進發展型，以強勢政府和有效政府為基礎，以招商引資為手段，以土地換資金，以空間求發展。”趙曉博士甚至把“蘇州模式”看作是中國的縮影。

　　趙認為：“‘溫州模式’屬于創業發展型，帶有更多的草根特性。它存在的前提是良好的企業文化和社會資本，企業主們靠不斷的自我積累滾動發展起來，在這個過程中形成了一大批民企和企業家。在中國，很難找到第二個相同的案例，這種模式的復制和推廣難度更大，所以大家都學‘蘇州模式’。”

　　據了解，在貴陽市的白云區，交通和基礎設施并不十分便利。但該區通過招商引資，引進了一個大項目后2004年人均GDP達到了3500美元，遠遠超過國內平均水平，在西部地區相當少見。這一案例說明政府在經濟運行中的效用之強，外資推動見效之快。蘇州模式在偏遠山區況且能扎根，為什么就不能在條件比較好的中部和東北推行呢？這實際上成為政府官員信奉蘇州模式的邏輯。

　　“溫州模式”啟動轉型

　　今年春節后的溫州，在第一個千人大會上宣布“一號工程”啟動：縣市和有關機關負責人簽訂2005年的招商引資目標責任書，要求實際利用外資要增長50%。春節前，溫州市委提出2005年要重點解決溫州產業“低、小、散”和招商引資兩大難題。在之后的溫州市兩會上，招商引資作為“一號工程”寫入溫州市政府工作報告。種種跡象表明，風行20多年的“溫州模式”似乎正在復制蘇州經驗，向“蘇州模式”融合。

　　“‘溫州模式’和‘蘇州模式’作為中國區域經濟兩種發展模式，存在極大的差異性。‘溫州模式’對外資的依賴度小，形成了許多產業集群，而且產業鏈長，政府對市場的影響力不大。而‘蘇州模式’靠的是政府強力有效的規劃引導和外資的拉動，實現GDP的快速增長。”楊先明委員更加認同“溫州模式”，“‘溫州模式’往往打通了產業的上下游，有自主品牌，‘蘇州模式’只是處于國際產業鏈中低端的加工鏈條。中國其他區域經濟應該學習的是‘溫州模式’，而不是‘蘇州模式’！”

　　盡管如此，面對蘇州連年GDP的高速增長，溫州近幾年來的GDP增速在全省的排名較后，加上溫州資金和企業的外流。溫州主動轉型，實施了“一港三城”新戰略：建設東南沿海大商港、國際性輕工城、最具活力的開放城市和濱海山水文化名城。同時，溫州又打出“百項千億”基礎設施建設工程，全面吸收資本要素回流，推動城市化進程。

　　“溫州模式”向“蘇州模式”融合的兩個關鍵就是塑造強勢政府和引資。溫州“一號工程”的啟動表明，溫州打造強勢政府和開放性經濟有益的嘗試。然而，越來越多的專家正在懷疑“蘇州模式”的全國區域的簡單復制，部分地區的黨政領導人更多的把“蘇州模式”理解成為改善投資環境和加強招商引資。內蒙古自治區政協副主席、全國政協委員許柏年并不認為“蘇州模式”在全國能夠大規模的推廣。他對本報記者說：“‘蘇州模式’有明顯的短處，搞的是來料加工，產業鏈條短，對外資依賴程度大，大部分利潤都被外資轉移，老百姓并不富裕，我國其他區域經濟采用‘蘇州模式’是不可取的。”

　　第三種區域發展模式之爭

　　在中國三大區域經濟領域中，“長三角”、“珠三角”和環渤海經濟圈都紛紛走上了以制造業為基礎、以出口為導向的工業化之路，其中的典型是“溫州模式”和“蘇州模式”。“目前關鍵是在經濟區域更為廣闊的中西部地區，我們根本無法復制‘溫州模式’和‘蘇州模式’，自然就提出了尋找中國區域經濟的第三種模式的現實課題。”楊先明教授說。

　　“從國際的發展模式來看，分為以新港澳臺為代表的制造業出口導向型模式、以加拿大及澳大利亞為代表的資源深加工模式和以瑞士為代表的內陸服務業發展模式等。中國的‘蘇州模式’和‘溫州模式’從實質上屬于新港澳臺模式。”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曹和平評價說。

　　曹和平說：“除了既有的三大核心區域外，東北老工業基地正在汲取并推行‘蘇州經驗’，引進各種資本參與國企改革。但中西部地區的發展缺乏亮點，近幾年東西部的差距正在進一步拉大。我認為，推行了20多年來的非均衡區域發展戰略應該向均衡的區域發展戰略轉型。中國現在到了重視培育和創造第三種區域經濟發展模式的時候了，并以此來推動空間和潛力更大的中西部經濟。”

　　曹和平認為，珠三角和長三角經濟增長都沿著以出口為導向，從日化用品到重化工，最后到高科技延伸的制造業之路，在實現GDP快速增長的同時，也付出了較大的能源、環境代價。“中國的中西部地區有必要再重新走這條老路嗎？如果說現在仍然單純以過去的GDP指標導向來衡量這個發展模式，這是最有效的發展之路。但20多年來的經濟發展告訴我們，在GDP繼續高速增長的同時，我們可能付出更多的代價，得不償失。”

　　“瑞士模式”值得借鑒

　　未來中國區域經濟第三種發展模式是什么呢？新一屆政府所倡導的“科學發展觀”和“構建和諧社會”將成為這一模式下的主音符。“中國應該暫時拋開制造業出口導向型模式的思維，汲取各國發展模式的經驗。其中，‘瑞士模式’值得借鑒。瑞士是典型的山國，交通不便，但地理的特點決定了它繞開了成本高的重化工業之路，發展旅游、金融保險和精工制造等產業，實現了國強民富。”曹和平說，我國中西部許多地區，如云南、貴州和重慶等地區與歐洲的內陸國家瑞士相似，我國中西部地區應該避免重走重化工業的路子，應學習“瑞士模式”。

　　曹和平分析，推行“瑞士模式”的試點應該在云南。早前云南也是中國一個重要的制造基地，但運輸和流通的高成本實際上制約了制造業的發展。幾十年來，人們并沒有刻意去改變云南的產業結構，但現在市場選擇的結果是，云南的煙草業和旅游業在全國是很有實力的，但汽車業卻始終做不上去。這實際上暗合了“瑞士模式”的產業結構。

　　“除了云南，還有貴州、南昌、泉州、承德、太原和西安等城市，都可以推行‘瑞士模式’。湖北的十堰是一個反面的印證，十堰是二汽的老家，但地處山區，制造成本居高不下，現在不得不搬到武漢，現在開始大力發展本地的特色種植業。”

　　來自歐洲大陸的“瑞士模式”能夠成為中國區域經濟的第三種發展模式嗎？楊先明委員擔心“瑞士模式”的推行不能解決中西部地區的龐大的就業人口問題，“發展旅游、金融保險和其他特色產業當然好，但這些行業的產值小了，不能滿足多數人的就業需要。中西部地區傳統的工業化之路是繞不開的。”

　　楊先明委員認為，西部區域的特點是資源豐富，應該走一條新資源型工業化發展模式，與原來的原材料粗加工比較，西部應該加快產業結構的升級，對原材料深加工，延長產業鏈，提高科技含量。在這種模式下必須有一個同“蘇州模式”相同的前提，即有為的政府，政府在產業結構的升級中要起到主導作用，在引進內資上下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