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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兩會在即，“三農”問題再度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而國情專家胡鞍鋼日前提出，中國其實存在著“四農”問題，除人們常常提到的“三農”問題外，還有一個農民工問題，這將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核心。
胡鞍鋼表示，“四農”問題本質上是“一國兩制”問題，即中國于1950年代建立的城鄉兩種不同身份居民的制度安排，讓農民工處在一個“既不著(農)村，也不著城(市)”的環
境里，使農民工個人收入轉移支付、個人及家庭的公共服務形成一個巨大缺口。進入21世紀后，中國在第十個五年規劃中首次明確要促進農業勞動力大規模轉移，并提出每年800萬的目標。但政策上的“綠燈”尚未解決本質上的“一國兩制”問題，農民工問題因此日益凸顯。胡鞍鋼認為，中國沿海地區也是農民工主要聚集區，應該率先完成“一省(市)兩制”到“一省(市)一制”的轉變，進而推動實現“一國一制”。他呼吁沿海地區要讓農民工參與工業化、城市化進程并分享成果。胡鞍鋼表示，解決“四農”問題的最終目的就是使農民工成為市民、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公民，它將成為繼土地改革、“大包干”之后中國農民的“第三次解放”。(3月2日農業部網站)
胡鞍鋼強調農民工問題、強調城市化的重要性沒有錯，不過，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三農”問題，既有城市化道路由于歷史和現實政策的原因受阻的問題，也有農村資源單向度向城市流動造成農村大量“失血”的問題。農村的存款、農村的人才、農村的資金，幾乎都是單向度地向城市流動，而城市只有極少量的財富通過購買農產品流向農村。但那少量的資金很快在巨大的人海里分散殆盡，平均每個農民真正到手的寥寥無幾。稍微富裕起來的農民都逐漸、依次向小城鎮、中等城市和大城市購房置業，卻很少有大規模資金流回農村購房置業，因為相關政策禁止城市居民在農村購房，不僅阻斷了千百年來“告老還鄉”的中國文化傳統，也阻斷了大筆資金回流農村的道路。
土地問題也類似。今天已經有很多人在關注農民的增產增收問題，但在七個農民為三個城市居民生產農副產品的條件下，不論是農副產品的價格提高，還是農副產品的增收，對農民實際收入的增加意義都不大。特別是還得時時警惕增產后導致價格下降“谷賤傷農”增產不增收的問題。
所以，解決農民問題要有城鄉一體化的大思路，任何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都不可能解決問題，甚至適得其反。農民的富裕和解放，只有通過農業產業化、向城市轉移大量農村人口來實現，增產問題、農業結構調整問題，乃至于農村民主制度建設和鄉鎮機構改革問題，都只是暫時性的、表面上的問題，不可能根本性地解決問題。
筆者以為，不管是“三農”也好“四農”也罷，想根本性解決農民問題，是否應從兩個大方面入手：一是“里應外合”解決農業產業化規模化問題和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中的市民化問題。前者要求改革和完善土地制度，通過土地私有化或者“永租制”完善土地產權，以此促進土地自然流轉，促進農民向市民轉變，促進城市資本向農業投入，從而從根本上提高農業的效益。
后者則要求改革現有的戶籍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城鄉之間、城市之間的公民自由流動不應有戶籍和社會保障等方面的障礙。
二是建立無歧視、無障礙的城鄉統一大市場，取消各種阻礙城鄉自由交易的政策壁壘，不管其出于多么高尚的目的。以此理順少量城市居民向鄉村“回流”的道路，提升鄉村的社會和財富品質，并最終達到縮小城鄉差距的目的。(童大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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