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委員：今年替百姓說點啥

　　本報記者：林玉 王鶴 程楠 李圓　　

　　教育收費為啥這么高

　　來自安徽農村的小章2000年上了大學，學費在她入學的這年漲到了4800元，每年還要交550元的住宿費。家庭年收入只有5000元的小章和同上大學的妹妹只好選擇了助學貸款。

　　近10多年來，不少地方先后對高等教育實行高收費，以至全國都實現了普遍的收費“并軌”，這給全國學子及其家庭帶來了深遠的影響。不少家境貧寒的學生選擇當時還沒收費的一些師范、軍事院校以及收費略少的專科學校，從而影響了他們根據自身愛好對發展方向的選擇權。有的家境貧寒的學生，因高收費而痛失進一步學習深造的機會。

　　除了高等學校高收費外，中學、小學乃至幼兒園教育的高收費、亂收費現象也相當普遍。根據人民銀行2004年第四季度的調查,在城鄉居民儲蓄目的調查中,子女教育費用排在第一位,位列養老和住房之前。而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公布的2004上半年價格舉報六大熱點中，教育亂收費竟然居首位。

　　“假如我是人大代表，就會提出一個議案，要求國家必須保持教育開支在整個財政收入中的重要比重，把教育投入向基層、向教師傾斜。教育收費問題不解決，國家教育就可能成為富人的獨享品，這是十分可怕的。”來自河南農村、在京打工的一位男青年說。

　　固話月租費能不能取消

　　2005年1月，北京市人大代表李鐵軍向市人大建議，取消電話月租費，只按使用量收費。此舉再度引發了人們對取消固話月租費的關注。

　　“我和老伴一個月也打不了幾個電話，交30塊左右的電話費，其中月租費就占26塊。”家住北京市石景山區魯谷小區的張大爺對記者說，“其實，象我們家這種情況的有很多，特別是老年人。”

　　“月租費一直就存在，對于城市白領或其他收入相對穩定的人群來講，不是什么問題，大家早已習慣。但對農村居民以及收入較低的人群來講，這個高昂收費讓他們無力承擔，極大地影響了農村電話用戶的普及。”北京工商大學教授謝志華說。

　　李鐵軍在建議取消月租費時曾把電信類比水網、電網業務，認為后兩者同屬公共服務，同樣需要設備維護，但不收取月租費，因此電信業也不應該收取月租費。這得到了公眾的廣泛認同。

　　但是電信研究院政策研究所所長陳金橋和其他一些業內專家則表示，月租費的收費方式之所以在全球通行，取決于電信業自身的特點：技術含量高更新快，需要全球范圍聯接，且對安全性和質量的要求都相當高。如取消月租而按通話量收費，每分鐘的通話費用必然比現在有所提高，那么如此收費也給另一個消費階層特別是政府，企業和使用電話頻繁的用戶帶來極大影響。

　　看來，雖然廣大消費者熱切希望能夠取消固定電話月租費，但是由于種種原因，這個“美夢”暫時難圓。期望人大代表、政協委員，能就這個問題支出高招。

　　春運車票漲價是不是“削峰填谷”

　　春運期間，火車票漲價已經不是什么新鮮事，每年一到這個時候，各線列車票價都有15%到20%的上浮。從表面上看，資源緊缺導致價格上漲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是件正常的事情。但是，火車票所代表的鐵路運輸卻是一種實實在在的壟斷資源，壟斷資源在緊俏的時候漲價確有“趁火打劫”之嫌。

　　對此，社會各界爭議很大。接受記者采訪的人士希望在今年的兩會上，會有一些代表和委員就這個問題“說道說道”。

　　“削峰填谷”，利用價格杠桿對客流進行調控，從而避免旅客過于集中，實際情況也多少驗證了這種效果。但必須承認，除了“削峰填谷”的目的外，平衡利潤和保證收入也是鐵路部門的重要考慮。

　　同樣地，飛機票在旺季也貴許多。許多人禁不住地問：這種漲價行為該不該由行政手段操控，尤其是對于這種壟斷資源。

　　已有不少專家和群眾提出，應該把車票銷售市場化，甚至，應該對鐵路運輸進行徹底的市場化改革。他們認為，現在的鐵路運輸仍屬于壟斷資源，漲價并不是市場的行為，而是行政的方式。中消協則認為，春運火車票上漲，侵害了消費者的知情權、選擇權和公平交易權，最關鍵的是侵害了公民的知情權。

　　多年的實際表明，春運買票難、客流擁擠的情況并沒有因漲價而有什么變化。“現在，能買到一張票就不錯了，還得東求西托。別說上浮20%，就是上浮50%也有人搶！”春運期間在北京站VIP團體票口一位排隊買票的男士如是說。在三井公司工作的李女士也對記者說：“那些工作時間靈活的還好，像我們這些坐班的人，單位不放假就走不了，漲不漲價對我們根本沒有任何作用。”

　　手機單向收費咋就這么難

　　打錯電話的、推銷的、拉廣告的、賣保險的，擁有手機的朋友多數碰到過上述“不速之客”。被打擾的煩惱倒在其次，最要命的是自己還要為這種打擾買單——因為手機收費是雙向的。采訪中，一些消費者再次向代表、委員呼吁：該想辦法盡快取消手機雙向收費了！

　　“寢室里6個人共用一部座機電話，自然得備手機，可接個電話都要那么多錢，讓人無法理解。許多發達國家早就單向收費了。按照我們國家的薪資水平，單向收費再應該不過。”某大學學生小李如是說。

　　在北京打工的河南農民小張最近買了個新手機，然而，他的高興沒有持續幾天，他說：“我買手機主要是為了讓家里人能隨時找到我，可沒想到接電話也要交錢。我現在考慮把這個手機賣了，換個小靈通。”

　　專家認為，1987年我國開始建立移動通信網絡時，因為初期投資巨大，為了回收這部分巨大的投資,我國制定了手機雙向收費標準。現在，中國移動通信產業已經發展壯大為世界第一，利潤率全球最高，完全具備了規模效應和低成本優勢，已經具備了讓利于民的能力。專家認為，單向收費難以實行的主要原因就是其涉及面太廣，說白了，就是各種利益主體難以找到平衡點。比如網間結算問題，各運營商的資費標準與策略千差萬別，如果實行單向收費，互聯互通與網間結算問題會更加復雜，還有對固網運營商的影響甚至影響到整個電信市場的競爭格局。然而這些問題基本都是技術性和政策性的，并沒有什么不可逾越的客觀原因。“其實，都討論了那么多年，這個問題總也解決不了，這次會有戲嗎？但不管怎樣，還是呼吁呼吁吧，因為我們太關注了！”小李無奈地說。

　　個人所得稅起征點能否調高

　　接受記者采訪的工薪階層人士期望，自己本來收入就不高，是否能夠提高個稅起征點。他們期望代表委員們在兩會上“催一下這個事”。

　　家住廣渠門的張女士在一家國有企業上班，每月工資2000多元。她表示，發工資時最郁悶的事就是看到工資條上扣掉的稅。張女士認為，目前個稅800元起征點太低，房價在漲、學生的學費在漲、各種福利在不斷取消，個稅起征點應該提高點。

　　專家介紹說，800元的起征點是1981年定的，當時收入能超過這個數字的只有少數的外籍員工。24年過去了，800至2000元的月收入在北京這樣的城市已經屬于低收入水平，繳納的稅款雖然不多，但對其生活有很大影響。按照經濟發展的規律，提高個稅起征點是在情理之中的。但具體提高多少合適，目前還難以定論。各地已經根據各自情況將一些福利、補助計算在扣除額內，實際免稅額高于800元。如廣州1400元，深圳則達到了1700元。

　　建立個人所得稅制度，一個核心作用是調整收入結構，平衡社會財富，抑制兩極分化。“讓富人多繳稅、窮人少繳或不繳才是合理的！”張女士希望兩會能關注這個代表廣大工薪階層利益的話題，盡早調高個稅起征點。

　　看病為什么越來越貴

　　鄰居小曹前幾天得了感冒，發燒、頭暈、喉嚨疼，只好到一家社區醫院看病輸液三天。交款時，他被收費300多元的帳單嚇了一跳，但是無奈還是付款了。三天后，他的病情沒有好轉，只好換了家醫院再看。醫生說他上次治療有誤，需要重新輸液，交費時他再次被帳單嚇了一跳：輸液兩天300多元。

　　這次感冒小曹花了近千元，同事林大姐對此卻不奇怪，“上個月我女兒流感，反復折騰了一個多月才好，一天醫院也沒住，結果花了3000多元！”

　　前幾天剛從老家回來的同事小王說，在他的老家農村，不少人因為看不起病，只好在家里吃“偏方”湊合。

　　看病為何越來越貴？記者就此采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一位研究員。他說，解決看病貴的問題，核心是要醫藥分家，否則醫生開“貴”藥的問題就很難解決。他認為，醫療開支在政府財政支出中的比例應提高。他說，“國家財政收入最近幾年增加很快，財政投向應向醫療和教育傾斜。醫療直接關系群眾的生命和收入，教育關系群眾的生活和國家未來，該拿的錢，國家一定要拿。因此，我建議，今年‘兩會’在審議財政預算時，代表和委員們應該要求政府加大這兩個方面的投入。”

　　禁放鞭炮政策能否調整

　　2月23日，正逢元宵佳節，北京城內鞭炮隆隆、禮花綻放，從傍晚一直持續到深夜。在剛剛過去的春節，各種煙花爆竹更是熱鬧得通宵達旦。不過，這一現象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有點尷尬：按照北京市規定，只有五環外的城郊才是鞭炮燃放區。

　　“現在過年本來就沒什么氣氛了，要是再不讓放炮，那過年還有什么意思啊？”一位市民這樣抱怨道。兩會前夕，接受本報記者采訪的群眾和專家建議：應該好好議一下城市禁放煙花爆竹的問題。今年是北京實行禁放的第十二個年頭，但近兩年來，放煙花爆竹的人似乎越來越多。“周圍那么多人都在放，管都管不過來，警察到底該抓誰啊？”多位被采訪的市民都抱有類似的想法。

　　屢禁難止現象的背后，是否有需要立法者反思的地方？一位接受采訪的專家表示，禁放的主要立法根據在于，燃放煙花爆竹可能導致人員傷亡，并且引發火災。殊不知，這些年違規生產的煙花爆竹越做越大，爆破力和殺傷力越來越強，不對這些生產廠商進行源頭的規范管理，反而因擔心出現問題而“一刀切”，很難達到設計效果。他建議：應順應民意，基本解除禁放措施；在解禁的同時，政府更應切實擔負起消防監管、市場監控、打假堵劣的職責。他說：“其實，作為各地人大通過的地方法規，類似北京這樣的禁放問題在全國不少地方都存在，不知這個問題全國人大能否介入？”